6.7 中华人文思想缺乏追求事物本源意识 忽略对事物本质究根问底的探求，注重事物表象的类比与模仿，坐而论道（学），最终实质成为坐而论术。‘本质’一词在古汉语中含有形体与品质的涵义，形体既是表象，品质主要指质地（quality），而本质（essence）做为事物内在根本的涵义在汉语原意中并不明显，本质做为事物内在根本的涵义应该是在西方哲学被引入中国之后。品质与本质的区别在于，品质是侧重于指事物的有用性，而本质则指事物区别于不同事物的内在本质或根本。品质是对事物有用性的认知，是意识的认知，是意识主体对物质客体的感知与回应，受意识主体的评判，是后天的，而本质虽然也是意识的认知，却是无关意识的客观存在，是先天的。可以说中华古人文思想并不注重对客观事物内在根本的研究或探求，而在下意识中注重于对事物表象品质或有用性的裁决，从而未能形成通过以观察与分析客观事物或客观存在为基础的，从而探求事物本质的思想方法。由于缺乏追求事物内在根本或本质的思想根源，中国众多传统文化经典基本都是论术之作，论术之学，而不是论道之学，论学之学，探求事物本质之学。道教经典《道德经》，道教或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无疑对后来中华文化思想又巨大影响，不论其论道还是论术，其叙述不追究道的本质，充满表象类比，玄妙飘忽，必诱导后人落入论术或表象运用而忽略事物根本而不自知。《易经》是中华群经之首，实为算卦之书，与道德经一样，对表象的观察与归纳得出其规律性的认知，然而这些认知与表述仅停留在自以为知其然而不究其所以然，即仅停留于对表象的观察与认知，而不去追究事物（表象）背后的本质，也不可能通过这些具象去追求本质，这些不足无疑有着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却也使后人萧规曹随，走上究其然，不究其所以然的思想模式。知其所以然是建立起准确的分门别类的自然与人文学科的根本，不究其所以然的思想模式也许是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未能像西方文明那样产生出精准科学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上出现许多方士，术士，纵横家，经略谋士，无疑与传统经典的类比思维的论术与谋略之学有着千丝万缕的文化思想关联。社会学或人文知识是观察研究与人相关的现象，而人的思想意识认知的千差万别使过程与结果都包含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也即是人文与社会知识总是与或然率相关的，这不仅使类比思维的不严谨提供现实基础，也为传统社会方士与术士提供穿凿附会的基础。中国历代文人研经术，论谋略，以为个人晋升之阶，轻社会物质生产致用之实学，对个人而言或许是晋仕捷径，然而成为社会精英整体行为模式，对作为社会进步根本的社会物质生产与实践无疑是舍本求末。而研经术的方法就是研读经典，不以事物本质为理论基础的经典，必然以事例与类比方式代本质理论之学，这种不以事物本质理论为基础的人文知识的承传，最终使经术谋略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数千年之人文积累也就那些古老经典，到了近代更难有新经典之产生。再者中华古人文经典以文言文写就，许多文字字义含混多义，原文甚至无标点符号，断句成为理解的基础，极易产生理解上的歧义，这简直就是先人给后人挖坑，后人注释也只能凭个人学识观感解说，很难说得上是严谨扎实的原著者本意。《孙子兵法》与《战争论》各是东西方兵家经典，《孙子兵法》多是论术之语，语多玄妙，近乎鬼神之学，没有战争经验的读者所能得到的仅是表象与术的运用，误导多于受益，而德国《战争论》叙述浅显扎实，实为论学之书，论战争本质之学，两相比较就明白谋略经术与本质理论的根本不同。 以现代人文知识背景挑剔数千年前人文思想是不公平的，然而古人人文思想与经典是后人思想发展的基础与扶手，两千多年的发展未能使中华人文思想走出巫文化，以及道教思想与儒家思想框框，古人的思想模式与思想成果无疑有思想上的原因，这也是中国社会未能建立健康的人文思想重要因素之一，没有健康的人文思想也就无法产生相应的社会生产与商业文化。而西方以发轫于古希腊的人文思想为基础，社会发展日积月累，建立了各种自然与人文学科，并以此为基础走出人类工业化的道路。
6.8 中华古人文经典限定人文思想的发展 追求事物本源需要严谨的思想体系，这也是商业文化，乃至工业化的基础，类比思维造成扁平的物质观。中国人习惯于以类比的横向关联的观察及思维模式看事物，而不是追求事物本质的纵向的观察与思考看事物，这很可能形成了中国人扁平的物质观。所谓扁平的物质观是指对客观事物的理解或知识的掌握是扁平的，由于观测手段与思想方法的有限，知识的积累局限于眼睛所能观察及经验积累的范围之内，而难于扩展及在此之外的只能靠思想的分析与思辨所能获得的理性认知。这种扁平的物质观一方面是原始的研究手段或以观察或经验作为主要手段的的结果，另一方面却是类比思想模式带来的横向肤浅狭隘的知识积累与文化沉淀的结果。这种扁平的物质观成为中国人世界观或哲学的理论基础，就必然会极大的限制了中华文化对自然与环境探索与知识的追求。这可以从不同历史时期，同时代西方与中华人文思想成果的比较中得出答案，古希腊以始的许多西方哲学思想对现代社会仍有积极影响，做为中华人文基础的道教及儒家思想学说更多的成为中国思想现代化的羁绊。 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学科，对自身学科而言，学科的生命在于纵向思想与知识的发展，横向更多是知识完备与知识带来的技术运用，或相关学科的发现。新学科的建立与发展离不开进一步对本学科事物本质的研究或知识的纵向开拓，所谓对事物本质的追问就是纵向的开拓性思维，是学科建立与发展的根本。 而类比思维的横向关联只能对于可比的表象，而关联的表象之间并不存在严谨的或因果的关系，关联的表象既无严谨的因果或实质关系，也就无益于学科的后续或纵深的知识开拓，即无法带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这无疑是类比思维为主要思维模式的研究与开拓的致命缺陷。类比思维也并非一无是处，类比思维的灵活，不拘一格，触类旁通，对知识是的理解与运用也许是严谨的逻辑思维所不具备，即使是古希腊哲学家的思辨也有许多利用类比进行阐述的例子。类比的优点也在于注重结果的正确及形象的生动，而不是过程的严谨，类比仅是关联，无需严谨，结果比过程重要。严谨是逻辑推理与演绎的基础与生命，就好比建筑大夏，没有严谨的概念基础，就无法建第一层，余此类推，类比要求的是表象记忆，经验与比较，这也许是在知识的传承上强调背诵或记忆，而思辨方面又善于论术的中国人在知识的转化与运用方面能够别具一格，甚而独领风骚的原因。 在文化思想学习或承传，以及研究的方法上，道教与佛教还有儒家学说本质上都是以对经典思想的理解或所谓悟道做为入门及进一步学习或知识及思想增长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以客观事实检验为基础，而是以对经典的理解或甚而所谓‘悟’为基础，这就是明显带有自我修行或修炼的巫术文化或佛道教文化的痕迹，‘悟’注重内在的或向内的思想贯通与理解，而不是外在事物的观察与思辨研究，悟道也就意味着向内不向外，向心（虚）不向实。当‘悟’的结果与现实矛盾，最终必然走向回避现实的虚无缥缈，玄之又玄，求道不求本，求术不求学，这里的学指的是以客观真实事物的观察与实验为基础为知识而产生的学问。任何观察与分析都从表象开始，从事物的表象去观察归纳事物变化的规律或因果，这与‘悟道’不仅是不同的思维模式，更是不同的思维方向，规律与因果要求严谨扎实的辨析，而‘悟’要求贯通与明了，实在贯通不了，就需要圣贤的点拨，也就有了中国民间自欺欺人所谓的灌顶与开天眼。不去追究事物内在的本质，就无法产生严谨的思想学说，严谨的思想学说是工业化的最根本的社会文化基础。这也是做为东方哲学思想基础的儒佛道与做为西方哲学思想基础的希腊思想带来了不同的文明结果，中华人文思想的类比思维与‘悟’为思想方法最终导向唯心的理学与心学，而西方严谨的人文思想走向了科学。
6.9 观念概念理念 传统思维模式的瓶颈 对具象的观察与分析产生思想，而思维是思想产生的过程，思维的过程犹如一个紧凑的由不同环节相互衔接的生产过程。所有生产过程到思想产品的产生都需要相应的生产的材料，或需要处理的标的物，思想最原始的材料就是所观察事物的表象或现象，而在此之上即是思想过程产生的的印象观念概念与理念。不同的思想基础即最原始具象（原材料）必然带来不同的思想产品成果，不同的思想方法（生产过程）也同样带来不同的思想产品成果。对事物的观察在思想意识上首先产生的是对相关事物的印象，印象是一个属于记忆的范畴，对相关印象的归纳产生思想意识的第一个成果，观念。观念的抽象化概括处理产生思想意识的第二个成果，概念。概念与概念有本质的不同，两者都可以含有抽象的内容，内容不能说明两者本质的不同。如果以时间为轴，未来是后，过去是前，观念就是前置的，概念就是后置的，观察与经验产生观念，归纳与提高产生概念，观念是意识体被动的接受，是观察者受外在环境刺激产生的思想意识，概念则是主动的，是意识体或思想者根据累积的思想意识或观念，归纳演绎提高从而产生概念，观念是新概念的基础，概念是观念的提高。这里阐述的观念与概念是作为思想产生的基本元素的作用，作为知识或日常语义，观念概念长混为一谈，也并无不可。然而在思想的产生过程，两者有本质不同，观念是前置的被动的，是思想的基础，概念是后置的主动的，是思想成果。知识的传承过程或学习，学习者或许是主动的，然而知识是既有的，学习行为是主动的，对知识的接受是被动的，既有知识对学习者而言是接受相关知识观念，而不是概念，概念必须由学习者主动产生，新的概念将成为新思想过程与成果的基础。一系列相关有目的性概念的条理化产生理念，理念的系统化产生思想理论，即最终的思想成果。 对具体思维过程而言，这一系列的思想过程并非总是那么清晰可辨，观念与概念有共同之处，而观念是对客观事物被动的感知，概念侧重于对客观事物认知的主动升华产生的思想意识，即抽象的概括归纳，具体表现为在思想上通过定义产生一个与事物相关的新的思想认知，新意识本体，而中国传统思想模式似乎停留在观念这一层面，未能进一步推向概念理念，最终未能产生系统的思想成果。生命的物质本质决定生命追求利益的属性，所有生命行为都最终以利益为依归，追求利益就是生命行为最根本的目的性，中国传统思想模式失去目的性是思想停滞的原因，或社会文化与习俗的原因阻断思想的利益，而思想方法也是原因之一。 从所观察事物的印象到理念的产生是一个由低到高不同层次的思维递进过程，一个纵向的思维思想过程。纵向的思维思想向上向前就是建立条理性理论，向下向后就是追问具象产生的原因，也就是本质，最终走向思想理论的产生。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偏于表象的类比思维，也含有朴素辩证的思维模式，两者都不属于追究事物的本质与推向抽象哲理思维的模式，类比讲求对比，属于触类旁通，道家朴素的辩证法属于整体内涵或质与量的相互关系，对事物的观察与思考都停留在同一层面的整体与表象关联的思维活动，也即停留在观念之范畴，并未产生新的概念，进入新的的范畴。一个纵向的思想产生过程，印象观念到思想理论的产生是一系列的不同层面的思想意识元素的不断提高与提炼过程，一系列相关概念的成熟与思辨，推理归纳讲求连续，不同思想意识元素概念因果的归纳与概括产生对规律的认知，对规律的掌握与运用产生系统性的理念，理念的完备与系统化就产生思想理论，一个思想思维活动从客观主体进入到思想意识整体的过程。 思想理念必然会带来思想理论的产生，这是一个产品毛坯与最终产品的关系。如果说中国传统人文没有系统的思想理论这也不客观的，然而由于思维模式或思想的短板，这些思想成果都局限于感官与观念所及，无法产生作为社会进步基础的思想体系。中国人文传统思维的思想成果普遍停留在观念或概念的范畴，未能达到真正的条理化的理念进而提高到思想理论体系的范畴。严谨复杂的理论思想体系只能建立在一系列的思想概念与条理理念结构之上，作为思想基础的概念来源于对现实物质存在观念的归纳，以及一般化与抽象化处理，使之成为理论体系的素材概念，观念必须来源于对自然与社会物质存在的观察所产生的印象之上，而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文与思想模式在观念与概念这一环节出现了阻滞与瓶颈，这无疑是文化与思维模式存在了思想的局限。任何产品的成果无疑与来源事物相关联，产品材料及生产手段，前者是思想意识元素即印象到理念的递进与处理，即对社会存在的观察与思想处理，后者即是思想的模式与方法，两者都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思想被忽略而无法跨越的短板，而更重要的一点，既是思想的驱动力或方向，在古希腊或西方这个驱动力与方向就是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或共同信仰，中国传统人文存在个人理想或信仰，却不存在社会共同的信仰或理想社会，中国人文所期盼的盛世都是寄托在明君圣主之上，一种宿命的被动的祈盼，而不是主导的追求，在人文思想上也就不存在不需要思想的驱动力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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