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5  解除妨害自由思想的思想禁锢

中国近代历史经历的落后挨打，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功能的缺失，社会失去制造社会文化新血的功能，这个新血就是新思想。没有新思想使中国社会从内部失去自我提升而进入工业化的能力，并且在西方工业化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后，未能像日本一样迅速改变与适应新的环境，而是在旧文化思想的桎梏中挣扎，最后不得以革命与内战的方式结束旧政权，建立新体制。诚然，新政权新体制是新思想革命的成功，在《中国道路》一章以已叙述。这个新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西方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社会现实结合的产物，马列主义作为社会革命的旗帜，凝聚了社会的革命力量，而毛泽东思想将社会革命的力量与社会现实结合，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个思想就包含对中国社会，以及旧的传统文化与思想的深刻理解。而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仅有旗帜性的作用，即凝聚力量的聚旗作用，这也是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总是不得不在党内进行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就意识形态理论而言，教条主义就是原教旨主义，才是真正的意识形态理论，毛泽东思想则是以中国社会现实基础对意识形态理论的修正，没有毛泽东的修正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成功。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革命成功，中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作为体制思想理论基础的意识形态理论也自然而然成为社会文化与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中国也经历了极左的历史时期。也许极左时期的错误可归之于政治领袖的思想因素，然而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基础无论对政治领袖与执政党，以及社会思想都有着绝对的思想引导与遮掩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初期，出现关于姓社姓资的讨论，这就是意识形态思想理论的牵引与禁锢，社会不同思想对改革方向的回应。思想需要批判，批判是思想进步的源泉，事实是最好的思想批判也是最有力的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理论教条同样能规定与扭曲社会思想批判的方向，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无疑起到打破思想框框的作用。现在中国社会已不需要所谓姓社姓资的讨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已做出有力的批判，改革开放过程确立的邓小平理论就是对意识形态教条或原教旨的修正。

然而意识形态理论是执政党立党立国的思想理论基础，就理论而言是执政党一切行为的最终指导，从中国革命到和平建设的历史时期，执政党始终不得不面对意识形态思想理论或教条对社会实践的思想限定，不得不面对教条思想造成的党的思想与理论的混乱与分裂，总是要经历无数的失误与挫折仍不足以纠正错误，最终仍然需要政治领袖强有力的领导去改变中国的航向，也为这种改变提供相应的思想理论。从革命年代的毛泽东思想，到改革开放时期的邓小平理论，新的思想与理论为革命及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新思想与理论产生过程所经历的思想理论斗争，也说明意识形态思想理论对社会思想所具有强大影响与禁锢，甚至不允许关于意识形态思想的讨论与批判。而思想理论的讨论与批判也不足于确立新思想的领导地位的，在战争年代如果没有当年红军的军事失败，就不会有毛泽东重新成为党的领导人的可能，也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同样如果没有极左意识形态思想带来经济发展的困难与社会障碍，与邓小平作为党的领袖，也不会有改革开放与邓小平理论的确立。历史表明，新思想的胜利往往以旧思想意识理论实践的失败为前提，并辅之于政治权力斗争胜利为基础，也说明意识形态思想理论对社会思想的强大控制力。简而言之，意识形态思想理论在思想上已成为一种思想框框，规定了思想的方向与界限，并不利于社会思想的解放，不利于真正的思想自由，自由思想。在西方社会的历史，思想促进社会物质的改变或进步，而在中国由于人治的文化传统，特殊环境（社会政治力量或领袖）改变思想的方向，进而影响社会，现代的毛与邓，历史上的皇权暴力。

二十一世纪无论是人类社会，还是中国都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意识形态思想理论是十九世纪西方社会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思想理论，这些思想理论是相应社会矛盾斗争的产物，代表的是相应社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阶层的社会利益，或追求社会大多数个体的利益。而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作为社会的理想发展的理论体系，其中包含未来社会的设想，也包含作为社会物质基础的设想，经过一百多年的社会发展，现代社会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这与意识形态理论产生的社会环境，十九世纪的资本原始积累与野蛮生长时期的西方社会，在社会的不同群体与阶层等方面都有着量与质的不同。

西方社会已进入福利社会，社会中产阶层的形成，意识形态理论所表述的激烈的不可调和的社会阶级或阶层群体冲突，不再成为潜在的重大社会危机，至少不是迫在眉睫，社会必须没对的问题，而资本主义面对的社会问题同样是社会主义面对的问题，即贫富的分化与社会经济危机。无论是哈耶克自由主义，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还是马克思主义都仅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思考维度，而不是唯一的工具。而意识形态思想理论其本身就是以解决社会弊病与建立理想社会为目标而人为设定的目标或“真理”，在社会意识上具有真理的唯一性与终极性，有如世俗宗教限定了思想的规范，不利于思想的真正解放，只有思想的自由与彻底解放才能做到中华文化与思想的复兴。

11.16  摒弃不切实际思想观念

在每个特定的人类历史时期，与社会物质生产相适应，必然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与思想成果。社会文化与思想理论并非空中阁楼，而是建立在坚实的思想意识与精神意识之上，这些思想与精神意识的基础就是一系列的文化以及思想概念，而概念的基础就是社会现实与物质环境基础。这个过程就是，观察得出印象进而产生观念，观念的抽象与一般化产生概念，社会为追求最大利益产生新思想理念即理论，新概念就是新思想理念的基础，新思想理念成为建筑新社会思想根基，新理念与理论在现实中不断修正。社会现实与物质环境基础是构建文化与思想体系基础概念的来源，产生文化与思想理论概念的最原始的最真实的材料。即是社会文化与理论建立在概念之上，概念建立在社会现实及物质之上，社会现实与物质基础随物质生产环境与历史时期的不同而改变，这就决定了社会文化与思想理论概念的时间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或社会的进步，这些概念可能或已过时，即脱离社会现实，这也是为什么社会文化会不断改变，出现了旧文化与新文化的不同，原因就是社会产生了新文化的概念因素。思想理论同样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社会的改变，思想理论的基本概念也存在过时与淘汰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时间的推移证明原有的符合社会实际的概念已不合时宜，或原有理论的概念设定过于理想或不切实际。理论就是在概念设定基础上的推演与论证，概念错误就可能是根本性的错误，概念存在错误，就需要对概念做出修正，而概念无法修正或者概念是理论最根本的基础设定而无法修正，社会现实又已证明是行不通的思想理论，这个思想理论就必然被淘汰。思想理论是建立在概念基础上的思想推演与判断，思想的推演与判断过程同样会存在错误的可能性，这种错误可能是理论的推演与判断不够严谨。无论是概念的失误还是理论推演的错误，这都可能形成理论系统的陷阱。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概念的混淆，将某些思想意识的概念作为物质概念引用到社会理论体系，就有可能造成相关理论的错误。比如说人民与公民的概念，人民是一个有强烈政治意涵的概念，甚至仅是狭隘的社会革命理论的概念，公民则是一个严谨的社会身份概念。公民以法律为基础，享有法律赋予的社会权利与责任，它是现代社会一个真实的社会因子，是现代社会的基础与根本，公民可以通过一系列严谨的法律程序予以证明，或授予或剥夺某一社会分子的公民资格。人民则是一个与社会文化思想意识或革命理论相关思想的概念，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不是严谨的社会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特别是革命历史时期，人民就可能包含着不同的社会成员。比如在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由于革命任务与目标的不同，农村乡绅与民族资本家就被包含人民阵营之内或排斥在人民的阵营之外，人民的物质定义像一个可以移动的篱笆，某时期可以将一部分社会成员包含在人民之内，而另一个时期又将同一部分社会成员排除在外，这也许是社会革命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然而在社会思想上却非常容易沿用至和平建设时期，这就造成概念的不严谨与随意性，也造成思想理论面对社会现实环境的不严谨与随意，带来社会实践的问题，制造社会困扰，这也是一个意识形态思想造成的社会思想遮蔽。

意识形态思想理论的概念就含有许多像人民与革命这一类含混不清的概念，这与意识形态思想产生的本质与过程有着必然的关系。意识形态思想的产生就是对原有社会秩序与文化的否定与批判，本质就是一场社会革命。诚然，革命属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时期，社会革命需要激情与力量，而严谨不是社会革命的基础，更不是必备的社会条件，人民或革命的篱笆或定义也会随着政治的需要而移动，处在激烈社会革命的时期都基本出现这种情形，法国的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等等，许多曾是社会革命的分子，甚至革命的领袖分子，成为人民的敌人。革命理论是特殊的社会理论，属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时期，然而像人民这一类的概念在过去世界走向工业化的两三百年，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化与革命理论的盛行与普及，使许多具有特殊社会意义又不严谨的政治意识概念深入社会文化思想与生活，成为人们普遍思想意识而不受质疑，甚至成为天然正确的思想概念。然而在人类社会走入后工业化时代二十一世纪，这些属于旧时代或革命时代不严谨的概念也在无形中影响人们乃至社会大众的思想模式，也必然扭曲客观严谨的社会文化思想。

剥削也是一个像人民一样的政治概念，而不是经济概念，经济学应该是一门纯科学，社会经济活动不存在一种活动或某个环节，或存在普遍可以量化的资本称为剥削，理论研究的是普遍性现象的解说与规律，以及背后的本质，而对特殊现象，也必然有相应的社会或环境条件，特殊现象也随着环境地改变而改变。剥削是劳资双方再一定社会供需条件下，对生产利润分配结果的主观意识认知，是社会不同阶层与群体力量对社会利益的博弈，应该属于社会公平，社会管理或政治学范畴。通过罢工与组织工会，以及民主选举或政治手段所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政治与管理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属于政治经济学。如果将剥削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引入社会的经济管理就是一种误导，使纯粹的社会经济活动涂上意识形态的色彩。现今的社会很少有将剥削概念引用于社会经济活动，这就是社会的进步与对陈旧不严谨概念的淘汰。

这一类特殊的思想意识概念从产生到成熟，发展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社会文化思想概念，经历了近代历史与社会的发展过程，成为固有与自然而然的思想意识观念。而近代社会由于工业化与资本生产造成的社会矛盾，使革命不仅是社会现实，也是社会的文化与思想，与革命相关的概念也是人们日常生活耳渲目染的社会观念，并且成为社会产生新概念以及新思想意识的文化思想基础，这些观念与社会物质环境一样成为现实存在，并铺陈塑造社会的思想意识。然而社会物质环境是思想的客观必然基础，过时的观念也是社会文化与环境的组成部分，这些过时的观念只能扭曲与绑架社会思想，使思想落入陈腐窠臼。人民与革命仅是这一类观念的部分例证，所有与意识形态理论概念，以及宗教思想概念对民众与社会的思想都有类似的捆绑与遮掩效应，要做到真正的思想解放，自由思想，思想自由，就必须自觉地的从这一系列概念中自我解放出来。

11.17  中国社会的思想弊端

社会思想并非凭空想象或空穴来风，而与社会的物质现实，以及历史文化人文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客观地说，自儒释道成为中华文化主流也成为社会思想的主要源泉，中国传统社会也不在有新思想的产生，社会思想不过是儒释道的注解或延申，思想成为中华文化的短板，也制约着中国文化思想与社会文明的发展。中国社会阻碍思想自由的弊端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受传统文化思想及思维模式的遮蔽，特点是注重事物表象的观察，缺乏对事物本质的探究或哲学思考，或西方式的追求事物本质的哲学追问，结果是灵活有余而缺乏原则，追求实用便宜而忽略根本。思想产品最终表现两个方面的成果，对本质的追问产生理论，理论的运用产生社会效应或利益。本质追问带来更深与广的视野与思考，而运用与实践带来对理论的批判与修正，即证伪与修正。本质是基础，运用是目的，没有本质的探求，也能达到某些运用的目的，然而没有本质的认知基础就无法产生严谨扎实的思想基础作为理论系统的根本，从而建立理论体系。缺乏理论体系，运用也就相对的偏狭，追求本质的理论体系的思维模式是新思想拓展的源泉。

由于历史与传统文化的原因，中国社会文化与思想，缺乏或从来就不具备文化思想批判传统，或缺乏文化思想批判的文化因素。毫无疑问，文化与思想批判是随西风东渐的文化因素，在中国是近代才有的文化现象。而传统的中国文人却有固守门户之见，党同伐异的陋习，党同伐异与文化思想批判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不问事实，秉承门户之见或意识形态思想而争斗，这都会产生思想的遮蔽。

受意识形态理论的遮蔽，意识形态理论成为判别衡量社会事物对与错的唯一标准。以自由民主价值或意识形态理论为唯一真理，不允许反思与批判，思想僵化，自我禁锢，意识形态思想神圣化宗教化，而不仅是分析社会的一种理论工具。在人类进步进化的历程中，不论是宗教还是意识形态理论都是思想意识的积累与系统化，进而理论化，都是相应社会进步的阶梯与抓手，形成理论从产生到成熟都需要相应的社会环境，也都必然有其社会与历史阶段的局限。随着社会的进步，其阶梯与抓手的历史阶段功能也逐渐逝去，甚至成为社会保守与落后的社会文化思想，遭受新思想的批判，渐而退出思想舞台，成为历史，否则就可能成为新时代新思想的障碍。将意识形态思想作为一成不变永远正确的思想，将窒息社会新思想。

中国社会有一种现象，即一放就乱，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说明社会大众思想缺乏框框与原则，不知道底线在哪，方向在哪，评判的标准是什么，社会大众缺乏自觉的内在的社会思想的准则，心理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总需要一根无形的绳子牵引，个体行为就是盲从，从众心理，人云亦云。表现的是社会大众，而根子却在社会精英群体与文化思想界，精英群体也是一放就乱，社会精英群体与社会文化思想产品并没有形成值得社会大众可以遵循或仿效的楷模与准则，社会权威成为唯一准则，权威松动就是天下大乱，这是世俗社会的必然。而一管就死是因为中国社会文化强调服从与合作，社会大众缺乏独立思考的思想修养，放不知道底线在哪，受管也不知底线在哪，或慑于权威，委曲求全，所有一管就死，整个社会方方面面都自觉等待来自权威的引导，无论是重大社会行为或变革，以及社会思想也是如此，这都是社会缺乏独立思考精神的表现。

社会个体缺乏独立思考精神有着文化与历史的原因，中国社会无论体制内体制外，政府与社会群体，跟风向上，惟上不唯实是普遍的思想作风，这涉及教育方面独立人格的培养，也是威权体制社会的普遍现象。相较于古希腊哲人对问题的诘问方式问答，引导启发与驱动个体对问题本身自我追问与思考，与追问相关的思考也只能是纵向延申，这就必然引向对问题本质的追问。中国社会基本采取传统灌输式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将受教者头脑当成容器，不论是施教者还是受教者都注重于往受教者头脑里灌输知识，灌输的越多越好，犹如僵硬的生产模式，应试教育就是典型的灌输式教育，诚然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是培养大批熟练的白领生产者，然而不是思想者，而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传输知识，还应该培养产生思想的能力，培养思想创造只能通过启发与引导思想者养成正确的思想方法与良好的思想习惯。严谨的思想方法与对本质的追问是培养正确思想方法与习惯的不二法门，严谨的思考与追问就是对观察对象包括前人知识的分析与批判，养成自我对问题的诘问与回答有利于培养独立的思想精神。中国文化的传统思维模式与灌输式教育影响社会个体的独立思考精神， 没有独立的思考精神就难于产生新思想，社会文化思想必然走向停滞。苏联的垮台首先就是思想的垮台，对于社会问题旧思想遭遇障碍，意识形态思想框框局限无法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也无法产生新思想，对外来思想也失去批判的能力，在外来思想的诱导下失去方向，最终是社会的失序与国家崩溃。

缺乏西方思想界严谨扎实的思想理论训练，这即受传统文化传承的影响，同样与教育相关。中国传统人文及哲学思想与西方哲学思想，以及现代科学与人文知识有着本质的区别，儒释道基本不讲究严谨的思维模式，而现代文化思想需要基本哲学思想理论的训练与严谨的逻辑思维基础，这是正确思维与产生思想成果的根本。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类比思维模式，重表象而无需本质关联，严谨并不重要。尽管现代中国人普遍接受现代文化教育，普遍拥有基本的现代文化知识，而传统文化与思维模式对中国人而言，是社会生活的氛围有如呼吸的空气，严谨的哲学思想与逻辑思维则需要通过教育训练与学习获得，而东方特有的应试机制使教育成为填充式教育，而不是启发式教育，受教者习惯于现有模式中找答案，而不是反思与挑战。中国人在思维上普遍存在不严谨与不讲常识的弊端，也即是缺乏严谨的逻辑思维，并未能在教育中得到应有的纠正与训练，这在文化思想界也是常见现象，补强哲学或西方哲学与思维模式的基本训练是唯一手段。

上述这些原因，都会不利于孕育与滋养社会的新思想。思想的批判是新思想的催生器，没有客观严谨论证的思想方法为基础的思想批判，思想批判会失去扎实严谨的思想基础，即使产生新思想也经不起推敲。

一方面是社会传统文化的思想窠臼，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思想教条的禁锢，面对社会现实问题与思想挑战，总是在旧思想理论框架与故纸堆里找答案，其明显且共同的现象就是，对于发生在民主社会的许多现象，如社会失序或社会治理低效，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效分析，多注重于社会现象与结果的陈述，以结果正确推断阐明手段与过程的正确，而不是追究事物的本质，正确结果背后的本质是什么，而找出本质才是思想与理论提高的根本。以表象代替本质，就不会有对这些现象与结果的理论分析，也即是哲学的本质追问，这些现象与结果背后的社会本质是什么。将无法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作为互相理论攻击的工具，不问这是普遍现象或特殊现象，社会现实问题还是社会文化问题，不存在对事物的理论性分析，这都是社会思想贫乏与哲学思想训练底蕴不足的表现。不纠正这些社会思想弊端，中国就难于成为思想大国，而思想是中国社会文化持续发展的基础。旧有传统文化思想固化了社会的思维模式，而意识形态思想理论规定了思想的方向与边际，不打破这些框框就做不到真正的自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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