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8  培養健康的社會思想批判文化

健康的社會思想批判文化需要一個相互寬容與妥協的社會文化氛圍與內涵。中國改革開放之前的三十年經濟建設，奠定了社會經濟起飛的基礎，也由於意識形態思想的禁錮，走了不少彎路，遭遇許多人為挫折，頻發的社會政治運動，對不少社會個體以及家庭而言，不僅是人生軌跡陡變，更是難於忘懷的慘痛經歷。這些社會大歷史不僅使許多人留下難於抹滅的陰影，也造成社會的政治裂痕。更有甚者，受不同意識形態思想的引導，對社會懷有敵對的情緒，不惜散播謠言及編造所謂歷史真相，不顧常識詆毀改革開放前社會建設，矇騙與誤導社會大眾，其中荒唐的例子就是建國至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是一條水平線，意謂社會經濟基本停滯，這卻是一個非常容易證偽的歷史‘真相’。然而對於不注重或缺乏常識的普通民眾，很容易造成誤導與欺騙。比較中美兩國1950年至1976年GDP在全球GDP所占比例就可以得出客觀真實的結論。在這一時期美國每年基本占全球百分之三十左右，中國是美國的十分之一，如果中國社會發展是一條水平線，則美國及全球經濟發展也都是一條水平線，而事實並非如此，誠然，以中國的物力與人力，這一時期中國社會應該有更高的社會與經濟發展。這些胡編的歷史真相，不能帶來任何積極的社會作用，只能加深社會裂痕與傷痛，增加社會發展成本。

對社會歷史與文化的共同認知也是大一統的社會基礎。就歷史與傳統文化而言，以漢文化為主體的中國社會並不存在太多疑義，然而對近代史特別是現代史則不然。中國近代以來，社會變革帶來的動盪與付出社會代價，特別是不同的意識形態思想理論爭論，不僅割裂社會思想，也割裂中國社會。大一統的中國需要一個共同的和諧的社會思想基礎與共同認知，這也包括對近代以及現代社會歷史與事件的概括承受，這並不是說中國社會或政治體制從來沒有問題，而是存在許多爭議，甚至重大失誤並不為過。然而不論是政府還是政治歷史人物都是特定社會文化與環境的產物，將所有失誤歸諸個人是不客觀的，也是不盡公平的。以中國歷史與傳統文化對社會的浸淫，不論是體制還是政治歷史人物都承載着深刻的中國歷史與傳統文化印記，對歷史與文化的繼承不僅是對輝煌文化與政治遺產的繼承，也是對曾經失誤的概括承受，這才是公正客觀與成熟的文化與歷史態度。曾經走過的彎路，既是創傷，也已經融為現代中國社會文化與體制，成為現代中國的基礎。對可能撕裂社會的重大歷史問題的概括承受，讓一些具有爭議的問題留與後人評說，符合中華民族的最大利益。

中國傳統社會存在借古諷今與黨爭的文化，傳統社會是官僚集團利益的黨爭，如今是意識形態偏見的黨爭，只問門派，不問是非曲直，這些傳統舊文化遺毒無疑妨礙社會健康批判文化的建立。理想中國首先是自由思想的中國，而自由的社會思想氛圍首先是公正客觀地對待歷史，公正客觀地進行社會思想批判，否則只能是湮滅真相互相詆毀，社會文化也難於建立健康的思想批判文化。對國家歷史與社會現實的概括承受與妥協，不僅表現社會文化的寬容與妥協，更是社會文化思想成熟的標識，也是現代社會文化與文明的根本要素，然而這正是中國傳統文化所欠缺的。客觀公正地評價中國社會走過的曲折歷程，是中國社會放下歷史包袱走向民族文化復興的基礎，也是理想中國的基礎。

改革開放前之三十年，即留下深刻歷史教訓，值得思考與反省，然而事物總有兩面，與慘痛教訓相對的又是什麼，即前三十年的的摸索，最寶貴的遺產是什麼，毫無疑問，這個政治遺產就是與傳統文化價值相契合的大一統國家機器與社會文化基礎，以及對意識形態極端思想的反思與批判。中國共產黨在內戰的勝利，建立新中國，中國走上有別於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之路，儘管經歷許多曲折，也奠定了現代中國最根本的國家體制與社會文化基礎，這無疑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革命與變革最寶貴的政治遺產。大一統的政治集團能夠以中華民族最大利益為目標，從容的選擇不同於西方的道路，如果沒有建國以來累積的政治資源與社會基礎，中國也必然被國外意識形態思想與輿論所裹挾，走上所謂普世價值之路，最終掉進當代西方民主與民粹的陷阱，失去中華文化最寶貴的民族文化價值，集體主義。中國走自己的路並非否定不同的社會文化思想價值，而是為人類文化的多元提供另一種可能的模式與參考，多元的全球文化，包括不同的社會體制與文化思想為不同的社會文明提供彼此借鑑，無疑有利於人類文明的健康發展。中華文明獨有的歷史文化與近代以來的社會變革歷程，以及新中國的政治資產為中國提供了超越西方文化思想體系的選擇能力，善用與保護這些政治遺產考驗一個民族文化的成熟與智慧。

對歷史的反思也表現一個民族文化思想的成熟與包容，遺憾的是中國數千年的歷史文化很少看到對歷史的真正反思與思想的包容，而兩者是一體的，沒有思想的包容，就不會有社會文化與歷史的反思。反思與包容不僅是文化與思想的批判，也應該是對社會現實的妥協，然而對現實的妥協就如文化思想批判一樣也是中國文化所欠缺的。就現實而言，意識形態思想的爭鬥，以及對許多歷史事件糾結已成為中國社會潛隱的裂痕，這並不利於中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中國社會各群體包括社會精英，應該以中國最大利益作為思想與行為準則，對歷史現實，做出概括承受與妥協，對思想，特別是意識形態思想，採取更務實的態度去面對理論困境，而不是空談價值理論。對社會現實與歷史的概括承受與妥協有利於營造健康積極的社會文化思想批判氛圍。

11.19  自由思想需要思想底線

自由思想是未來中華民族文化復興最根本的基礎，是社會文化活力的源泉。中國傳統社會幾千年的思想沉寂與周期顛覆，與近代落入危亡邊緣都是社會思想失去活力，使社會與民族文化思想失去自我批判與反思的內在動力，從而社會文化思想失去內在自我提升與方向帶來的必然惡果。呼籲新思想，呼籲產生新思想的自由空氣就是要為中華古老民族注入新的活力，沒有新思想未來中國經濟無論多麼強大與富庶都不過是世界思想大國的追隨者。然而文明離不開規則，群體與社會離不開秩序，群體與社會文明都是追求最大利益的成果。群體與社會的本質不允許以個體的自由與利益破壞社會群體共同認可的規則與秩序。而自由思想是追求利益的手段，自由思想同樣不等於沒有任何思想限制，思想同樣需要規則與底線。對現代中國，這個規則與底線就是中國的大一統不容挑戰，不容質疑，中國作為一個完整的社會整體有利於社會大眾的最大利益，中華民族與全體中國人的最大利益不容挑戰。

生命為追求最大利益組成群體與社會，組成群體與社會就必須遵循一定的規則，即秩序與法律，否則就無法產生最大利益，而自由思想的目的就是要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從而產生最大的社會利益，然而並非任何思想都會給社會帶來積極健康的效果。如同遊戲需要規則，群體與社會需要秩序，表演需要舞台，自由思想同樣需要舞台秩序與規則，也即有一個不可逾越的準則。簡而言之，自由思想是為了最大利益，而國家與社會的穩定與團結是謀求最大利益的基礎，這個基礎在中國的物質表現與手段就是中國大一統政黨的領導，這是中華民族復興的舞台與根本基礎，沒有這個舞台基礎一切都是奢談。而自由思想僅是實現最大利益的手段，舞台是表演（最大利益）的根本基礎，手段是表演的展現方式或達到目的方式，而不是目的或最終結果，這就決定了手段或表演的底線，不能把摧毀舞台作為手段或表演，也即是決定了自由思想的底線，這個底線就是不能違背國家的統一與社會的穩定。具體表現就是自由思想不允許反對或質疑黨的領導，及相關的規則即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思想。黨的領導是大中國國家統一，社會穩定，與民族復興最根本的基礎，社會主義道路是社會平等共同富裕的社會保證，毛澤東思想是政權合法性與歷史性的文化傳承，這些都是中國統一與社會穩定的基礎。最根本的一條，自由思想絕不允許質疑挑戰黨的領導地位。而蘇聯的垮台，社會的裂解，就是從質疑挑戰黨的領導開始。

挑戰社會最大利益不屬於自由思想範疇。生命的本質就是追求最大利益，中國的最大利益就是大一統的中國，一黨體制就是大一統中國最根本的基礎，沒有大一統政黨的領導就沒有統一完整的中國。思想自由是自由民主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或基礎，而自由民主價值的社會實踐即帶來社會的進步，也必然最終帶來社會的民主化與碎片化，對於民族與人口眾多，地區文化存在差異與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必然結果是國家的裂解。這兩者，大一統與自由民主似乎在本質上是矛盾的，不相容的，其實不然。這無疑是一種誤讀，就如同自由與群體的關係，共同權力與秩序的關係，兩者的結合的與平衡就是利益，互為基礎與各自最大利益的平衡，這使自由不僅是權力，也是一種責任，不能以自由的權力挑戰群體與社會的秩序與法律，這在任何體制的社會都是不允許的。同樣，自由思想與國家的統一或一黨體制屬於不同範疇與不同的社會層面，自由思想屬於文化與精神的層面，而一黨體制與國家的統一屬於社會物質層面，就如同個體自由離開了群體與社會的物質環境基礎就失去自由本身的物質環境意義，而以思想自由質疑社會體制進而危及社會整體與國家利益，是以自由思想為名的個體利益挑戰社會全體利益，即以個體利益或部分群體利益挑戰社會整體利益，或社會全體的最大利益。這無疑偏離自由思想作為謀求最大利益的手段的目的，超越自由思想的精神範疇與層面，進入社會或思想的物質層面，違背生命追求利益的本質，自由思想是追求利益的手段，不是目的。以自由思想否定群體即社會利益，是對自由思想本質的否定。以自由思想以及自由的權力逃避個體的社會責任並非民主社會的個別現象，而是具有普遍性，也是民主走向民粹的社會必然，自由民主價值在現代民主社會已成為挑戰全體與社會利益的思想基礎與手段。如果將自由民主價值作為超越一切的行為準則，以及社會進步與改革的唯一方向與道路，本身不僅是以生命的手段超越凌駕生命的本質，本末倒置，也是一種思想狹隘與思想霸凌，以及思想自我設限，落入政治正確及作繭自縛的窠臼。這也是自由民主最終走向民粹的理論根據與必然。

自由思想是中國維繫健康文明社會的基礎，也是產生新思想的根本，沒有新思想，中華復興與中國夢就是緣木求魚。而自由思想與一黨體制也並不存在本質的矛盾，這個本質就是追求社會最大利益，一黨體制是中國最大利益的根本，自由思想是追求最大利益的手段之一，現實中不存在超越本質的手段，任何超越本質的手段與方法雖得意一時，最終會自食惡果。在現實中所有意識形態思想帶來的社會惡果都是將手段作為目的，手段超越目的的惡果，比如階級鬥爭成為目的最終走向極左，而自由民主成為政治正確最終走向民粹。

中國一黨體制有如維護群體的秩序，秩序是群體存在的基礎，所有偉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都會將群體的秩序與法律作為自由的基礎，挑戰群體的秩序及法律都不屬於自由的範疇。中國的思想自由也應該是在社會合理合法與秩序環境下的自由演繹，也即是在大一統黨與國家基礎上的演繹，大一統的黨與國家是未來中國夢與民族復興的唯一舞台，這是既是中華民族歷史與傳統文化的傳承，也是中華民族最大利益的選擇，任何離開或跳出大一統舞台的思想或選擇，或哪怕是引向這一結果的可能性，都不屬於思想自由的精神範疇，而是對國家與民族現實利益的挑戰。大一統的中國是中華民族復興的物質基礎，不是思想的限制，而是不容挑戰的底線。

11.20  大一統政治集團 理想中國的根基

理想中國的物質現實基礎就是大一統的中國，大一統符合全體中國人的最大利益，而自由思想是理想中國的文化環境與思想基礎。大一統傳承中國傳統的歷史文化，有利於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無障礙的物質生產與流通的大市場，有利於形成低耗高能完整的經濟體系，也符合二十一世紀全球化趨勢的發展方向。一個分裂的中國就是一個零散的國家群體或相互間分離的區域，不僅市場割裂，彼此間也必然產生關稅與貿易壁壘，人力物力的流通受阻，不可能實現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區域內外都將由於區域與民族，以及文化的差異帶來眾多矛盾與互相制肘，對區域內任何獨立體而言都不如大一統的狀態，蘇聯解體後的獨聯體就是最好例子。蘇聯從一個潛在世界一流經濟體解體成為互相懷疑互設障礙的三四流國家群體，這個國家群體或區域永遠失去成為世界一流經濟區域的可能，對區域內的社會大眾都是利益的損失，而彼此間由於歷史宿仇，以及文化與宗教的原因造成敵對或戰爭更是文明的倒退。

理想的中國也首先必然是歷史中國與文化中國的傳承，歷史與文化是一個民族共同認知的基礎，沒有對中華民族歷史與文化的共同傳承與認知就不會有大一統的中國。近代百年來抗擊列強壓榨瓜分的救亡圖存就是以中華歷史與文化作為族群與社會大眾共同認知為基礎，理想中國就是傳統中國文化的繼承與發揚，這是大一統中國與社會大眾民族文化共同的根，而近代中國抗擊列強，以及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建設新中國的成果與挫折都是中華民族歷史與文化新的沉澱與累積。大一統中華文化就是對傳統文化與歷史，包括近代中國歷史的輝煌與挫折的概括承受。大一統的中國與傳統中國的文化與歷史，以及近代文化與歷史是相輔相成的，是理想中國最根本的物質與精神文化基礎。

中國改革開放以及經濟發展的經驗，與其他發展中國家與地區的比較，中國具有一些明顯的優勢，除了大一統的好處，就是穩定的社會環境，靈活及時的社會經濟調控管理，還可以舉出許多例子。而所有這些優勢背後都有一個共同的因素，就是政府強有力的大手，這隻強大的手保證了社會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社會條件，即穩定的社會環境，適時調整的經濟結構，高效的社會動員與治理能力，而大一統政黨的權威領導就是中國強大政府的基礎，或者說黨的領導是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根本基礎。這種結論對有些人未免難於接受，特別是視自由民主為真理與普世價值的人士更是如此。然而不論願意接受與否，現實的結果就是如此。以社會文化與思想而言，大一統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共同認知，大一統的權威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相契合，近代中國的積弱與受列強欺凌，社會變革與革命帶來的社會動盪，大眾普遍認可強大的政府對社會的強力統合的積極作用，社會大眾的認知是大一統的社會與文化基礎，強大的政治精英集團的領導是大一統的物質基礎。

任何社會民眾都需要思想意識的引領，西方社會靠的是宗教與意識形態，中國是傳統世俗社會，沒有宗教或一神教這樣的社會共同信仰基礎，大一統的政治集團成為社會穩定的基礎。在社會文化傳統上中國與西方有着根本的不同，西方是有着長期宗教歷史的宗教社會，一神教宗教思想對社會文化與思想的長期浸淫，宗教對社會有着鋪陳凝聚與引領的作用，即使進入現代社會，不信教的人日益增多，意識形態成為社會主流價值，宗教影響也似乎日漸式微，有些國家甚至規定宗教不能進入或影響某些社會公共領域，如政府及教育等領域，然而宗教對社會人文歷史的長期影響，圍繞着宗教思想意識形成的社會文化氛圍已成為社會的約定俗成，成為社會文化的基礎，宗教思想或意識形成的社會文化及習俗成為社會的基礎與根本，是社會大眾與不同階層以及群體的最大公約數與共同基礎，經得起社會動盪與外來壓力的衝擊。而作為世俗社會的中國由於缺乏宗教或一神教整體的共同精神信仰，社會也就缺乏共同的社會精神凝聚力，也即是缺乏共同的社會價值，作為傳統農耕文化的集體主義價值也依附在家庭與氏族小集體之上，而不是社會共同的凝聚力與基礎，政府的權威也就成為社會凝聚力與共同基礎的關鍵，尤其是卓越的政治領袖更是能夠將集體主義與英雄主義的精神發揮到極致，這也是為什麼歷代皇朝文化還是那個文化，然而皇朝前期與後期的表現有着天壤之別，皇朝末期的中國社會面對外部勢力也如此脆弱，不堪一擊，根本原因就是中樞權利失能，使社會失去共同基礎與凝聚力。簡而言之，在歷史上西方社會靠的是文化與宗教，進而意識形態價值凝聚社會共同基礎，而中國傳統的世俗社會，文化即是社會的共同基礎，卻是脆弱的基礎，主流價值也多體現在小集體一家一姓或區域之利益，大社會與國家之利益往往需要權威強有力的主導，當社會失去權威強有力的引導，社會就滑向解體。簡而言之，文化與威權是傳統中國社會穩定與繁榮的雙軌，而強有力的權威或卓越的政治領袖往往是能否跨越亂世危局的關鍵，這是文化的悲哀。而現代中國在社會文化與思想上同樣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權威作為凝聚社會大眾的共同基礎，同樣也是一個理想中國的共同基礎。無論是何種社會，大眾都需要引領，西方社會引領大眾的是宗教與意識形態，在現有意識形態遭遇困境的二十一世紀，中國社會同樣需要強有力的社會引導力量，然而無論是宗教還是意識形態都缺乏深厚的社會文化基礎，作為社會的最大的基礎公約數，難於引領中國社會，中國現有的社會傳統文化與思想都不具有引領的能力，更無法抗衡西方文化與意識形態的誘導，一個代表社會大眾利益的大一統的政治集團就是理想中國唯一的選擇。

大一統包含中國歷史文化與地域的傳承，這也是梁啓超提出‘中華民族’這一概念被中國各民族，社會大眾，以及社會知識精英普遍接受的根本原因，這是一個具有幾千年歷史，以及共同文化傳承與命脈的命運共同體，近代所遭受的欺辱更加奠定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共同認知。而中國歷史文化與近代的戰亂，以及世界各國的戰亂，使社會大眾意識到社會穩定與團結的重要，一個強大的穩定的政治精英集團是中國社會統一與穩定發展的根本基礎。一個不完美，並存在諸多詬病的體制可以修正與改良，而一個因意識形態或或普世價值而分裂，甚至走向內戰的國家與社會將難於修復，多民族的國家與社會如中國更是如此，只有分崩離析一途。大一統政黨的政治體制無疑是中國大一統最根本的保障與社會發展的基礎，是中國社會追求最大利益與理想中國的根本基礎。

大一統的執政精英集團與強有力的政府，社會主義體制，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概括承受是中國社會穩定與維持大一統的物質基礎。僅有社會物質基礎是不夠的，不論是人類現代社會還是中國的改革開放都是思想的成果，一個理想的中國需要思想的引導，新思想是中國走向未來的燈塔，也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精英領導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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