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重與生命之輕

——由電影《長津湖》票房創紀錄引發的感嘆

中國電影《長津湖》在中國大陸票房收入創了歷史新高，於是這部電影和這部電影所反映的那次戰役那場戰爭再次引起了人們的強烈興趣。

筆者雖然孤陋寡聞，但還是注意到了網上的兩條博文。一條博文認為：從電影《霸王別姬》到電影《長津湖》，展示的是人和時代的共同墮落；另一條博文認為：一部好的戰爭題材電影，應該使觀眾對戰爭的殘酷慘烈感同身受，從而厭惡戰爭，而不能使觀眾接受和欣賞屍橫遍野前赴後繼的暴力美學，從而產生躍躍欲試的危險衝動。

筆者基本認同這兩條博文的價值取向，但還覺得有些話如鯁在喉，不能不吐。

中國著名劇作家沙葉新先生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回憶到一個令人潸然淚下的細節：黃佐臨先生感嘆錢不夠用！黃佐臨先生是中國泰斗級的話劇導演藝術家，有南黃北焦（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黃佐臨和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焦菊隱）之美譽，他即使在文藝界也一定屬於高薪階層，可黃老居然感嘆錢不夠用，乍聽起來，有些匪夷所思，可細細一想，相對於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的不斷追求，錢——哪有個夠啊！就像日本電影《追捕》結尾處，杜丘的那句台詞，由上海著名配音演員，已故畢克先生歷經滄桑的聲音演繹出來的：“哪有個完啊！”

如果我們閱讀了理解了中國近代思想家龔自珍的那首《詠史》詩，或許能有所啟迪、或許還能產生無盡的聯想——“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

關於長津湖戰役，雙方真實的傷亡數字應該不是哥德巴赫猜想，不會再讓那些世界一流的數學家至今仍然對此有着無窮的吸引力。那麼，美國中國俄羅斯韓國朝鮮為何仍然各自有着自己的版本和解讀呢？其實答案並不複雜，這是各自的生命價值觀使然。

生命價值觀像度量衡一樣可以秤出生命的重量（並非是人的體重），也可以丈量出人與人之間混沌和清醒、愚昧和自覺、野蠻和文明之間的距離。

人性的生命價值觀認為：所有人的生命價值是相等的，生命份量高於和大於一切，只有為捍衛所有人的生命權而犧牲的生命才是死得其所的，所有人本身都是最高意義上的目的。

非人性的生命價值觀認為：人的生命價值是不等的，政治利益統治利益遠遠高於和大於生命份量，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而人民是一個政治概念，在不同的階段，由於政治利益和統治利益的不同，其內涵和外延都是不同的。絕大部分人都僅僅是工具和手段，只有最高統治者及周圍的極少數人才是目的。

人性的生命之重是不可計量的，非人性的生命之輕是不可承受的。

1950年，中國大陸掀起了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這場批判的政治用意之一就是徹底肅清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的流毒。然而，正是這位陶行知先生留下了一段至理名言——中國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翻身，要等人命貴於財富；人命貴於權位；人命貴於機器；人命貴於一切。只有等到那時，中國才站得起來。陶行知先生的這段名言真正應該讓每一個中國人驚醒啊！

英國電影《簡愛》中簡愛對羅切斯特講過一番氣壯山河的話，這段話通過上海著名配音演員已故李梓先生如泣如訴的聲音傳遞過來了：‘你想錯了！——我的靈魂跟你的一樣，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樣！要是上帝賜予我財富和美貌，我就要讓你感到難以離開我，就像我現在難以離開你一樣。我現在跟你說話，並不是通過習俗、慣例，甚至不是通過凡人的肉體——而是我精神在同你的精神對話；就像兩個人都經過了墳墓，我們站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因為我們是平等的！’這段話其實就是生命價值平等的最直觀最通俗的詮釋。如果認為這種詮釋空洞無物，還是麻木不仁俯首帖耳地接受“做奴隸的時代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如果這樣的體面尊嚴字正腔圓的歌聲，最終還是不幸地被淹沒在艷羨乞求陶醉迷戀“特供”待遇的奴顏婢膝荒腔走板的雜音中，那麼，人們就只能再次默念徐懋庸為魯迅先生寫的那幅輓聯：“敵乎友乎，余惟自問；知我罪我，公已無言。”

兩年前，筆者曾遇到一位來自中國大陸杭州的女遊客，她在獲悉旅遊大巴司機的收入後脫口而出：“看來資本主義國家的收入也不過如此啊！”話語間得意自豪之情溢於言表。據筆者觀察，這位杭州女的年齡絕對不會超過40歲，也就是說她應該出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屬於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的一代，他們是受到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和世界全球化滋潤最多的一代人，而對西方世界仰視→平視→俯視的起承轉合竟如此之快，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對自己和外部世界竟如此無知狂傲，令人憂心忡忡悲從中來；對不同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的偏見和烙印竟如此之深，使人瞠目結舌不寒而慄；因為狹隘和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

此時筆者驀然想起一位睿智老人講過的一句話——上面還是西太后，下面還是義和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