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一直疑惑，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胡耀邦和赵紫阳身边工作过的人，撰写回忆录和接受采访的不少，却鲜有提到接连为这两任总书记服务的中办主任温家宝的。不知道是他的谨言慎行让他在同僚中不那么起眼，还是他的工作性质过于的功能性，所以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八十年代的中共是老人政治的世界，一线领导人年逾古稀，二线元老们更及耄耋之龄，1942年出生的温家宝在当时的权力中心算是“小朋友”，可就是这位“小朋友”，却周旋于复杂的高层斗争之中，连续服务叁任总书记，历经两任老板倒台，最终保全自己，平安走上了更重要的岗位。除了他的实心用事、谦虚谨慎、业务能力强外，也不得不说是有点政治天赋。一些不太恭敬的评论调侃他是中南海里溷出来的人精，倒也在一定程度上贴切。对中共高层权力运行和博弈规律的熟谙，对他日后的身居高位必然有帮助。 笔者在八十年代政坛人物的回忆材料中搜罗了一些有关温家宝的小故事，记录在此，也许能帮助我们一窥他的深层底色。
谁坑了邓力群？ 1987年初，胡耀邦辞职下台，中央开了一个生活会将他“搞臭”，事后发布会议《通报》及五个补充材料，昭告天下。薄一波主持文件起草工作，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的笔杆子、“左王”邓力群亲自操刀。不久后开始流传一种说法：邓力群篡改胡耀邦在生活会上的检讨发言《我的表态》，蓄意抹黑耀邦。这一传言彻底毁了邓力群的名声，使这位邓小平看中的总书记接班人在87年秋天落选了十叁大中央委员，政治生命就此结束。 邓力群在他的自传《十二个春秋》中记录了事情的详细经过。细读之下，此事皆因“中办的同志”做的文件传递、文件校对、汇报工作而起，恰逢办事人员大意，结合高层人物对邓力群的不满，借力打力，断送了邓力群的光明前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中发文件《通报》【补充材料之五】是一份对胡耀邦的生活会检讨《我的表态》发言稿的整理，由邓力群手下的书记处研究室的卫建林执笔。 胡的《我的表态》有两个【原始版本】：1）胡的手写发言稿；2）胡的现场发言速记稿。（中共的会议上领导发言一般都会预先准备发言稿，现场发到与会者手中，可以边听发言边标注。）起草《通报》正文时，一直使用的是【原始版本1】。 有一天，“中办的同志”把【原始版本2】送到了薄一波办公室。 五月初，卫建林依照【原始版本1】开始写作【补充材料之五】。 5月12日，卫建林写完了【补充材料之五】的初稿，交了上去。 5月13日，薄一波办公室把【原始版本2】给了卫建林，卫建林在没有询问确认的情况下，根据【原始版本2】对【补充材料之五】做了几处很小的修改，并画蛇添足的加上了“经胡耀邦同志修改”。 在此期间，“中办的同志”看到了卫建林根据【原始版本2】修改过的【补充材料之五】。 6月2日，“中办的同志”告诉与胡耀邦关系深厚的胡启立，【补充材料之五】的文件起草同志对胡耀邦的发言做了多处修改，胡启立马上责成复核，并通知了赵紫阳和薄一波。赵紫阳批示：不应擅改，立即追查。 在此期间，薄一波办公室询问了中办秘书局负责人徐瑞新后，才知道他们给卫建林的是【原始版本2】，遂通知其修改。卫建林将【补充材料之五】改回了根据【原始版本1】写的版本。随后，【补充材料之五】正式发布。 7月14日，薄一波写信给邓力群，让他写报告说明此事——邓力群直到此时才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情。 7月16日，卫建林写了一份说明事情原委的完整报告，由邓力群上交胡启立和赵紫阳。然而石沉大海，中央再无批示出来澄清此事。 随后，党内传言四起：“邓力群篡改胡耀邦的发言。这样的人，我们不能投他的票、不能选他。”——邓力群自己判断，中央机关中一定有同情胡耀邦的人推波助澜。 秋天，邓力群落选了十叁大中央委员。 许多年以后，邓力群还在回忆录中感叹：“为什么在背后下这样的毒手，企图置人于死地呢？” 笔者不好说故事中又传递不同版本文件又向常委胡启立打小报告的“中办的同志”一定和当时任中办主任的温家宝有什么关系，但通过此事，足见中办工作对人的细致程度要求极高，一言一行、字里行间皆可做文章，一时大意、分毫之差都会引发严重后果，而高层政治人物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派系间在各层面的斗争，则极考验人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刚从属于技术单位的地矿部“转业”不久的温家宝能胜任这份工作，是值得佩服的。
鲍彤：温家宝可以说“鲍彤是瞎说的！” 作为六四中入狱的最高级别中共官员，鲍彤先生这两年不知怎的，似乎加入了“反贼”阵营，观点、言辞之激进，令人瞠目，不知道他人在北京、拿着一个月两千块的退休工资（幸而还能享受离休干部的免费医疗），怎能有这样的勇气。感觉这位老先生的言行是出自真诚的信仰，虽然后半辈子为自己的理想受了许多罪，但仍初心不改，还是值得尊敬的。 鲍彤在接受采访时只要被问到温家宝，总是说：“家宝人很好，工作认真负责。”看来对温家宝还是很有好感的，这是真正认识和熟悉温的人会说的话。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时，鲍、温、赵就在勤政殿进门后的叁间办公室里工作，可谓朝夕相处。倒是有些自称赵的近臣、实则从来没见过赵或温的人会聒噪温对不起赵等荒诞不经的说法。 鲍彤先生近年来在回忆六四时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是邓小平亲自组织发表4·26社论激化了学生情绪，使得学运升级，逼迫赵紫阳下台，动机是邓担心赵在自己死后学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清算自己非法让胡耀邦下台的事儿。这逻辑通不通暂且不论，为了支持此观点，鲍彤多次在采访中重点讲述了他89年时没被通知参加4月24日政治局常委会的事。 鲍彤在十叁大后被任命为“政治局常委会政治秘书”，而不是大家通常认知的“赵紫阳的秘书”，因此按照规定，每次常委开会他都应该参加。然而，1989年4月24日的常委会，鲍彤没有被通知参加，而正是在那次会上，邓小平和其他常委将学运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这一结论通过着名的4·26社论昭告天下，导致了本有退潮趋势的学运激烈升级，最终酿成六四的悲剧。 有趣的是，当年，正是温家宝亲自告知鲍彤他未被通知参会： “24日晚上李鹏专门告诉中央办公厅主任：‘今天晚上的会，你不要通知鲍彤。’这个话是我造的吗？不是，是温家宝告诉我的。温家宝在后一次常委会上跟我说：‘上一次常委会开会的时候，李鹏说不能通知你，因此我没有通知你。但是会议的情况你必须了解’。’”据鲍彤说，这是4月28日的常委会前，温家宝当着中办一位徐副主任的面对他说的。（这里的“徐副主任”应当是徐瑞新，长期负责中办秘书局工作，和负责警卫局工作的杨德中都是中南海的老人，是温在中办的搭档。） 寥寥数语已将中办主任温家宝的形象刻画得鲜明。对于有元老支持的李，他不能不从命；对名义上的老板赵，他要尽量妥善应对；对既定的规矩、流程，他要严格遵守，不落人以口实。不错，李鹏只让他不通知鲍彤参会，并没有说不能让他知道，那就应当告知，并且要当着第叁方人证的面。如此心思缜密、谨慎周到，实在令人叹服。 鲍彤先生非常可爱，他就此事在采访中向温家宝喊话：“（趁着当事人还在世）我觉得现在应该说这个话，如果不符合事实……温家宝可以说：鲍彤是瞎说的。”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我们站在今天回看，已经知道最后双方的胜负结局，而当牛的温家宝，则是在高层权斗正酣时做抉择，保持平衡，寻求自保，他所做的每一种选择都是有风险的。
最早动用武警驱散抗议者 很巧的是，89年那场由胡耀邦逝世引发的北京大风波中，最早动用武警驱散抗议者的事件就与温家宝直接相关。 根据胡耀邦治丧办公室新闻组李平的回忆，由于部分群众为胡耀邦的遭遇愤慨不满（同时也对社会现状不满），“4月19日凌晨，新华门受到4次冲击，有人已进入新华门，到了‘为人民服务’的影壁下，是前所未有的举动。凌晨2时，中办主任温家宝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商讨对策，草拟了北京市政府名义的公告在现场广播，调派大批武警，至凌晨5时，才使人群散开。” 中办主任温家宝也曾零距离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势，不知道当时的他是否指挥若定。 在那之后，抗议群众也曾试图堵截胡耀邦的灵车，导致送葬车队被迫绕道，这和后来戈尔巴乔夫访华时遇到的情况一样。可见，邓小平等人召开4.24的常委会、发布4.26社论并非像鲍彤认为的那样毫无道理、有意激化群众情绪，现实发生的一些情况确实令当权者不安。 关于六四的是是非非，至今众说纷纭，两边的人可以给出截然不同的叙述。笔者认为，温家宝作为当时的中办主任，周旋于两派高层人物之间，应该是对六四的情况了解得最全面最准确的，希望他有一天可以为我们还原这段历史。 ——— 在一个政治动荡的年代担任中办主任的要职，温家宝能周旋于高层权斗间历叁朝而不倒，足见其特别的能力。不再担任中办主任后，他由党转政，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访贫问苦，为民生福祉奔波。比起红墙大内的刀光剑影，他会更喜欢哪份工作呢？
（2022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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