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溫家寶1989年的照片，幾乎找不到什麼笑容，多是神情凝重，面色陰沉，就像那張他跟隨趙紫陽在廣場上的著名照片中那樣——89年對他來說大概是不怎麼開心的一年。89年對中國來說是動盪而悲傷的一年。從年初的班禪逝世、拉薩暴亂，到春夏之交的胡耀邦逝世和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他都或多或少見證了，參與了。
大師之死的“危機公關” 筆者在本系列的上篇中寫到了1989年1月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溫家寶帶領中央醫療小組緊急趕赴西藏日喀則搶救突發心肌梗塞的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不久前在翻看與此事相關的《人民日報》文章時，筆者對溫家寶帶隊赴高原搶救大師的目的突然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以下觀點沒有任何證據可以支撐，純為個人推測。） 《人民日報》1998年2月1日第4版文章《溫家寶等在拉薩慰問西藏民族宗教上層愛國人士希望大家化悲痛為力量齊心協力工作》中寫到，溫家寶在慰問時發表講話，非常詳細地描述了十世班禪的逝世過程： “班禪副委員長是在日喀則期間於１月２８日凌晨４時３０分突發心肌梗塞……” “……班禪副委員長患的是急性下壁、廣泛前壁心肌梗塞，病情過於嚴重……” （筆者發現一個有趣的點，就是溫家寶喜歡用完全沒有必要的嚴謹語言描述病症，比如他2016年在國科大做《我的大學》演講時，描述自己讀大學時得的是“浸潤型”肺結核。） 同時，講話中也着力強調了西藏和中央為搶救班禪大師付出的努力： “胡錦濤等西藏自治區黨政軍領導同志，聞訊後即刻率領醫療小組奔赴日喀則。” “……率領北京醫院專家小組乘專機火速趕赴日喀則參加搶救……” “我們克服重重困難，連續兼程，僅用７個小時，就由北京趕抵日喀則……” 從以上細節可以看出，溫家寶希望在他的講話中向公眾傳達兩個信息：1）班禪大師確係突發重病自然死亡，2）中共為搶救大師做出了最大努力。 然而，由溫家寶率領的中央醫療小組赴藏的主要目的真的是去搶救班禪大師嗎？筆者在此想提出的觀點是：中央醫療小組趕赴日喀則搶救大師實際上是一場危機公關的“作秀”，他們並不認為此舉有任何挽救大師生命的可能，只是希望藏地民眾看到並認可中央在挽救大師上做出的努力，從而儘量降低大師之死對當時西藏局勢產生的負面影響。而想出這個主意的人，筆者認為正是溫家寶，他也親自主導了該計劃的實施落地，這和他後來處理公關危機的行事畫風有諸多相似點。 首先，班禪大師突發的是心肌梗塞。心肌梗塞的黃金搶救時間是發病後3-5分鐘（first aid），最長的有效搶救時間也不超過120分鐘，中央醫療小組從北京出發到到達日喀則就花去了7個小時（途中因為天氣原因耽誤了幾個小時，但本來也絕無可能在2小時內趕到），可以毫無疑問地說等他們到了日喀則“黃花菜都涼了”。這裡筆者有個不太恰當的比喻，但絕非表達這兩者在性質上存在可比性，就是2020年初武漢突發新冠肺炎時李文亮醫生去世的事件，醫院在李醫生死後又對其實施了幾個小時的“搶救”，然後再公布其死訊，以期平息公眾對吹哨人慘死而產生的憤怒情緒，當然這場危機公關以失敗告終，“假搶救”適得其反地助推了公眾對政府的不滿。因此，筆者推測，1989年1月28日，當中央收到西藏方面發來的大師突發心肌梗塞的消息時，並不會認為千里迢迢派醫療小組赴藏能拯救大師的生命，此行純粹是應對這個重大政治危機的公關手段，因為班禪之死將會激化藏地民眾和政府之間已然高漲的對立情緒。 筆者之所以認為溫家寶是這個計劃的提出者，是因為這番操作很符合他日後表現出的公關才能和風格。溫家寶身上除了中國傳統士大夫“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理想道德外，也具備西方民主國家政客必備的公關能力，並且由於天賦或者什麼原因，非常善於此道。他在總理任上博得了許多中國大陸、香港和海外媒體的好感，媒體們傾倒於他的獨特魅力，甘願做他的“自來水”，將他的公開活動傳播成為公眾熱議的話題，使他大量圈粉，近幾十年來沒有一個中共領導人在這方面可以和他相比。他處理危機公關時確實有“作秀”的習慣（筆者此處並非批判），比如2010年甘肅舟曲發生泥石流災害後，他去受災現場親自給救援人員遞千斤頂，而2011年7·23甬溫線高鐵事故上他的表現則讓筆者聯想到1989年大師之死的危機處理。溫家寶趕到現場開新聞發布會時已是事故發生後6天，發生事故的高鐵車輛殘骸已被掩埋，他卻還在講話中強調“救人”這一概念，顯然是要向公眾傳達黨和政府對人民生命的重視。當然那次危機公關可以說是他職業生涯中的一大敗筆，至今在微博上還能找到大量當時罵他的評論內容，其中應是涉及較為複雜的高層權力和利益博弈，筆者暫時沒有找到可信的資料。救“無可救”，以“救人”概念安撫民眾情緒，這樣看，高鐵事故與大師之死何其相似。 另一方面，筆者認為如果不是溫家寶自己提出的這個危機公關的點子，以他當時的職務，並不應該承擔冒着生命危險帶領醫療小組上高原的工作，畢竟中辦主任的職責是領導中辦服務好總書記。當然，溫家寶在擔任中辦主任期間也出過一些職責之外的“特殊任務”，比如1990年陪李昭去江西共青城下葬胡耀邦的骨灰，1992年和宋平一起去灑鄧穎超的骨灰。參與這些活動，並非完全出於名義上的“代表總書記表示慰問”，更多是因為他與這幾位人物的特殊關係與私人感情。 最後一個問題是溫家寶策劃和實施這場圍繞大師之死的危機公關的動機。想來他也是希望儘自己所能，幫助西藏和中央減輕班禪去世可能給藏地局勢帶來的不利後果，為當時已是萬般艱難的拉薩做些什麼。在這此危機公關中，他表現出的機智、勇敢、決斷力和執行力都頗為亮眼，這些素質也是他能在後來躋身中國最高領導層的原因。 以上的觀點也許是筆者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中央醫療小組赴藏搶救班禪大師也許就像溫家寶講話中說的那樣是“趙紫陽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指派的，這明暗兩種動機是很難區分開的。有趣的是，溫家寶就任總理後，關於他1998年夏天領導長江抗洪時堅持不讓荊江大堤分洪的“光輝事跡”被人們所熟知，而1989年初他在雪域高原上的臨危受命故事卻鮮有人知，看來當事人並不那麼希望此事過多傳播，也許其中真的另有隱情。 1989年的雪域高原上還發生了一件事情是當事人後來非常不願意讓更多人知道的，那就是3月拉薩發生的大規模暴亂及其應對措施，大師之死也是導火索之一。時任西藏區委第一書記的胡錦濤引用了一條建國後不曾付諸實踐的法律條款，即，如果政府只對一個城市的部分區域實行軍事戒嚴則無須當地人大機構投票表決同意。在拉薩城中，軍隊和武裝叛亂分子展開了激烈的巷戰，在離區委辦公樓只有幾條街的地方交火，胡錦濤因其在處理暴亂中的果決表現，獲得了“拉薩之虎”的諢號。該事件最終的傷亡數據和孰是孰非至今還無法定論，但西藏區委應對拉薩暴亂的措施卻在無意中啟發了六四時的李鵬，後者通過引用相同的法律條款對北京的部分城區實施了軍事戒嚴，引發了最終的慘劇。也許胡錦濤在上台後對中國互聯網進行史無前例的嚴格審查有部分原因是為了刪除自己的這段“黑歷史”，不論是出於正當還是非正當的原因，他的手上也曾沾染人民的鮮血，想來這是他不願為之而又不得不為的，這對於他這樣性情溫和、儒雅善良的人來說無疑是悲哀的。 （2022年1月29日）
關於“以他當時的職務，並不應該承擔冒着生命危險帶領醫療小組上高原的工作”這個論點，筆者最近在查閱溫家寶的“年譜”時找到了新的支持證據，補充記錄在此： 首先，1989年1月28日帶領中央醫療小組趕赴日喀則，是溫進入大內後第一次被公開報道的帶隊出京辦事。 然後，溫下一次公開帶隊出京，就是將近兩年後的1991年4月初在福建福州舉行的全國各省市區黨委秘書長南方片會議了。這個會議的主題和中辦主任的職務還是沾邊的。 溫再下一次公開“單飛”出京，就到了十四大結束後不久的1992年11月9日至18日，他去了湖南考察農業。這是因為十四大後他即將卸任中辦主任的職務，開始從黨務向政務轉型，並且在之後主要負責三農工作。 通過上述三條年譜信息可以看出，1989年的高原之行無法以常規的職務範圍內工作來解釋，是一趟特殊的任務。 （2022年2月14日）
系列文章：
溫家寶的1989（上）：雪域高原 溫家寶的1989（上2）：大師之死的“危機公關” 溫家寶的1989（中）：“不靠譜”的胡耀邦 溫家寶的1989（下）：六四電報羅生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