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迫切需要确立文明的历史观
——兼谈文明史观的含义、内容以及应用
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都必然伴随着人类历史观的巨大进步和实质性飞跃。无疑，21世纪初的现在，中国社会又一次对历史观表现出来研究和探讨的热情。事实上，中华民族要走好21世纪百年之路或者为更长远的未来文明打下坚实的精神基础，就必须在科学思维方法的指导下，为我们的民族确立起文明的历史观。
历史观是人们对历史事实（包括现实与未来）的看法、态度、立场以及处理实际问题表现出来的行为的总和。历史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支配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以及制约着人们如何选择未来的方向。可以说，在社会生活中，一切理性的活动都是基于一定的历史观下的行动。
因此， 历史观的重要性在于，对于人们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的方法以及如何走向未来的选择，都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从理论上说，一个具有文明的历史观的民族才能够成为具有远大发展前途的民族。因为文明的历史观能够为一个民族解决眼前面临的各种社会事务提供合理的、可靠的方法，并且能够让一个民族具有远大的未来目光。事实上，中华民族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直到20世纪百年，始终缺乏系统的、完整的和逻辑性的历史观。在20世纪里，孙中山先生开辟了中国政党制度的先河，并且在理论上创立了“三民主义”、在国家政权制度方面提出了“五权宪法”的构想。但是，在辛亥革命后，中国却重新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中，1921年共产党的成立，在理论上接受了通过十月革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然而，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接受、理解和运用始终十分有限。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最终随着1966—1976年长达十年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结束而告失败。
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对中华民族具有桥梁般的意义，改革开放时期飞架在中国20世纪和21世纪之间，不仅给古来的中国注入了无限的发展活力，同时伴随着全球化的趋势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可以说，改革开放时期为中华民族确立崭新的历史观提供了基础、创造了前提、准备了条件。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过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整体性、综合性的发展时期，知识、科技、教育、文化、信息等因素将逐步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主导性因素，这也将导致社会发展动力随之发生实质性的转化。
在21世纪初，中国对新的历史观的需要不仅是一个迫切的理论任务，而且是一个十分迫切的现实需要。因为崭新的文明史观对于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与生活进步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新的历史观是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继续发展与进步的根本要求。在政治方面，中国社会最需要有效的组织，而另一方面，公权力在人民中的威信却丧失殆尽。政治改革是经过了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后的首要社会任务，也成为中国大陆社会面临的一项最具体的政治工作。但是，这项工作的进展却迟迟迈不开步伐或者进展缓慢。
在经济方面，当着中国社会采取以资本为导向的企业改革后，社会分配的差别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文化方面，以权力意志为中心的文化已经转向多元化。
中国必须为改革开放时期开辟崭新的发展途径、提出崭新的发展方法和社会目标。
一、在中国形成新的历史观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在中国，思想界以及普通的人们对历史观的探讨热情，又一次随着对许多现实问题和历史事件的关注而被激发出来。当韩寒、袁腾飞现象出现后，标志着对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已经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在21世纪的当前，一场关于历史观问题的争论已经不可避免。从大的历史运动来说，这也注定是中国文化发生重要转折的时刻。 身为北京日报社社长的梅宁华发表文章《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辛亥革命百年回眸》，试图对目前发生在中国社会里的一系列文化现象和思想表现作出评价和反击。但是，从梅宁华文章所表达出来的思想观点看，他只能是适得其反。因为他并没有真正把握住我们时代生活的实质和方向。他所试图阐发的历史观也是落后的、枯燥的和陈旧的。
梅宁华在文章中所表达出来的观点，几乎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对中国20世纪百年历史做出的一种说明。但是，他的理论结论注定是苍白的和贫乏的。因为他持有的历史观，只是一种政党意识的老调重弹，既不足以帮助中国人正确地认识20世纪百年历史，也不能够阐明一种中华民族需要的新的历史观。显然，梅宁华是没有战斗力和说服力的，他的理论观点说服不了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诸如韩寒、袁腾飞等人，也不会对中国在20世纪百年的史观不足以表达20世纪中国历史的本质，更不足以说明人类未来的运动方向。
按着权力者的思维逻辑解释自身的历史生活，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也是官本位条件下的意识形态的特色。梅宁华的文章，无非是通篇的已经被重复了多次的官方意识。梅宁华的文章一出，网络上便有批判文章的出现。天涯社区里有 笔刀侠的《旗帜鲜明地反对梅宁华的历史观》。但是，就我看来，双方的文章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以及思想深度而言，还不足以阐述出崭新的历史观。着是中国人理论思维能力落后的表现。而按着恩格斯的定律，中华民族欲要站在科学的高峰上，就必须首先站上理论的高峰。
我们可以把目前思想界关于许多历史问题的争论以及表达出来的思想视为崭新历史观出现和确立的一个引子。事实上，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都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打破传统。回顾中国历史，百家争鸣奠定了农业文明的以伦理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当然，这种思想体系归根结底是由小农经济基础的产物。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社会的基本劳动组织是以家庭为基础，家庭（包括家族成员）按着辈分大小依次排列，而在政治方面，国家政权也直接模写了家庭结构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农业社会，一切大规模的工程、建筑以及公共设施都由政府主导承建。在政府之外，既不允许存在独立的政治力量，也不允许存在独立的经济力量。百分之九十的农业人口和百分之十的官僚及其它阶层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这样的社会构成具有超稳定型的性质，任何社会分工力量都无法突破。
继人类17世纪的工业革命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基于电子技术的信息化所形成的全球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超越工业革命的事件。在世界范围内，工业经济从发生到20世纪50—60年代的成熟用了大致两个世纪的时间，在中国，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算起到现在，也走过了近150年的时间。但是，中国的整个制造业仍然不能够算作一种成熟的领域。制造业的成熟可能还需要21世纪上半叶50年的时间。
中国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正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中推进的伟大历史事件。这个时期是中国产业分工近乎裂变的时期，通过这个时期，中国产业分工的基本模型已经初步具备，但是，整个产业构成中的科技成分还处于相当落后的状况。
全球化的世界趋势为人类阐明全新的历史观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并且，也使得人类对新的历史观成为必然需要。因为人类的生活形态和生产方式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人类对自己历史的认识必须发生巨大的升华。 在中国形成新的历史观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这些条件包括：1、经过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全球化的潮流中。这个动向是不可逆转的。2、在21世纪初，需要形成新的历史观的思想性事件已经发生，从2005年起，思想界开始对改革开放进行反思，民间对毛泽东的批判声浪的高涨以及毛泽东崇拜者的反击剧烈地进行着。 3、公开的、公正的批判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并且批判邪恶的权力是中国文化转型所需要的一个基本条件。
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时期正好对应着世界的信息化和全球化趋势。信息化和全球化固然是中国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外因，但是，如果从世界一体化的角度去看，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不完全是中国本国的事情。
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内部社会分工最剧烈、最迅速是时期。不过，整个制造业的落后使得中国部可能成为引领人类知识和科学技术的主要力量，但是，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由于人口优势却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经济体。
社会多样化是中国国内意识形态多样化的直接导引。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2的宗教传统的国家，佛教对中国的影响悠久而深刻，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则相对要晚得多。客观地说，宗教从来不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因素和主流因素，而是中国文化中的外因和支流。
从流传下来的《易经》这一中国文化的源头判断，体现着汉字在周代之前的发展状况和记录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水平。同时最直观地反映着古人在行动之前对于事件结果的预见性。
中国的文化形态以百家争鸣为成熟的标志，在此之后，中国文化的积淀其实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飞跃，直到1919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开始发生巨大的转型。一是书写方式有文言文转化为白话文；二是借鉴西方价值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概念。但是，中国人的理论思维方式却始终没有真正完成实质性的升华，同时，在政治思维与观念方面一直坚持着权力至上，致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始终处于陈旧的和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状态。
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结果，直接导致工业革命的兴起，同时，在社会制度方面，以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开始为社会研究并且设计理想的政治制度，这种理论上的探讨直接是以公权力为对象的，而在中国，权力却始终是一个皇族或者政党的私有物，“天下为公”的理想始终没有能够落实到具体的良好的国家制度方面。
中国处于农业、工业、科技业等多种产业的共同发展中。任何单一的产业分工都不可能担当整个社会发展的重任，只有在整体性的产业分工相互促进的局面下，才能够发挥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
二、文明史观的基本含义与主要内容
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客观地描述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而历史观则是要解决形成历史的原因以及如何看待历史的问题。 传统上，我们把经典马克思主义表达的历史观叫做唯物史观，按着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所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事实上，仅仅强调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却是片面地强调了人的实质，因为人不仅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且首先是与自然界关系的总和。
其实，唯物史观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向世人昭示的一个朴素而平凡的真理。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这样的论述同样存在，只是由于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性和数据性，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对历史观的表述显得零散和支离破碎。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马克思身处的社会环境，正是西方工业国家阶级分化最剧烈的年代，而马克思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并且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去分析日常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得出了剩余价值的理论结论。
站在目前人类文明的发展高度，我们已经可以做出的结论是：经过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所带来的信息化和全球化后，人类历史正在逐步走出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但是，马克思为我们提供的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是不会过时的，我们欲要理解现时代生活的本质，还必须运用马克思为我们提供的思维方法。而经典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承人是经过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具有文明素质的劳动者。 我把中华民族需要的新的历史观定性为文明史观。因为文明是人类无差别的品质。把文明作为新的历史观的一个核心的观念来使用和阐述，在世界思想史的范围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思想家像这样做过。之所以把文明作为当代人类思想与理论的一个核心观念，是因为这个概念可以涵盖人类一切有益的实践与美好的品格。对于文明问题的揭示，不仅能够说明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与意义，而且为人类走向一个美好的未来找到一把可靠的钥匙。
人类精神力的实质是文明，文明的实质与目的在于使得人类生活幸福。因此，按着如此的逻辑来理解和研究社会文明规律，才能够从理论上为人类实践确立起明确的方向和找到正确的方法。
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与自然界的联结构成一种最为复杂的系统。人类便是不断地依靠利用自然物质和认识物质运动规律而改善并且提升自身的生活质量的。在研究人类文明问题的时候，并不是简单地把社会生活中一切美好的品质复述一遍，而是需要揭示和阐明文明的生成规律和本质规律。
阐明一种历史观是需要一系列经济条件、理论准备和思维方法为支撑的。通过人类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信息化和全球化，这一趋势刚开始远未结束，仍然将在21世纪的上半叶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容和方向。
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关于人性的认识从来就被划分为截然不同的性本善与性本恶两种。对此，中国人争论了上千年。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史学从司马迁开始就是一种显学。但是，站在我们今天社会发展的高度看，从历史观的角度来说，中华民族却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但却严重缺乏科学的历史观的民族。缺乏科学历史观的文化，是导致中国社会发展发展停滞的一个思想根源。 揭示与表述一种新的历史观的理论任务，已经客观地落到了经过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肩头。经济的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与发展为中国人提出了诸多的理论任务。一系列社会现象以及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都需要首先从理论上解决历史观的问题。
中华民族最需要文明的历史观的引导。文明史观是以全部人类知识、科学以及符合人性需要的美好价值为基础的。人类生活的两个方面的永恒主题：一方面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是人类结成的社会关系问题。而文明史观则首先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出发探寻社会的发展之道，而不是仅仅从社会关系的方面认识人类生活的实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才是人类生存最本质的体现。
文明史观的主要内容包括：1、人类是自身与全部自然界关系的总和。2、人类所结成的一切社会关系是以生物本能为基础的，必须符合并且遵循人性文明的基本要求。3、美好人性的运用、发挥和完善，首先通过人类自身的智力劳动开始。4、一切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必须以服务于民众生活质量的提高为准则。5、人类幸福的达成是建立在美好本性实现的原则下。获得幸福是人类生活的终极目的。
文明史观认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是通过与自然界的关系体现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得不得根本的改善，那么人类的社会关系也就得不得改善。在自然界中生存的能动性是人类生命的主要特征与实质标志，而在实践中的自觉选择性则是人类智慧的主要标志。
文明史观是对人类以往的历史生活确立起真理的评判标准，也是对人类未来找到必然性的方向。文明史观认为，由于现实的实践直接决定并且影响到未来的社会生活，因此，必须按着人类文明的要求进行一系列社会实践。
文明史观是对人类有史以来的历史观的超越。在对人类生活的理解方面，把人视为是与自然界与社会两个方面关系的总和。人类首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与自然界的关系式首要的和第一位的关系。
文明史观强调文明在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和发展价值。文明体现在人类的全部劳动过程中。中华民族在历史观方面的伟大进步已经开始，身处21世纪初的中国人正面临着历史观发生实质性飞越的一个开端，一切关注中国文化变迁和思想界动态的人们，其实已经明显地感受到了这个趋势的到来和潮流的强劲。这是不可遏制的趋势和潮流。
文明史观是对以往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切优秀理论的继承，并且站在全部历史基础上的发展。文明史观是以文明的标准来衡量人类实践。
三、用文明史观指导21世纪中国社会建设
中国21世纪的成功发展，取决于一系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通力合作。在这些因素中，必须具备系统而正确的理论指导、完善而细致的规划方案、积极而公平的制度体系，此三者对于21世纪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不容否认，20世纪中国是以一个失败的国家形象而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这种失败也是由多种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因素造成的。细致，中国人必须有承认过去失败的勇气，更重要的是，需要具有总结历史上社会发展失败的智慧。
在20世纪初的1911年，当辛亥革命推翻了家族皇权专制体制后，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中，直到1928年，国民党才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国民党的理论基础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严格地说，三民主义并不是一种系统的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的理论体系，而是集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想的大杂烩。孙中山先生的最杰出的贡献——“五权宪法”的政治构想，却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1921年7月成立的共产党，在思想上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而体系在《中国共产党一大章程》中的，主要表现在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和共产主义等等。由于中国社会严重缺乏良好的法律传统，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自己的成长中，都走上了一条一武装力量为依托的道路，这是20世纪政党制度建设的失败根源。
一个外国人曾经讲过大致如下的话：在列宁之后，在世界范围内有两个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是陕北群山中的毛泽东，一是狱中的葛兰西。在我看来，狱中的葛兰西的确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十分确切的注解，而陕北延安的毛泽东，起内心深处却与中国历代皇帝的思维如出一辙。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点已经被1949、10—1976、9期间的历史无情地证明。
按着毛泽东的说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7月共产党在中国的成立，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具体的政治实践力量。但是，在当时条件下，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极其片面和浅薄的。体现在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到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是所谓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期，以《实践论》和《矛盾论》等文章为标志。从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开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提出，到延安，毛泽东走过了大致12年的人生历程。但是，在一个如此长的时间里，毛泽东从思想上基本上是延续着中国专制文化传统的血脉，而他在延安几年里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也仅仅是通过苏联的哲学教科书。毛泽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他公开发表文章的一开始到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文革”中提出的“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等口号中，我们可以知道毛泽东只是披着一张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衣的类似皇帝的统治者。他的所有的政治实践无不是运用阴谋的方式和暴力的手段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已。而中国是一个根本没有坚实的基层民主经验的社会，人们非常习惯于跟着权力者的言行走而不是首先去判明是非。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20世纪民主革命的背叛者。他以搞政治运动的方式把法律置之脑后并且根本不顾，法律只是他手中的玩具，同时，也通过历次政治斗争或者叫做路线斗争，把自己凌驾于整个国家机器之上，而“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一人的领导。而在毛泽东时代的知识分子，诸如柳亚子则是“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郭沫若则是“有雄文四卷、为民立吉”的歌颂声。其实，在毛泽东的心中，所谓的知识分子是连脚上沾满牛粪的农民都不如的社会成员。知识分子阶层是被毛泽东改造的对象，然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却运用了政治迫害的方法。
中国共产党试图把毛泽东晚年的所谓错误（在我看来是罪行）与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其实，从理论上说，这种区分没有任何意义，只能导致越描越黑的结果。共产党（包括邓小平）不能够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原因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完全不是认识不到毛泽东个人所犯的累累罪行。 马克思主义被毛泽东简单化合极端化为“阶级斗争”、“公有制”等几个硬生生的观念。毛泽东歪曲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不仅是对中国人民20世纪里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否定，也是对落后的权力观念的延续。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如果把毛泽东归为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中，那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和极大嘲讽。毛泽东心中的阶级斗争，事实上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政治斗争的继续，而根本不是马克思从哲学的角度阐述的阶级斗争。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对于任何社会来说，决不是一场无休止的暴力冲突和矛盾，相反，马克思正是为了探寻克服人类社会在阶级斗争的状态下的方法和出路，才提出共产主义的伟大设想。恩格斯阐述了共产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理论转化过程。
共产主义实践在中国的失败，必然导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开始。这便是1980年代由邓小平为代表的进步政治家推动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开放。
21世纪是中华文明再造的世纪。新文明的再造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同时必然会伴随着一系列巨大的社会苦痛。新文明的再造甚至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回顾历史，我们知道，中国的百家争鸣延续了近5个世纪的时间，而西方起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也延续了3—4个世纪。我们可以认为中国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华民族文明再造的一个伟大的序幕，现在，序幕已经拉开，我们可以预见，从21世纪开始，是中华民族社会文明的再造核心叫做新文明的形成时期，至于这个过程要延续多长时间，将主要地取决于中华民族何时成为世界各国的知识和科技的领先国家。
但是，知识、科技、信息是无国界的人类共同的文明需求。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要消亡的一种力量，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国家作为人类社会分工的一种存在，可能将一直存在下去，但是，国家的存在方式以及国与国间的关系却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成熟而发生实质性的转变。
从21世纪开始到未来的2—3个世纪，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整体的、综合的、全面的社会文明再造的过程。20世纪百年已经给予了中华民族许许多多血泪教训和经验。新文明的形成需要所有的符合社会进步的因素共同发挥作用，而不是单纯地依靠某个社会领域去带动发展。从1949年算起，共产党执政的60年基本上可以划分为“政治挂帅”和“经济中心”。在21世纪，这种试图简单地依靠某一社会领域进行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方式已经彻底成为过去。
21世纪中国政治文明的再造是为社会奠定一种稳固的、公平的制度框架，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借鉴的对象，但是，由于历史文化的巨大差异，中国肯定不会照搬其制度。
21世纪中国发展的实质是社会的整体性、综合性和全面性的发展。发展是由多种产业力量共同促进的局面，是农业、工业以及以科技、教育为核心的第三产业领域的共同成长，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的相互促进，任何单一的社会力量都不能够替代其它领域的发展与进步。按着对文明时代生活的本质的理解，就需要中国制定出“以人为本”的发展方略，说到底，社会的一切发展都首先来自于人本身素质的发展，而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才是人类历史发展生力军。
目前，中国在社会发展政策的选择方面，必须有效地矫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不良后果，这个后果最明显地表现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在企业改革和其它一切社会政策方面，选择了资本主导型的经济增长之路，而没有真正走上以劳动者的发明创造为主的增长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正在走着西方国家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老路。而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这是极其可怕的现象，如果不能够得到及时的调整，社会政治危机将不可避免的发生。
30年改革开放时期的发展历程需要全面的总结，最关键的是，通过对伟大的改革开放时期的成败经验的总结，去为中国社会开辟一个更加可靠的发展道路。
从现在起，中国必须确立以文明立国的伟大战略思想。中华文明的再造必须站在全人类的发展高度并且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未来。
徐国进
201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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