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民族21世紀社會發展再定位

面對中國歷史，我們可以從所謂的“上下五千年”縱向看，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對於華夏民族而言是一個永恆的、凝固的時間點和分明的歷史界碑。

秦朝“大一統”政治格局的建立，徹底終結了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共相爭鳴的文化與科技大繁榮的社會局面。而消滅思想的多元化為權力的絕對意志奠定了前提，從而，自秦始皇開始，中國的公權力便走向一種絕對意志，並且持續的墮落、沉淪和腐朽，甚至於為了奪取權力和維護權力而處處邪惡。

華夏民族在秦朝建立直至1911年10月的2300多年裡，政治制度與價值社會從來沒有發生實質性的進步。當然，華夏民族的歷代傑出思想家們並沒有喪失提出並且試圖落實對於美好社會理想的追求。但是，由於統治者的邪惡以及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根本無法形成符合文明價值的組織系統，因此，一切美好的社會思想與理想，只能停留在純粹的意識層面，根本無法得到落實和執行。

由於公權力制度的腐朽、邪惡與墮落，導致華夏民族從公元前221年道20世紀末，始終沒有能夠湧現一場持續的產業大分工以及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為引領的社會革命。同時，在政治制度方面，也始終無法超越“家天下”的本質內核和頑固窠臼。並且，20世紀以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為標誌的文化革命，在理論思維和科學體系上沒有能夠實現根本性的突破。

在漢朝初年，戴聖在《禮記.禮運》中提出“天下為公”和“天下大同”的美好理想，原話如下：“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顯然，西漢初期的傑出思想家就已經認識到“家天下”的邪惡，由此提出超越“家天下”的理想，然而，這種理想在之後的2300多年裡，雖然不斷被人們提及，但是，卻從來不能夠得到實現。宋朝思想家張載(1020年—1077）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同樣，“為萬世開太平”的政治制度從來沒有出現。

    在中國1898年戊戌變法中，康有為書寫了《大同書》。孫中山先生設計了“五權憲法”的政治制度框架，至1946年中華民國立憲起，至今在台灣執行的憲法。

毫無疑問，華夏民族從來不缺乏美好的社會理想，缺乏的從來只是正確的方法與偉大的實踐。

回顧全人類歷史，公元13世紀發端於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於13—15世紀蔓延歐洲全境，結合地理大發現、宗教改革與科技革命，最後形成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在歐洲，湧現出以洛克（1632 - 1704）、孟德斯鳩(1689－1755)、伏爾泰(1694—1778)等傑出的思想家們，不僅闡述和確立了“人人生而平等與自由”的理念，而且設計出以“三權分立”為框架的政治制度。英國思想家洛克把國家權力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對外權。法國的孟德斯鳩在此基礎上提出“三權分立”理論，提出通過法律規定，將上述三種權力分別交給三個不同的國家機關管轄，既保持各自的權限，又要相互制約保持平衡。

把中國的20世紀視為一個探索型的世紀，具有可靠的理論依據。但是，華夏民族20世紀在社會形態的實踐、理論體系的選擇以及中國與世界關係等許多重要的問題上，沒有能夠真正走上“民主”與“科學”之路。

產業與科技革命——是一項恆久的社會任務。21世紀華夏民族在政治上，必須完成一場由“黨天下”向“民天下”轉型和升華的偉大飛躍，如果這項任務不能夠順利而平穩的完成。那麼，華夏民族就將喪失21世紀百年的大好時光，並且與世界文明主流的差距會拉的更大。

1980年開啟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是中國歷史前所未有的一場全方位的偉大飛躍，也是中國社會從整體上發生質變的一次偉大實踐。最關鍵的是：改革開放時期為之後中國的發展與進步準備和創造了巨大的社會物質財富。然而，必須認識到，就像“政治掛帥”的“階級鬥爭為綱”一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也同樣沒有能夠把中國社會的運行奠定在真正文明的價值基礎和制度結構上。因為，政治和經濟相對於人類生活的根本目的——幸福而言，只是兩種不同的手段，一句話，人類的社會的發展於進步，既不能粗暴的“以階級鬥爭為綱”，也不能簡單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只有幸福才是人類生活的唯一目的，而只有文明的行動與實踐才能夠達成人類的幸福。

在中國大陸的社會政治生活中，創建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政黨制度，並且有條不紊底的引入公平的選舉制度，這是激發華夏民族偉大創造力、想象力和發明力的重要的手段和途徑。對於整個大陸而言，出生於1980年的人已經進入40歲之上的“不惑”年齡，而出生於1980年之後的幾個時代的中國人，其受教育的程度和勞動技能遠遠超過他們發父輩人，並且是成長於改革開放過程中。我認為，出生於1980年之後的中國人，應該獲得平等的選舉權，他們每個人的手中，應該擁有一張真正意義上的選票了。中國大陸在1950年代至今，我們社會的成年人們從來沒有參與過和擁有過公平、公開、公正的選舉活動。是時候做出根本性的改變了。

文明價值體系的樹立、公平制度體系的設計以及富於活力和創造力的產業體系，才是21世紀華夏民族社會建設和發展的三項具體使命。

中國大陸社會最致命的一個問題，即是公權力的形成、行使以及監督等各種機制與觀念的不合時宜。公權力面對一系列社會問題，不僅不能夠提出有效化解方法、而且還是不斷疊加問題與矛盾，直至導致全局性的混亂與崩盤。

總之，華夏民族在經歷40多年改革開放時期後，一個具備運用社會代價最小的方式和途徑實現一場偉大的文明升華的智慧。然而，從現實的角度看，卻無法做到這一點。對於中國大陸而言，如果發生一場整體性的、全面性的、體制型崩潰的話，那麼，21世紀中國不要說實現大國崛起和民族復興，普通百姓甚至於就連基本的溫飽狀態也難以維持。眼前的局面就是如此嚴峻，華夏民族的一切智者和賢聖之輩，尤其哪些各級黨政負責人們，都應該認真做出正確的歷史選擇。

徐國進

2023年3月22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