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不相信眼泪（四） “慷慨”的邻居 住进这套组屋已经二十多年了，这里的住户，以年长者居多。我们与邻居的相处，仅限于点头问好，如果说有更多交往的话，那也只是聊几句家常，如此而已。 刚搬进来的时候，我发现有四个经典问题，是我的新加坡邻居见到我们时必问的：“PR了没有？”（意思是“拿到永久居民身份了没有”） “住几房？” “买的还是租的？” “有自己煮吗？” 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在电梯里短暂交会时抛出来的，所以看时间允许，不一定能每次 全部问完，到电梯门一打开，问者便匆匆而去，留下一个背影给我。我们也早已习惯了这种新加坡式高效率的沟通，也明白对方并没有再进一步与我们加深交往的意思，所以也从不多嘴打听别人的情况。 但是天长日久，通过细心观察，邻居的言行举止还是可以透露不少信息的。 比如走廊上有王老伯一家，据说早年是做火锅生意的，也算是组屋阶层的殷实人家。二十年前，出了二十多万新元一举买下了自己隔壁的一套两房一厅，把它租了出去。后来，唯一的儿子去泰国军训时认识当地一女子，来新结婚后，四人同住在旧的那一套里。 住了几年后，据说他们以他儿子的名义又在附近买了一套三房一厅的组屋。（组屋是政府津贴的，所以同一个人不能多次购买。）出乎意料的是，新买的屋子不是让小两口单独住，而还是与公婆同住的。 他们一家四口搬走后，这两套王老伯名下的屋子便都由房客租住了。主人把走廊上几盆钟爱的花草带去了新家，留下几盆，让其自生自灭。 几个星期过去了，本以为主人会回来定期浇灌它们，但是我每天经过走廊，看那几盆花草似乎并无人打理，叶子都快掉光了，于是起了恻隐之心，每天拎着水壶给它们喝水。走廊那端一个与王家有过结的邻居还充满嫉妒地以为我是受他们所托。 不管怎样，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棵从未开花的石榴都开了花，结了果，还引来一对美丽的蜂鸟在树上结巢孵育，给我们和年幼的孩子带来无比的喜悦。 王老伯夫妻会定期来收租和取信。有一次，王阿婆注意到是我在帮他们浇花打理，见面时道了声谢。我也并没小题大做的意思。 在他们搬走的十一年间，我还加添了几株花草。一棵石榴是从原树上结的种子培养出来的。还有一株不知名的红花，是我有一天从十楼走廊路过，一个auntie（本地人对年长妇女的统称）突然提出要剪一条花枝给我回去插种。我拿回来种成后，看它不分季节地不停开出无数绛红色的小花，满心欢喜，于是又剪了一条枝，再插种成一盆。 说来也快，转眼十一年过去了。王老伯一家最近又把那边的三房一厅卖了，搬回这边的两房一厅。听说本来儿子儿媳想买新的屋子去住的，但钱不够，所以一家四口居然又降级回来了。我们觉得奇怪：这里的两套屋子，每月租金近四千新元收入，这十一年下来，也够可观，怎么还买不起？ 更令人想不通的是，王老伯两个膝盖都不灵便，需要做手术，所以平时并不做晨运，但居委会每月第三个星期会为居民组织一次晨运，就是到附近有小山坡的公园步行一圈，然后分发早餐。这早餐的内容，有时是一块面包，加上一包速溶咖啡；有时用饼干代替面包；还有一次是发油条；咖啡有时用一瓶矿泉水替代。不良于行的王老伯每次必定出席，虽然有时得在公园椅子上坐下来歇息。比他年轻十多岁的太太则在晨运结束时，快速往前赶，超过众人，趁早排队等待领取早餐。当然，在后面的王老伯也会一拐一拐地以尽量快的速度赶到现场，与太太会合。 一天早上，我在路上遇到了独自回家的王阿婆，（那天不是居委会的“晨运日”）她说：“我想把那两株红花剪一剪，你拿一条枝去种，怎么样？”我想也没想，说：“好啊。”她似乎觉得不够，继续说：“我看你门口还可以种花的。我想我剪了可以送给你，你种下去也挺好的……”我听她越说越多，似乎意犹未尽，想起自己还从来没向他们交待过这花的来处，就说：“那花是十楼的auntie剪了送给我的。”没想到这句话马上起了效果，她止了嘴，轻轻说了声谢，就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那两株花便没人浇水。叶子很快耷拉下来。又过了很多天，它们被修剪成不到筷子长短，一片叶子都不剩地立在泥里。水是浇了，但有一盆因为原先的花盆破碎而换成了一个塑料桶，（其实他们还有很多个正儿八经的花盆堆砌着没用上）被浇灌大量的水后，积水无法排出，就这么水汪汪的浸了好几天后，终于死了。另一盆则劫后余生，这几天终于艰难地长出几片叶子，奄奄一息着。至于他们所种的其它的花花草草，则都还好好的。 我万万没想到，这两棵本该与世无争的自由生命，就这样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一场无聊微妙的人际角逐，成了无辜的牺牲品。而对于王老伯来说，一个独立于他的掌控而存在的生命，如果不能为自己带来任何利益的话，便是不值得维持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