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不相信眼泪（七）

菜伯

                上个星期，我光顾的菜摊关了好几天。今天去买菜的时候，跟中年菜嫂打听，她说：“Uncle 走了。”

我问：“是哪一个？”这家菜摊由四兄弟经营，一个个都日渐老弱，近来已有两个缺席了。她指了指自己的位置，说：“是这个。”

我吃了一惊。不久前，问过这位以前帮忙拣菜包菜的auntie，她只说他在家休息。

我又问：“是什么事？”

                “肠癌。发现时已经晚期了。”

                “那是多久前？”

                “三个月前。”

                “他多大岁数了？”

                “74岁……哎，发现得太迟。”

                回家的路上，心情一直沉重着。静下来的时候，眼前一直浮现老菜伯的音容笑貌，忆起与他交往的点滴。他是四兄弟里最大的，我原本买好蔬菜并不找他付钱。偶尔因为他正好空着，便去找他，几次下来，便熟了。有一次，他突然很认真地对我说：“你知道吗？我这工作有它的好处。”

                我好奇地问：“是什么？”

                他和善的圆脸上闪现出顽皮的笑容：“就是又有钱赚，又可以看女人！”

                我当即笑了出来，心里一忖，他说的也正是——光顾巴刹的岂不多是女人们？我一时想不出如何应对这个老顽童，就笑说：“小心你老婆听到。”

                一旁拣菜的auntie这时候也笑骂他就是这么爱耍贫嘴。

                接着，他又带着一副半认真的神情说：“卖菜人是很难找到老婆的，因为半夜两三点就要起床出门了。女人醒来的时候，老公不在身边，谁会愿意嫁给你呢？我以前就有人看中过我，因为我是卖菜的，就跟我吹了。”我不知道他说的故事是真是假，但我从他的话里体味出菜贩生活的艰辛。

                几次下来，我注意到，他对经常光顾他的熟客（当然是女性熟客），都从不吝使用溢美之词。有时候，他因为话儿太多，把钱算错了。多算的时候，我就开玩笑的告诫他：“你不要一直讲些好听的话给我听，却故意多算啊。” 也有少算的时候——那时，我就帮他纠正了，他听后，沉吟了一下，马上说：“你真是天下第一好人。”有时候，他还没算出来，我先加出了数字，他那张嘴还是有话说：“你身材好，人又厉害，算术这么好，不像我，人不够厉害，只能卖菜。”

                我曾看到有人把用过的蔬菜的塑料包装袋整理好，带回给他再循环使用。我也仿效着那么做。他从不会无动于衷，或者用一声简单的“谢谢”，而是每次都对我热情地喊道：“你是天下第一好人！”

                每年华人农历新年前夕，他们通常都会像别的小贩那样在小年夜里拼个通宵，直到除夕上午才收摊。那时候，菜伯的脸也变成了菜色，但还是照样热情不减。最近数年，他们不再搞通宵了，毕竟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

           近年，老菜伯的体力明显下降了很多。大多数时间，他都默默坐在角落一张木桌边的板凳上，背靠着矮墙，面对着摊位里狭窄的走道。这张堆放塑料袋和杂物的简陋的方桌是他的工作台，也是他的餐桌：他有时候在桌子那好不容易挤出的空角上切冬瓜或南瓜；有时候倚着桌子打起了瞌睡；有时候，他把打包来的牛皮纸上的炒米粉摊在这个空角上，侧着身子，匆匆往嘴里扒着吃。我走过去看他还没吃完，便叫他慢慢吃了再来算账，他却总是立刻丢下早餐，起身为我结算。

                有一次，我终于注意到他起身困难，站着也颤颤巍巍的，并不完全是因为年老体弱，而是脚背都肿得像馒头了，肤色已从暗红转黑，一直延到整个小腿，便问他有没有去看医生。他只说看过，人老了就是这样的。有一天，他的脚上包起了纱布，一问，原来是脚破了，医生说他穿着凉鞋，又得接触蔬菜上的泥巴，怕被细菌感染。后来，纱布拆了，但他的脚还是照样黑红地肿着。

           看他起身越来越困难，我就叫他继续坐在位置上，我把选好的菜一样样放在秤上，他只要看着秤，报个价，然后一样样加好价钱，由我放进自己带的塑料袋里就可大功告成。他起先还逞强，硬是起身帮我算；后来就不再坚持了。不过，还是不忘耍他的贫嘴：“哎呀，你人美，心又好，谁娶了你真是福气！”

                去年，我有好几天没看到他。他回来后告诉我，他因为吃了发霉的面包，住了5天医院，医生说再晚些时候，他就没救了。他很认真地叮嘱我：“发霉的面包可千万不要吃。”

                有一阵子，我发现他们的菜质量不尽如人意，就到别处去买了。再回去的时候，他见到我，并没像别人那样追问我为什么没来，只嚷道：“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他指了指前面的顾客，说：“我每天都在看这些人，看里面有没有你……”说笑过后，他不忘心满意足地补充：“看到你我就万事如意囖！”

                他的脚一直没好，反而变得越来越不听使唤，终于不得不在家休养了一阵。回来时，脸色明显好了许多，原本白里带黄的脸上有了一点红润。看着他僵硬弯曲的手指在塑料筐的一堆硬币里无力地扒着找零钱给我，我问他可吃得消，他说他可以迟点来开工。

           今年上半年，为了冠病疫情，全城封锁，虽然巴刹没关，但我怕拥挤，没去光顾他的摊位。后来再回去时，他不像从前那么话多，只说：“买这么多啊？”好几次去，看到他还是在摊位那个最远的角落，靠着矮墙，弓着背，坐在那张杂物桌旁，垂下头打着瞌睡。昏暗的灯光照着他头上那几根稀疏的头发——还是用发油梳理得妥妥贴贴，一丝不乱——这是他身上唯一光鲜的地方。看到这情形，我不忍去打扰他。

                几个月前，我从auntie那儿打听，得知他在家休息。我说：“脚还没好吧？他是该休息休息。” Auntie没多说什么。没想到他得的是绝症。

                得知菜伯的死讯后，我总在想：如果真的有另一个世界，他会在那里过怎样的生活？他会有一张干净宽敞的桌子，坐在舒舒服服的椅子上，安安心心不受干扰地吃早餐吗？他累的时候，可以不必蜷缩在那么噪杂闷热的地方休息吗？他会找人彻底医好他的脚吗？如果有选择，他还会在高龄70多岁时选择继续卖菜，直到看到自己生命的尽头吗？

                我知道，这些问题都不会有答案，因为，正如梭罗在他的“瓦尔登湖”的结尾中所说的——我们醒来了，天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