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二章，题为《传统世界的崩溃》。这一章，勒文森这样开头（第46页）： 　

梁启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作了这个罗列后，王彬彬说：“读者应该已经笑起来了！汪晖只把勒文森的‘梁启超’换成‘鲁迅’，其他便‘几乎’是原原本本地抄录勒文森”，而他之所以用了“几乎”，实在不是为了给汪晖留些情面，而是为了下面的文章：
　　　　
　　　　
　　“说汪晖‘几乎’原原本本抄录勒文森，是除了名字的变换外，还有一个标点符号的差异。勒文森的“技术、结构”，在汪晖手里变成了‘技术结构’：‘技术’与‘结构’之间的顿号没有了，这可能是匆忙间的疏忽。但‘技术、结构’是两件事；而‘技术结构’则变成了难以理解的一件事。——汪晖的剽袭，总是有意无意地损害原文”。 　　
　　
　　咱们不妨就这次检出的汪式引用，看一个例子：
　　
　　汪晖《反抗绝望》：
　　
　　鲁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
　　
　　梁启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原文说的分明是“技术、结构”，到了汪这里却变成“技术结构”了。文化中怎么包含“技术结构”？梁启超、鲁迅到底是文化大师还是软件开发大师？

　　抄书都抄不对，这就是汪晖的心智水平。
　　
　　以汪为代表，有一大帮跛鸭（博雅）作家，靠着剪贴译本做出了连篇累牍的“研究成果”，据说还在无数科研领域实现了革命性的突破。

　　我一直对他们充满好奇心，很想以其中某一位为个案总结一下他们的“研究”秘诀；只是苦于时间太少，没兑现过这个想法。汪这回送上一条例子。
　　
　　不是引了列文森吗？咱们就看看列文森原书怎么说的：
　　
　　Liang’s writings are documents of acculturation, the process of displacement or modification of the techniques, institutions, values, and attitudes of one culture by those of another. There are four conditions to acculturation: need for change, example of change, means of change, and justification of change. Liang tried to point out the existence of the first three conditions and to fulfill the last.
　　
　　pp.4-5. Joseph R. Levenson,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53)
　　
　　来个参考译文？

　　梁的著作是对文化移入的记录，所谓文化移入，是指将一个文化中的诸种技艺、建制、价值、态度置换、变更为另一文化中同类物的过程。文化移入有四个条件：变化的需要，变化的范例，变化的手段，以及变化的理由。梁试图指出前三个条件的存在，并实现最后一个条件。
　　
　　与原文对比，汪抄来的说法驴唇不对马嘴。[D]isplacement or modification，不是简单的“引入”，而是将现有的一些"置换、变更"为另一些；four conditions不是"四部分内容"，而是四个条件；"完全或部分地"是胡编，原文根本没有。
　　
　　而汪这一类人的特点，恰恰是狗屁不通地吸收了这类狗屁不通的译文，再拆零组装成自己狗屁不通的著作。他们几百上千页的作品根本就是厚本装订的病理样本报告，与其说有什么文科学术意义，不如说是一种精神医学领域的财富，值得后人慢慢儿挖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