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期间写过一个系列《宅家日记》，其中有几篇关于以前的读书回忆。其中一篇提到过的邻居老先生，出身名门，但一生坎坷。其一生坎坷当然与大时代有关，不过很大程度上也源于年轻时代的冲动：加入了地下党。如果没有入党的经历，在以前那个大时代当然也不会顺畅。但依老先生淡泊的个性，不求闻达于世，但求个温饱也应该没有大问题。大家对于重庆地下党的印象基本上都是来源于《红岩》这本小说，里面众多革命志士坚贞不屈的故事。这位老先生当年就是重庆地下党的区委书记，只是后来被捕后发表了个声明脱党了。后来当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因为这段脱党的经历，老先生一直低调做人。至少就我所见，文革期间一下班回家就关上房门，不与任何邻居说话，文革后才敞开房门与邻居有来往。老先生文革后作为社会名流在政协挂了个名，经常将政协的文史资料拿回来，我也趁此机会阅读了不少当年川东地下党的资料，才发现原来真实的地下党与小说中大不一样。

小时候听邻居说过，说老先生是一个叛徒，出卖了地下党的革命同志。后来老先生的儿子给我讲过他父亲当年被捕的事情。老先生出身名门，所以年纪轻轻应该就在重庆混的不错。他儿子告诉我他家里有当年郭沫若写给他父亲的条幅，落款XX先生指正。但像当时好多左倾青年一样，也受了共产主义的影响，加入了地下党。由于其家世背景，在党内提拔也比较快，大概是重庆地下党的区委书记。后来地下党有人被捕，市委领导通知他让其下属赶紧转移，应该是其下属跟被捕者认识。他立即安排了下属转移，并告诉下属马上离开重庆，不要回家。可是下属虽然口头答应了马上离开，但还是决定回家告别一下再走，结果一回家就被捕了，并马上就供出了上级，包括老先生和上级市委领导。老先生被捕后并没有马上供出上级，只是后来知道上级领导已经被捕后才交代了上级的情况。当然，由于老先生的家世比较显赫，其家族是当时重庆最有名的望族，在家族的周旋下，签了一份自白书后就出狱了。不久后共产党夺取了江山，老先生为什么搬迁到我们小城的原因就非我所能知道了，估计是怕当年那些地下党的同事经常看见找麻烦，所以索性走远一点。当然这些都是从他儿子听来的一面之辞，但应该有道理。如果他出卖了市委领导，肯定会在共产党当权后被清算。但共产党并没有找他算账，所以虽然写了自白书，但只是脱党而已，不算叛变。

老先生因为脱党自然不会在共产党当政后受到重用，但焉知非福。其实地下党出身的党员干部在共产党当政后多数都得不到重用，当时的中央文件就指示对地下党出身的干部控制使用。在党内斗争中，这些地下党出身的干部多数也是早期的斗争对象。在我们小城当政的都是属于刘邓二野的南下干部，多数是山东山西人。老先生也许正是因为脱党后来在文革及党内斗争中才避过一劫，得享高寿。去年得知老先生已经103岁高寿，并且头脑清醒。我哥去看望老先生，老先生还对我哥回忆我以前的事情。

当年我阅读那些川东地下党的回忆资料，自然会与小说《红岩》对照。小说毕竟是小说，首先华莹山根本就没有共产党游击队，但在奉节有一只小游击队。江姐的丈夫彭咏梧当时就在游击队，但在国军的一次围剿中被捕并枪决了。江姐并非是在重庆被叛徒出卖的。当时江姐已经离开重庆在去奉节与丈夫团聚的路上，但在万县转道的时候，我忘记了是在码头上还是在一个小院里面，一个叛徒正好带了几个特务在大街上到处找人的时候认出被捕的。所以小说中江姐看见城门上悬挂的丈夫人头一事自然是没有的了。当然后来才知道彭咏梧有发妻，还有孩子，只是后来和江姐在革命过程中需要假扮夫妻而弄假成真了，生了一个儿子彭云。彭云后来来了美国，并在我们附近的马大当教授退休了，这些就是后话了。

还有一个最深刻的关于地下党的印象就来源于这些真实的历史资料，就是共产党员并不像《红岩》中那样是由特殊材料构成的。史料中讲到川东地下党的多次重建，就是因为地下党多次被彻底破坏。而几乎每一次的破坏，都是某人被捕后立刻就招供出卖了组织，没有例外。而被出卖的人基本上被捕后也都马上招供。所以每次一旦有人被捕，都意味着整个地下党的覆灭。然后都是几年后上面再派遣人员来重建。看看后来台湾地下党因为最高领导被捕导致整个台湾地下党被一网打尽的事实，就知道这些史料所述不假。所以看来做地下工作确实风险很大，大家都是普通人，基本上没有特殊材料构成的人。当然如果只是一个普通地下党员，没有血债的话，多数也就像老先生一样，写个自白书，宣布脱党就可以了。但如果双手沾满了无辜贫民的血，那就是死有余辜了。即使招供，多数也难逃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