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随着中国全面转向苏联，结果因为苏联的学术之争到了中国，重创了当时的中国遗传学界。使得当时中国遗传学界的头面人物都受到批判，可以说是政治干涉学术的一个恶劣典型。

人们早期对于性状如何遗传没有概念，虽然我们可以看见一些相似的特征在家族一代代传下去，但没人明白其中的原理。最早是奥地利的修道院的一名修士Mendel，通过研究不同的豌豆性状的遗传方式，提出了基因这个概念。认为这些性状是通过基因这种东西传给下一代的，当然他找不到基因在什么地方。其实他发表的这篇文章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很快就湮灭在文献之中了。

但到了1900年，这篇文章被有心人重新发现并引起了关注。作为遗传学家的Morgan就将基因与染色体联系起来了，并提出了基因就在染色体上面。当然最终确定基因的本质还有待于James Watson的DNA双螺旋结构。不过Morgan将基因与细胞内的物质联系起来，所以算是现代遗传学的开山之祖。

Morgan的学说可以说马上就在学术界得到了公认，但前苏联有一个植物育种专家米丘林，他大概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接受了以前法国的拉马克的用进废退理论，搞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就叫米丘林遗传学。不过即使在苏联，他的理论也不是那么畅销。不过前苏联喜欢什么都有自己的一套科学，不过大多数在理论上与西方并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什么发现都有一位与我们通常读到的不一样的版本，有一个俄罗斯科学家发现的故事。唯有米丘林遗传学是完全与西方不同的一套科学体系，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米丘林的弟子李森科后来就被斯大林提拔到了高位。李森科一旦上位，就开始在国内打压那些相信Morgan遗传学的学者，说那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而当时的中国紧紧跟随苏联，所以也开始在国内全面打压Morgan遗传学，要大力推广米丘林遗传学。

这桩公案以前我稍有了解，尤其知道复旦的谈家桢教授是从Morgan实验室出来的，所以当时受到了打压。但后来我在北大才了解了更多当年的详情，原来当时的中国遗传学界是真正师从Morgan的。当时北大的李汝琪先生就是Morgan的亲传弟子，归国后组建了当时的北大遗传专业。谈家桢先生实际上是李先生的大弟子，蒙李先生的推荐去了Morgan实验室。后来从复旦来源听说谈先生直接受教于Morgan的弟子，现代群体遗传学的创始人杜布赞斯基，是杜布赞斯基的第一个Ph。D。所以中国遗传学的起点其实很高，接受的是当时最新的知识。

当时的中国科学界根本就没有米丘林遗传学的一席之地，完全是当时的政治权力中心为了全面亲苏做出的一个政治举动。中国科学界也基本上没有真正相信米丘林学说的信徒，我唯一知道的就是当时北大生物系有一名助教，是从苏联留学归来，学的就是米丘林遗传。这人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翟中和院士，想必不少学生物的人都学过他编的《细胞生物学》。不过翟虽然应该在当时表现积极，不过当时人微言轻。说起来这中间基本上没有中国科学家的学派之争，但是架不住政治上的需要。当时已经基本上将传统遗传学的内容全部修改以符合米丘林遗传。不过几年之后随着李森科在苏联的垮台，中国方面也迅速抛弃了米丘林遗传学回归到Morgan遗传学了。不过北大的遗传经此一折腾就再也没有恢复元气了，复旦则在谈家桢教授带领下成为中国遗传学的领头羊。今天中国遗传学界基本上没几个人知道李汝琪先生这位Morgan的中国嫡传弟子了，甚至连我Google李先生的大名出来的基本上没有相关词条。

再简短说几句翟中和，他在中国回归Morgan遗传学后基本上不被重视。李汝琪先生因他那几年的行为很不喜欢他。后来改革开放后北大的老师们都各找门路出国进修。老翟找了个机会去MIT学了电镜技术，后来回来后以研究细胞骨架成名，并成为院士。这下可牛B大了，因为他是当时北大生物系唯一的科学院院士。北大生物系虽然那些年一直是招收学生分数最高，但师资力量显然比不上数理化。那些系的科学院院士可是一堆一堆的。所以在系里举办学术讲座的时候，翟中和总是姗姗来迟，来了之后不是坐在第一排，而是拿一个椅子坐在最前面。每次来宾讲完后，老翟总是站起来问三个问题。这个就当笑话听了。

李森科事件可以说是政治干涉科学的一个典型事例，前苏联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这方面的水平显著下降，直至今日还是远远落后于西方同行。当然原因并不仅仅因为李森科事件，但肯定是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因为米丘林遗传学在中国没有根基，所以相对来说对中国科学界影响小一些。其实政治影响科学很常见，科学在现代社会中需要受到监管，以避免某些科学狂人从事可能危及人类的研究，这是一种正常的监督。政客在某些问题上需要科学家背书，而科学家需要政客的支持以便从国家获取资金支持。但像李森科这样极端的例子可以说还是少见的。不过我们过去几年却看见了科学反过来主动干涉政治的例子，当然准确说是挂着科学家之名的科学政客以科学的名义介入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