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六四學運風起雲湧之際，所有人都看到了一種可能性，就是學生運動真有可能成功。當然，這裡的成功是一種相對意義上的成功，遠遠談不到像某些人假設的學生領袖立馬掌握國家權力。我不知道什麼人會腦洞大開到這種地步，認為學生領袖馬上就成為國家領導人。這並不是我杜撰，只要看看多少人說過，如果讓六四這班學生領袖當政，看看他們的德性，會將國家帶到什麼地步。其實六四學生領袖的德性雖然不咋地，但也並不比廟堂之上的那些人差到那裡去。只不過當一個人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之後，你就不大能見到他的德性了。我接下來會討論六四是否有成功的可能，以及成功後將會是怎樣一個局面。但我這裡說到的成功其實是一種最基本意義上的社會進步，就是學運誕生的學生組織可以合法生存發展，某種程度上實行了真正的結社自由，可以組織反對黨，有了一個憲政國家的雛形。當然，完善憲政其實是一個相當艱巨的任務，稍一不慎就可能重新回到起點。但如果沒有開始，一切都無從談起。

就像我前面一再談到的，六四之前的中國的言論自由應該是中共當政以來最寬鬆的。不過這種寬鬆基本上是基於個別領導人的開明及當時的大環境，並沒有制度和法律的保證，所以隨時可能被剝奪。就像80年代中期我聽胡平的講演講到的問題。當時胡平被譽為中國爭取言論自由的先驅，到處宣傳言論自由，並一再主張要在法律上保障言論自由。有一次胡平到我校演講，當時有同學提問，說到當時的言論自由還不錯了，為什麼還要大力宣傳言論自由。胡平當時回答，如果沒有制度的保證，當換了一個對言論自由不那麼寬容的領導人，很有可能我們今天享有的自由馬上就沒有了。不幸而言中，可以說自六四以後，一代一代下來，是言論自由的空間越來越小。我記得香江才子陶傑說過他當初為什麼會從英國回到香港，是因為他對江澤民先生有信心。只是沒想到從江到胡，再到二百斤，香港變成了今天這個樣子，陶傑先生現在只好重回英倫。所以六四學運的述求除了大家當時都關注的官倒問題，要求新聞立法其實也是一個重要的述求，還有就是結社自由。但這些述求恰恰是中共絕對不會答應的。我記得陳雲說過：共產黨當年就是利用了民國政府的新聞法作為掩護宣傳共產主義，所以共產黨絕對不立新聞法，讓反對的人鑽空子。所以我認為，如果六四學運沒有在結社自由和新聞立法上取得進展的話，其實所有別的述求都沒有任何意義，跟中國傳統的盼望青天大老爺沒有什麼區別。雖然多數參與者都還停留在這個階段，但領導者或者背後出謀劃策的已經認識到這點，合法的高自聯其實就是將來的反對黨的雛形。

那麼，學生能否達到他們的目的呢？很顯然，就像我前面一再強調的，如果沒有外力介入的話，群眾運動實際上不會取得任何成果。但六四恰恰引發了中共內部的爭鬥，所以就增添了不少變數。其實世界上從來就沒有鐵板一塊的政黨，當你看一個政黨是鐵板一塊的時候，只是因為外界壓力不夠大，沒有引發內部的衝突；或者是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所有人不得不同舟共濟。而很顯然，當時的中共內部確實是有兩大派：就是通常所說的自由派和保守派。自由派的共產黨人追求的是一種人道的社會主義，可能他們的理想就是成為北歐的那種社會民主黨。而保守派肯定不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更多程度上是一群既得利益者，考慮的是如何保住權力和財富。其實我從來不認為中共內部的保守派是一群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只不過共產主義是權力集團保住他們既得利益的最好工具而已。

由於文革的影響及對文革的反思，當時中共內部希望將中共演變成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在黨內相當有市場。尤其鄧小平為了縮小老毛餘孽在黨內的影響，提倡幹部隊伍的知識化和年輕化，將很多知識分子吸收進黨內，並畫了一些學歷方面的硬性規定來提拔幹部，所以當時的中共幹部隊伍其實還是相對高學歷的。而這些知識分子上台後，在對文革絞肉機式的鬥爭經歷反思之後，某些方面與民間的要求更多個人基本權力的要求不謀而合，所以這才是六四之前雖然民間運動一再被打壓但卻愈演愈烈的原因。

當89年因為胡耀邦之死導致的學潮初起時，沒有人想到民間的學潮最終會導致黨內的自由派與保守派的決戰而徹底扭轉了中國的方向。其實六四學潮最初的述求主要是反官倒，至於要求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是後來才提出的，而當時人們心目中最大的官倒就是鄧小平之子鄧朴方和趙紫陽的兒子趙大軍，所以當時人們最主要的目標其實就是鄧小平和趙紫陽。面對民間的反腐敗，反官倒的呼聲，趙紫陽選擇順應民意，但鄧小平認為這是對中共權力的挑戰，採用了絕不退讓的策略。當然，任何要求基本自由和權力的要求都是對統治階級的挑戰。雖然當時的主要當事人學生其實根本沒有任何挑戰共產黨的領導權力的想法，但這次的挑戰確實導致了共產黨內部的分裂。除了在學潮處理上的不同意見，很顯然，趙紫陽對於鄧小平的垂簾聽政是心懷不滿的。作為名義上的中共最高領導人：總書記，親眼看到前任胡耀邦被鄧小平隨便拿下，我想趙紫陽難免有兔死狐悲之感。如果89年的學潮處理得不好，趙紫陽很有可能作為替罪羊下台。在這種情況下，趙紫陽自然不甘像胡耀邦一樣束手待斃，所以就有了一些動作。如果沒有89年的學運，趙紫陽大概率不會與鄧小平分裂，他會韜光隱晦等到鄧小平死去或者完全失去了操控能力的時候再大展宏圖。但因為89年的學運，趙紫陽不甘心處在一個岌岌可危的位置，所以採取了一些反擊措施，這樣就導致了共產黨黨內分裂，也給了學生和知識界一線希望。趙紫陽也在接見戈爾巴喬夫的時候的講話就明確指明鄧小平才是真正當家的人，很顯然就是不甘背鍋的舉動，也將黨內分裂公開了。

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的談話公開後基本上就算是趙紫陽與鄧小平公開決裂了。如果後來事情按趙紫陽的設想發展就意味着鄧小平的垂簾聽政的結束，這當然是鄧小平不能接受的。當然後來坊間有各種說法，李鵬，王震如何給鄧小平進讒言的版本，但歸根結底，還是鄧小平的絕對權力受到了挑戰。所以無論如何，六四屠殺的元兇就是鄧小平，別人無非是幫凶或者劊子手的角色而已。當鄧小平決意舉起屠刀時，趙紫陽其實這個時候是唯一有機會改變歷史走向的人。但關鍵時刻，趙紫陽缺乏壯士斷腕的決心，或者說某種程度上是黨性最終戰勝了人性，不想讓分裂黨的罪名落到自己頭上。但最終還是給定上了分裂黨的罪名，雖然這個罪名安在黨的最高領導人-總書記身上看起來有點可笑，有點周伯通左右互博的意思。

其實在因為六四落難的人群之中不乏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比如劉賓雁，就一輩子認定自己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就如同他以前寫的《第二種忠誠》的主人公一樣，而不承認鄧小平等人是真正的共產黨人。但這些還有點理想主義色彩的共產黨人在黨內高層中是站不住腳的。其實就有點像白樺的電影《苦戀》一樣，他們是深愛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希望建立一個民主的共產主義。可是這個黨卻一直打壓他們，現實中的共產主義從來不是他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其實不是共產主義在中國變了樣，而是他們看不清共產主義的本質。但是當面臨是否擺脫共產主義去爭取自由和人權時，這些黨內的自由派高層往往並不願意脫去黨員的身份。除了一些理想主義的色彩之外，其實很多人，尤其是黨內高層，往往有很多的現實利益考慮。就如李南央在談到其父李銳時說到：作為一名黨內高幹，他享有很多利益和特權，而這些利益就如一張羅網將其包裹起來，從此以後終身無法擺脫了。所以他們能夠在一定範圍內支持學生和市民的述求，但當到了決戰的時候，所有人都退縮了。趙紫陽在關鍵時候就是如此。一方面，他無法支持對學生的鎮壓，因為這違背了最基本的良心。但他卻無法站出來公開挑戰鄧小平，或者說他不敢站出來挑戰。所以在戒嚴已成定局的情況下，他去了天安門廣場，對學生語重心長地講了一番話。實際上有點像羅馬總督彼拉多在要將主耶穌訂十字架時，出來當眾洗手，並說：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

我們這裡可以同樣比較一下前蘇聯共產黨的人。比如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這批人被稱為蘇共20大的孩子，因為在他們成長過程中最震撼的事件就是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的秘密報告。當聽到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之後，他們的心中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就徹底坍塌了。他們認識到並沒有什麼人道的共產主義，所以對於共產黨統治的垮台，他們沒有任何留戀。好像是戈爾巴喬夫後來說過，當他聽到秘密報告的時候，心中就有了一個信念，一定要埋葬這個不人道的制度。但像中共內部包括趙紫陽在內的自由派高幹，雖然經歷了文革的慘痛經歷，似乎依然對社會主義制度還抱有信心，而沒有像戈爾巴喬夫那樣以埋葬這個摧殘人性的制度為己任。所以當鄧小平決定實施戒嚴時，趙紫陽不是站出來公開反對，而是到廣場跟學生道別之後就完全甩手了。而趙紫陽在當時是唯一有可能扭轉事件發展的方向的，就在此時對黨的忠誠戰勝了身上的責任。當然很多人說到趙沒有軍權，所以站出來也無濟於事，但我認為並非如此。雖然趙並沒有掌管軍隊一天，但他是名義上的軍委第一副主席。最重要的是他是總書記，中共一直強調的是黨指揮槍，所以作為黨的總書記，當然擁有指揮軍隊的最高權力。更重要的是當時的民心可用，就如我前面說到過的。不僅民間社會反對戒嚴，連中共高層及軍隊高層對於戒嚴的反對聲浪也很大，眾多老軍頭及現役將領都對戒嚴不滿。鄧小平無論資歷多老，在軍隊經營多少年，還遠遠到不了一手遮天的地步，軍中原來的三野，四野的勢力其實都對鄧小平不滿。關鍵是戒嚴無論從哪方面來說都與共產黨一貫的宣傳相違背，所謂師出無名就是如此，所以才引起如此多的人出來反對。但所有這些反對勢力缺乏一個眾望所歸的領袖來整合所有力量，所以在十幾天后就被各個擊破，沒有形成一股勢力。在當時的情況下，趙紫陽可以說是唯一一個能夠整合所有黨內外勢力的領袖。不過在趙自己放棄了的情況下，所有的反對勢力就除了空喊幾句外而沒有辦法採取任何行動。黨內的大多數反對派事後還可以在黨內混飯，可憐的就是北京的市民和學生慘遭屠殺。

這裡我們可以對比一下前蘇聯的819政變。當時以副總統和國防部長為首的政變集團軟禁了戈爾巴喬夫，然後軍隊進入莫斯科準備鎮壓示威群眾。當時的局面就有些類似戒嚴部隊被北京市民堵住了的情況。但如果反對群眾沒有人領頭，雖然總體而言，蘇聯軍隊對平民開槍鎮壓的底線比起中國軍隊肯定高一些，但如果沒有一個有威望的反對派領袖人物站出來，時間一長就不好說了，因為前蘇聯也不是沒有動用軍隊鎮壓平民的歷史。可是關鍵時刻，葉利欽走上大街，直接對軍隊講話，於是軍隊一下就瓦解了，政變就流產了。可以說葉利欽當時跟軍隊從來沒有任何關係，但因為其合法身份，一旦站出來局面就不一樣了。所以說如果趙紫陽能夠公開站出來對抗鄧小平的戒嚴令，因為其合法的身份，再加上黨內外及軍隊內部廣泛的支持，可以說鹿死誰手還尚未可知。就簡單說到軍隊，除了七上將的公開反對戒嚴的信，包括入京的戒嚴部隊的現役將領反對的人也不少。520戒嚴令宣布時除了徐勤先的公開反對，私下裡反對的也肯定不在少數。甚至到了六三之夜，依然有28軍的消極對抗。所以到時候鄧小平還真不一定能夠指揮多數軍隊。但因為反對的力量沒有能夠在一個領袖的指揮下集結起來，所以就被一個一個慢慢收拾掉了，或者見形勢不對就轉向了。

這裡趙紫陽與葉利欽的區別在兩個方面：一是對黨的歸屬感不同。葉利欽可以說對於蘇共是沒有一點認同感了，對於毀掉蘇共完全沒有心理負擔，而趙紫陽並不想與中共決裂。還有一個是勇氣，葉利欽決定走上莫斯科大街時，就表示他已經徹底與共產黨決裂了，一旦失敗可以說將跌入深淵，萬劫不復。但趙紫陽給自己留了一條退路，雖然當眾洗手也是一種態度，但畢竟沒有公開與共產黨對抗。即使失敗了，雖然政治生命終結了，但基本生活權力還是有保障的，畢竟鄧小平不是毛澤東。所以趙紫陽的態度就決定了六四必然以悲劇收場。其實中共建國以後的內鬥，基本上都不是以取人性命為目的，只是終結政治生命，這樣可以避免對手孤注一擲。比起斯大林的大清洗還是文明多了。所以文革初起，劉少奇也指望能夠回老家做一田舍郎，只是沒想到老毛已經不給他這個機會了。有了劉少奇的前車之鑑，林彪到時候就不惜鋌而走險了。但文革之後黨內形成了共識，不再從肉體上消滅對手，所以大家都能相安無事。當然發展到今天200斤當政後似乎以前的那些共識又沒有了。今天中共的內鬥比起以前血腥多了，這就是後話了。

可能有些人會擔心趙紫陽一旦站出來公開對抗，有可能引發大規模內戰，從而造成生靈塗炭。所以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想法下認同鄧小平的鎮壓。但從當時的格局看來，根本不會有大規模內戰的可能。大規模內戰的前提要雙方首領決不妥協再加上各有一批堅定的追隨者。但很顯然，不論鄧小平還是趙紫陽身後的追隨者都是因為利益或者理念相同而站在一起，根本就沒有生死與共的決心。所以當一方勢大的時候，對方馬上也就土崩瓦解了。其實就跟蘇聯819政變一樣，看起來很強大的一個集團可能瞬間就瓦解了。鄧小平不論是當時還是以後都沒有像老毛當年一樣被封神，所以也不會有堅決捍衛他的紅衛兵。而當時的眾多地方大員都在觀望形勢，無非就是等待鄧小平和趙紫陽之爭塵埃落定，可見就是在黨內高層裡面都沒有認定鄧小平已經勝券在握。雙方之爭主要還是政治和宣傳領域，軍隊在某種程度上只是一種威懾力量，基本上不會在黨內鬥爭的時候應用。所以內戰其實是根本不會打起來的。但當趙紫陽放棄了鬥爭之後，自然所有的資源都能夠被鄧小平調動了，這才有了六四之夜的大屠殺。當然，如果趙紫陽公開抗爭失敗，軍隊肯定還是要進京。不過這個時候我估計廣場學生肯定早就散了，市民也不會上街堵軍車了。所以普通市民和學生估計會少死一些，但趙紫陽估計可能就要進秦城了。當然，也可能反過來，鄧小平在秦城度過餘生。

當趙紫陽當眾洗手放棄後，就意味着黨內自由派徹底失勢。從此之後，黨內自由派就沒有了公認的領袖了，成為一群烏合之眾，自然就只能任人蹂躪了。文革後黨內集合起來的一群還有着某些理想主義色彩的知識分子高幹，和文革後希望改造共產黨而入黨的一群人，六四之後，要麼被流放或者驅逐出黨，或者在黨內被邊緣化了，還有少數公開宣布退黨的，當然也有不少開始同流合污了。總而言之，就是共產黨內部的健康的改良勢力已經徹底式微。當黨內自由派失敗後，也意味着學生運動的徹底失敗，從此之後中國就不會再有大規模的挑戰現存秩序的運動了。雖然還有個別人的抗爭，但已經無濟於事了，中國民主化的機會就此流失。就像後來的簽署《08憲章》活動，除了讓劉曉波進監獄外在社會上沒有任何反響。有些人假設如果學生從廣場撤出，回到校園繼續堅持長期抗爭。將來也許會有轉機。不過，在我看來這些想法太理想化了。即使學生撤出廣場，但趙紫陽已經離開了權力中心，並且在戒嚴令下學生領袖除了逃亡就是進監獄，還怎麼能夠堅持抗爭？任何成型的學生組織都被會取締，黨內整肅也會照常進行，我確實看不到任何翻盤的可能性。唯一的差別就是六三之夜會少死一些學生和市民，但戒嚴令下對學生的清洗及學生可能的反抗同樣會導致不少的流血事件。所以可以這麼說，當五月19日夜晚趙紫陽去到廣場對學生講話時所有一切都註定了。

這裡再加幾句談談如果趙紫陽勝利之後中國的可能走向。一種可能是趙紫陽繼續自由化的路線，中國憲政逐漸走上正軌，而趙紫陽也像蔣經國一樣實行民主化，認識到共產黨並不天然就是執政黨，而是讓人民來選擇。這樣的中國會漸漸向一個正常國家過度，當然也不能排除後面的繼任者又開倒車回頭的可能。但其實另外一種可能性也不小，就是趙紫陽上台後為了永遠執政，在權力穩固後就對要求自由民主的勢力進行打壓。就像鄧小平在上台前在後面支持西單民主牆運動，但一旦權力穩固後立即取締了西單民主牆，並將魏京生等人送進了監獄。到底會是什麼結果，歷史沒有假設，所以我就不做猜想了。但在89之前，趙的智囊團就有人在宣傳“新權威主義”，其實後面的潛台詞就是鄧小平作為老一代的權威已經過時了，新時代需要能夠與當今世界打交道的新權威。當然，我當時從裡面讀出的依舊是權威主義。不過，趙紫陽要想一手遮天會遇到比鄧小平更多的反對，就像鄧比起毛的權威就消退了不少。所以到底中國會如何演變依然未可樂觀，不過再壞也不會比六四鎮壓的後果更壞。

六四作為中共建國後最大的一次群眾運動，可以說已經做到了群眾運動的極致。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就是從全世界來看，也很難找到類似的例子。並且成功地引起了中共內部的分裂，只是關鍵時刻因為趙紫陽的退縮而功敗垂成。如果說六四時對決的對手不是鄧小平，而是陳雲或王震薄一波之流，趙很有可能就放手一搏了，並且勝算極高。只是歷史沒有假設，所以只能說中國人命該如此。面對鄧小平，除了前面說到過的趙不願脫離共產黨外，也是自覺勝算不高而不敢孤注一擲。當然正如我前面所說的，趙未必沒有勝算，但趙對提拔自己的恩師不敢公開對抗，也就決定了未來中國的走向。人民創造歷史，某種程度是對的。沒有學生和市民的抗爭，六四走不到後來的地步。趙紫陽很有可能會像胡耀邦一樣被作為學運處理不力的替罪羊黯然下台。但當事情演變到戒嚴時，關鍵時刻其實還是英雄創造歷史。趙紫陽被推到了歷史的轉折點，他也是當時在那個位置上唯一可以改變歷史的人物，但卻沒有做好準備自然就被歷史淘汰了。這也造就了當今的中國現狀。

（後記）

我的六四回憶到此就截止了。過去32年淤積於心中的話一旦噴涌而出，也算了卻了一件心事。就如我在開篇時說過的，主要是因為香港的淪陷激起了我的憤怒，讓我覺得我必須發出自己的聲音。其實我一直有一個願望能夠在六四當天親自去一趟維園，但現在已經不可能了，可見人生無常，願望要儘早去實現，不然悔之晚矣。在寫作的過程中，讓我又重新回想了以前發生的一切，並讓我有些不太清晰的記憶復甦。也理清了一些以前沒有認真思考或者不太明晰的思路。作為一個六四的旁觀者，雖然我不是整個過程的親歷者，不清楚有些具體細節。但作為一個邊緣參與者的32年的思考和回憶也自有其價值。作為影響了我們這一代人的一件大事，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軌跡都被六四改變了。所以我認為我們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可以並應該寫出自己的六四回憶。我自認為從我的角度寫的六四回憶在眾多的回憶中有其獨特價值。也可以鼓勵每一個雖然沒有在北京經歷六四的一切，但有自己的經歷和感悟的過來者都可以寫出自己的六四回憶。就正如我在開篇中說過的，他們想讓人們遺忘，我們的對抗就是不斷重新提起。每一篇回憶都是對抗遺忘的武器。

其實在寫作的過程中，除了為故國過去的一切痛心外，我更多的是想到美國，想到我們身邊正在發生的一切。六四是中國人爭取自由的過程，很多人因為六四而流亡海外，為了自由而有家不能回。但今天我們生活的自由世界卻正在一點點喪失自由，一步步走向1984，這才是我最大的憂慮。其實我們美國今天的形勢在某種程度上就有點類似六四時候的中國，抗爭的成敗也就決定了這個國家今後的走向。我們當年在中國目睹了自由喪失的過程，希望我們的人生中不要再一次見證這個過程。當然，我們需要感謝美國開國國父們的智慧，給我們保留了很多抗爭的手段。我們今天並不像六四學生一樣是一群烏合之眾，我們還有憲法修正案的保護。但更為關鍵的是這是一片神所應許的土地。God bless America，這不僅是一個願望，而是美國這個國家過去歷史的證明，我相信神的旨意必將得到成全。這裡要謝謝諸多網友的鼓勵及支持，也謝謝有些網友指出我的某些記憶錯誤。願上帝保佑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