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珍访谈

 (2022-02-21 08:30:17)下一个

内容简介：

一个仅有少许医学知识的18岁女孩，被要求去为产妇接生；一个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培训的青年人，竟然做了上百台外科手术；一个初中毕业生，却做了22年的职业医生……这一切，都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被称之为“赤脚医生。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在中国依然是个禁区，对于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来说，更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词。

    本文给读者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中文不太流利的美国ABC，一个在美国名校学医的二十岁女孩，不远万里走入中国，做了一件让当代历史学家汗颜的事情：纵横数省，遍访近百名知青和知青赤脚医生，为他们的青春作证，为这些口述历史做出感人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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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珍访谈

她被中国媒体称之为“赤脚医生第一人”，也是我这次最希望找到的人，但是直到我到了上海，都无法联系到她。

她生长的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大沟村已经不复存在，被繁华的上海浦东新区所替代。由于时代久远加之历史和政治的原因，人们几乎将这位与中国赤脚医生有着紧密关系的人遗忘。如果说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对卫生部部长汇报工作时的怒言：：“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即“六二六”指示，做为中国赤脚医生的开端。那么，毛泽东在1968年9月14日对《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上的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则是第一次将“赤脚医生”这个名词定义出来，从而掀起了中国大规模的赤脚医生运动，而这篇文章的主角就是她。

从此她的名字广为人知，当时发行量最大的电影《春苗》，即是以她为原型所拍摄的故事片，使她从一个普通农村女青年，以赤脚医生第一人而受到重视和重用，曾一度被调到中央担任副部长一级的领导职务。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她被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我自己和我在上海的朋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都没能找到能联系到她的方法……如果不是到浦东偶然地参加了一次上海知青的聚会，如果不是偶然地询问了一个当地的工作人员，她又正好是她家的近邻，我几乎与近在咫尺的她错过：她居然就住在离我们聚会处不到二千米的地方！

当我们把她从午睡中叫醒时，一位健康、热情、亲切的老人出现在一幢典型的上海郊区农户的门口时，我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

安娜：您是怎么开始学医，做赤脚医生的？

王桂珍：我开始学医的时候是1965年下半年，当时江镇公社要办了一个医学培训班，培养农村自己的不脱产的卫生员。条件是要“根红苗正”的，就是要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你们美国人可能不懂这些。那时学赤脚医生的时候，每个大队只出一名，每个被选上的人都觉得很荣光，要抽贫下中农的子女，一定要好而且进步。我因为是贫下中农出身，又是生产队的保管员和卫生员，思想比较上进，所以就被派去参加学习了。

安娜：那个班有多少人？培训多长时间？

王桂珍：有28个人，全公社的，学习了4个月左右。课安排得特别多，要修物理、化学、生理学等多门课，但我只上过小学，有相当的难度。比方那些化学符号，还有什么“大于”、“小于”……老实讲，一下子真搞不懂。那时候我自己挺能吃苦，学得挺认真。老师让晚上9点熄灯，我拿个小的手电筒在被子里看到12点。我们住在公社卫生院，学习之余，就到各村让每家人家往井水里加漂白粉，消毒预防疾病。

安娜：据说“赤脚医生”这个词是从您开始的？

王桂珍：我们这里都是种水稻，所以都赤着脚下地，我下地时和大家一样，只是多背了一个药箱，和以前那些在医院里的医生不一样，农民说话也不讲究，所以他们都喊我赤脚的医生，就这么叫开了，被记者写进文章里了。

我当赤脚医生的时候，我们家很穷很穷。我家有三个哥哥，一个弟弟，上面死掉了三个，都是破伤风死掉的，接生不讲卫生嘛。我妈妈是十几岁生的小孩，那时候她自己还是个孩子。那时候农村蛮苦的，我妈妈嫁给我后来这个爸爸，他的妻子是小产流血死掉的。我妈妈嫁到这个村的时候，年轻人很少，所以嫁给一个结过婚的，生不生小孩无所谓。我妈妈嫁过来的时候，我的大哥两岁，后来又生了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哥哥五岁的时候生病死了，另外两个哥哥得破伤风死掉了。所以我生下来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我妈妈还能生小孩，因为是她自己给自己接生的，没人知道。邻居问我哥哥是不是又生了个弟弟，哥哥说，不是，是个妹妹，所以我是我们家唯一的女孩。

做赤脚医生后，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为贫下中农做好，为老百姓服务，我会想起我妈妈因为缺医少药，受了很多苦难。我们做赤脚医生的尽管风里来，雨里去，很辛苦，但每家人家的病人都需要我们。

安娜：在乡下行医应该很辛苦，您是怎么坚持的？

王桂珍：这就要靠毅力。比如村里有个老人家从不洗澡，她头发长得很，身上很脏的……我就帮她洗澡，帮她把头发剪掉，那身上的虱子特别多，农村人不洗澡嘛。我当时想，如果我娘也是这样，我也必须这样做。对于那些七、八十岁的老人，看病时一方面照顾，体贴，关心，还要象亲生子女一样哄好他们。

记得有一位阿嫂，大便拉不出来，她就叫我。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药少嘛，我就用手帮她抠出来，一下一下挖出来。

安娜：那时您多大？

王：那时候我二十多岁。大便挖出来后，阿嫂不停地感谢。那时候，我真的一点不计较，不怕大便，就是想帮她抠出来。你想一想，假如是我几天拉不出来大便，是老痛苦的，我必须要千方百计地减轻病人的痛苦。因为当时缺医少药，所以后来就开始种草药，有时候用中草药给病人看病，因为那时候确实没有药。比如用蒲公英清热解毒，干农活手肿的时候，把草药洗干净，贴上去，特别是对无名肿毒，象一个中药贴，我自己脚肿的时候也用。我们讲，草药不吃是苦的，吃了就是个宝，还有车前草也是清热解毒的。

安娜：您是怎么学会种草药的？

王：以前在公社卫生院老师上课教过我们，我记下来了。老师讲每种草药治什么病，我就在本子上记下来，后来就都用上了。

老师教我们学针灸的时候，让我们先在卷起来的报纸上试验，再用胳膊去试。通常学医要学几年，我们当赤脚医生只学了四个月，所以理论是没办法跟人家比的。比如有人牙痛，我先在我身上扎了给你看，然后再给病人扎，病人扎了就不疼了。所以我们是在自己身上练，是靠实践经验。

在农村老百姓需要医病的时候，到哪里去找正规的医生？那时候不可能，没钱，一般的病只能找我们，不要他们的钱。我们靠的是丰富的临床经验，比如有一个烫伤的病人，我去了之后，我们没有医院才备的烫伤膏之类的药，怎么办？我叫他家人去拿米粉，然后用米粉盖在上面，很快就不疼了。这是民间的偏方，实践证明这个土办法是蛮好的，特别是刚烫的时候，捂上去很好。在我们农村，经常会被蜈蜙咬，伤口有酸性，我就用洋葱捣碎，把洋葱汁儿敷在伤口上，这些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土办法。

我们在学医的时候，老师经常强调要理论联系实践。比如有一个病人是风湿性心脏病，老师会让病人先讲发病原因和状况，然后老师会讲怎样判断病情和用药，然后再叫我们用停诊器去听老师讲的判断特征，理论联系实际。别人要在医学院学书本知识几年，而我们在实践中学，我们一共学了四个月，四个月后就直接回大队看病了。我一边劳动一边看病，跟老百姓一起插秧，一起灌溉，一起割稻子，谁有毛病就叫我，我立刻就能过去处理。

安娜：您觉得赤脚医生对农村有什么影响？

王桂珍：对于农村这是很重要，因为赤脚医生就是可以做到无病早防，有病早治，而一般的医院医生是做不到的。我们把卫生知识普及到乡下，教群众掌握，很多流行病都是可以得到及早的防治，早发现早治疗。比如夏天病菌多，我们教老百姓多洗手，家用毛巾要隔离用，不要混用。发病高峰期间，用菊花，金银花，决明子等烧水给村民喝，既有预防作用，也有清热解毒的功能。我们那时候主要用草药，当然原因是西药比较少，比较贵，但用草药这个方法还是比较好的。那时农村没有抗生素，在农村只有用土办法。

安娜：后来听说您做了卫生部的领导，您做了多久？

王桂珍：只做了四个月就回来了。那是1969年9月14日，毛主席在写我的故事那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疗教育的革命方向》的文章上做了批示，表扬了我们赤脚医生，报导之后，很多人来我们这里参观学习，就出名了。“赤脚医生”就是从我们这里开始叫的。

1969年9月，我接到通知，到北京去参加新中国成立20周年的大庆。此前我连上海市也很少去。到北京后，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后来，我又见过他五、六次。第一次在国庆观礼上，我跟他的距离就象我现在跟你的距离一样。后来都是在很多会议上见的，那时候，开会的时候，脑子里总是想着要怎么好好地跟毛主席握手，心里非常激动，但当时的纪律是不许随便握手的，就象你们也不能随便跟总统握手一样。我1969年9月刚到北京的时候，是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先接见的，我从赤脚医生调到中央卫生部做党组成员是中央1975年第49号文件。

（王桂珍指着墙上所挂的她与中央领导人的照片，并一一介绍。）

我1976年还见过你们的总统尼克松，那是他是第二次访问中国。

到北京后，不习惯，北京气候不好，太干。我以前虽然干过江镇公社党委副书记、川沙县卫生局党委核心小组副组长，但从来不去办公室，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村里当赤脚医生，给农民看病。到北京后，不下田了，也觉得不习惯。我在卫生部还有一个不习惯，就是吃饭困难，没有钱。我虽然有三个职务：卫生部党组成员、川沙县卫生局党组副组长、江镇公社党委副书记，却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的工资，还是由大队记工分。 一个工分7分钱，一年三千左右的工分，一年的收入也就二百块，要养一家人。我在卫生部一天只补贴5毛钱，我只能拣最便宜的菜吃，像菠菜、豆腐，中午吃两个窝窝头。即便如此，也不够，开会喝茶也要交钱，有时家里寄点儿钱也不够，尴尬极了。乡亲们觉得我在北京很风光，可我是北京最穷的副部长级干部，肉都吃不起。

安娜：听说电影《春苗》就是以您为原型拍的？

王：他们拍之前，电影制片厂是找过我，他们先选了一个女演员，和我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同吃同住，体验生活。后来因为她戴眼镜，就把她换成了李秀明，那个时候，哪有戴眼镜的赤脚医生？李秀明演得蛮像的，人很好，现在还和我有联系，她在做生意。

《春苗》上映后，其实也给我带来一些麻烦，每天要接待全国各地来的领导和参观学习团。有时候，我正在水田里劳动，就有人来喊我去见某个参观团；正在接待某地参观团和领导的时候，就有人来喊我去给农民看病。一天到晚的忙，休息不好，快累病了。

安娜：请问您今年多大了？您还在看病吗？

王：我今年71岁了，老了。现在基本上不给人看病了。

安娜：您要多保重身体！对于赤脚医生的那段历史，您就是一个活档案。另外，我跟您的这次谈话能否用在我的学术研究文章或出版书籍中？

王：嗯，可以。我们两个交个朋友，我以前是不接见外面人采访的，要来见我的人，我一般都推掉了。上次北京医科大学校长带了八个人来找我，要求采访，要不是他们带了上海卫生局局长的条子，我也不会见。一般来找我的，我家人都会说我不在家。今天要不是她（带我们去她家的朋友）带你们来，我也不会接待你们，她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她妈妈是我在做赤脚医生时候的采药工，就是因为这层关系，我们才会见面。

（结束）

访谈时间：2014年6月7日下午

访谈地点：上海浦东川沙江镇大沟村王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