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問題的實質 中華民族的確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歷史上的中國天災人禍連綿不絕，國人生活水深火熱，但那畢竟離我們已經遙遠。自從中共建國，確立了蘇俄式的暴力革命的建國方針以來，中華大地就沒有平靜過，從反右，大饑荒，到文革，從八九六四，鎮壓法輪功，到香港鎮壓學生。中華大地被專制和暴力任意蹂躪，無數的人在苦難中死去。眾多的知識精英為之凋殘。今天的中國，亂象環生，其政治，經濟，文化，外交，內政都出現了一系列的令人憤概無比，又匪夷所思的事件，而統治者總是毫無愧疚，他們總是可以變幻手法，愚弄人民。把戲手法層出不窮，每次都可以排演出一場場新的政治秀，玩弄着中國人民的耐心。而大多數國人還在麻木中苟且偷生，並津津樂道，每一場災難過後，總是能夠發掘出可歌可泣的動人故事， 在一片鶯歌燕舞中，將苦難遺忘。中國經濟黯淡，民生凋敝，但一談到民主，馬上就談虎色變，馬上和帝國主義，外部勢力聯繫在一起。這個民族也出過幾個為數不多的思想家，但整體上仍是一個昏昏噩噩的民族，指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問題的人還有幾個，但能提出解決方案的人卻少之又少。 幾十年前，胡適先生曾說過“少談點主義，多研究點問題”。今天，中國人曾熱衷談論和想往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已遭到了徹底的失敗。中國今天的問題，不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還是什麼別的主義的問題，不是共產黨的路線是右，還是左的問題，不是鄧好還是習好，或哪個更好的問題。中國的問題是古老的中華文明怎樣融入世界，進入現代社會，實現文明轉型的問題。世界已經進入了現代文明，而我們還未從原始文明中省悟過來。文明的轉型不是短時間可以完成的，必定有一個艱難的過程，傳統勢力絕不可能輕易的退出歷史舞台，舊的思想必然頑固的對抗新的思想，我們現在正處在普世價值和極權主義的殊死搏鬥的歷史時刻。中國人民經歷的是一個從奴隸到將軍的歷史巨變，必定有一個脫胎換骨的變化的過程。 我們和西方世界的差別是很大的，除了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技術之外，最大的差別還是思想的差別。一個民族的落後，首先是思想的落後。日本思想家和教育家福澤諭吉說一個民族的崛起要改變三個方面，一是人心，二是制度，三是器物，這個順序不能顛倒，否則看似捷徑，實則行不通。一百多年前，日本和中國遇到了同樣的問題，日本人按照這個順序，從改變思想入手，認識了西方世界，也認識到了自己的落後，於是改變了思想，通過明治維新，變法圖強使國家強盛，他們成功了。而我們中國人總是改不掉自己天朝老大的愚昧心理，在西方的文明面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只想引進他們的堅船利炮，搞洋務運動，不肯改變自己的陳舊思想，結果處處失敗，一直落後。即使是幾十年前的那場改革開放，仍然只想引進西方的先進生產技術和資金，思想上死抱着馬列的教條不放，拒絕政治體制改革，導致中國社會變得今天這個樣子，我們再次錯過了歷史的良好機遇。福澤諭吉的話是正確的，人心，制度，器物這三者的順序不能顛倒，不管我們過去有多麼大的進步，我們仍然還得老老實實的按照這個順序來改變我們的落後面貌。改變中國，首先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思想。我們必須對我們的思想深處作認真，深刻，全方位的反思，我們中國人為什麼是這樣？中華民族為什麼苦難如此深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何如此艱難？這個民族，這個國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思想落後是全方位的。 我們對自己的歷史認識不足，儘管中國人非常注重歷史，研究歷史的著作汗牛充棟，但多少年來，我們總是任由那些御用文人，按照統治者的觀點在詮釋歷史，歷史真相都被掩蓋，是非都被顛倒，價值觀被嚴重扭曲。我們以前遵循的歷史觀有問題，我們的過去並沒有那麼輝煌，我們還也遠未從傳統的愚昧中走出。現實離不開傳統的背景，造成我們今天現狀有很深的歷史根源，但這根源究竟在哪裡，我們一直很糊塗。 我們總是愛炫耀我們的傳統文化，我們總陶醉在中華民族偉大，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幻覺之中，其實，我們的文化沒有那麼偉大，中華民族落後了幾千年，直到現在，我們的傳統觀念還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 與吹噓我們文化的相反，有一些人又全盤否定中國的文化，將中國今天的落後歸罪於我們的古人。我們應該清楚，一個民族的文化走向墮落，是文化被統治者長期把控，被他們操縱，利用的結果。儒家學說幾千年一貫制，沒有分支，沒有發展。文化墮落是我們後人的問題，而將我們今天的問題歸罪於兩千多年前的孔子是十分荒謬的。 中國近代，為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無數人充滿革命精神，作出了艱苦的努力，但結果卻適得其反，革命帶來的災難是巨大的，這是我們的初衷不對，還是革命的理論出了問題？它的荒謬性到底何在？我們一直沒有進行系統研究和批判。我們對社會發展的內在的規律缺乏明晰的分析，以至於思想混亂。 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不足，儘管中國和世界的接觸已經有好幾百年了，很多中國人都走出了國門，很多人也完全融入了西方世界，但我們仍然對西方世界缺乏了解，對他們文化的實質，核心的價值觀，以及西方哲學思想的深奧缺乏足夠的了解。我們還完全不具有他們眼光，用他們的分析方法來看待世界。中國的知識界，還不能理性的分析事物，缺乏前瞻性的思維，缺乏對危機的預判。 我們對未來缺乏想象，儘管，我們追求民主政治已經一百多年了，無數的人一直在為中國的民主化事業努力奮鬥並為之付出了生命，到如今，也形成了很大的推進中國民主化的力量，但由於中國政治歷史的撲朔迷離和轉型的難度，我們一直缺乏一種堅定的信念和明確的努力方向，中國民主化到底如何實行，至今仍沒有人能提出一套完整的方案，甚至連像樣的探討也沒有。 我們曾幻想，經過文化大革命慘痛教訓的中國共產黨，會痛定思痛，改弦易轍，逐步將中國引向民主法制的道路。中國的知識分子，對共產黨的幻想就沒有停過，儘管六四慘遭鎮壓，但一直希望中共能為六四平反，又為那個“胡溫新政”激動不已，後來眼看着又泡湯了，又寄希望於習近平，又鼓吹“習下李上”，直到李克強去世，意淫沒完沒了。那些知識精英們對鄧小平時代戀戀不捨，總是將中國的改革寄托在共產黨身上，他們認為中國的改革只能自上而下，只有自上而下的改革才能成功。他們確實相信中國黨內存在着開明派，當中國經濟好轉時，會順應歷史潮流，逐步實現政治體制改革，甚至還想象黨內會出現幾個英雄人物，能和黨內的極左思潮作堅決的鬥爭，但現實使他們完全失望，如今的共產黨，已是貪官遍地，太監成堆，長年黨文化培養的高官們，為官之道已是爐火純青，誰也不會頂着亡黨亡國的罪名，去實行自我毀滅。 長久以來，我們總是希望，中國應先將經濟發展起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形成中產階級，由這部分人來帶動中國的民主事業，但幾十年下來，先富起來的是特權階級，權貴集團，財富使共產黨的底氣更足，累積的財富用來加固專政機器，管控人民，而不會用於民生，寧贈友邦，勿與家奴是他們永遠的準則。而所謂中產階級，和專制政權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大部分是現有體制的堅決維護者。也有人認為中國現在的經濟困境會倒逼共產党進行改革，但中國歷史上有哪個朝代的更替是因為經濟不好的原因？共產黨有的是辦法來對付經濟的問題，而中國人民有着超強的忍受能力。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鄧小平拋出四項基本原則，當時，他的力量還不夠強大，他還有很顧忌，如果我們能堅決反對，就一定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專制回潮，就有可能避免後來的六四屠殺，可是我們沒有這樣做。六四開槍殺學生這樣的事，中國人民竟然還能容忍，很多人認為中國當下之急是解決貧窮的問題，是要經濟發展起來再說。中國的老百姓雖然深受壓迫，總是對統治者充滿着無限的希望和美好的幻想。中國的知識階層總喜歡吹捧鄧小平的豐功偉績，實際上，今天的習近平和毛澤東，鄧小平是一脈相承的。歷史的教訓難道還不深刻嗎？ 我們也曾希望國際社會能對中共制裁，以幫助中國實現民主化。但西方社會的商人們關心的是巨大的中國市場和財富，政客們更多關心的是他們國內的選票，對於中國的民主化，他們更多的是愛莫能助，鞭長莫及，而且西方社會普遍認為中國是無法實現民主的。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人民的民主事業永遠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 當我們多年奮鬥無果，在遭遇失敗，幻想一一破滅之後，堅持反抗的雖然有，但不多，更多的是逃亡，悲觀失望，觀望彷徨。海外民運人士雖然做了很多工作，但很多人是看笑話，看熱鬧，編故事，賺流量，甚至還有人幻想，中國政局突變，自己回去官復原職…. 面對紛繁複雜的中國社會，國內也出現了多種政治思潮，如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黨內民主派，儒學治國倫…等等，他們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詮釋中國，影響中國，這裡面有自由主義的思想光輝，也有對現行體制的歌功頌德，大多數是隱喻和旁敲側擊式的對時政的批評，這反映了在中共的專制淫威下自由知識人內心的困惑和無奈。也折射出中國知識界整體的軟弱。雖然中共黨國體制的深層痼疾早已昭然若揭，但從根本意義上洞悉它，解剖它仍然是中國知識階層的艱巨任務。中華民族是否有能反映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想，或可稱之為思想的東西，是否有足以穿透時代本質，彪炳當代又啟迪後世的原創性理論或主張？ 我們追求民主政治，應該對民主政治有足夠的了解。民主政治在西方文明中經歷了兩千年的艱難曲折歷程。是西歐各國人民的不斷努力，政治體制經過多年的演變而成的， 沒有我們的努力奮鬥，沒有我們的思想提高，民主政治不會自然來到。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思想落後是全方位的，不僅僅是普羅大眾的思想落後，思想先驅和文化精英們也好不了多少。中國的問題仍然的啟蒙的問題。 我們必須承認中華民族已經是個蠢到了家的民族，我們愚蠢，我們有罪！中國落後，每個中國人都難逃干係！回歸常識，回歸理性仍然是我們的主要任務。思想解放，任重道遠，我們必須從自己做起，從思想解放，常識回歸做起。 在當今，我們中國人必須從三大非常明顯的思想誤區中走出。這三大思想誤區就是：大一統的誤區，家國情懷的誤區和黨國體制的誤區。走出這些思想誤區，才能找到解決中國問題的途徑。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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