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的实质 中华民族的确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上的中国天灾人祸连绵不绝，国人生活水深火热，但那毕竟离我们已经遥远。自从中共建国，确立了苏俄式的暴力革命的建国方针以来，中华大地就没有平静过，从反右，大饥荒，到文革，从八九六四，镇压法轮功，到香港镇压学生。中华大地被专制和暴力任意蹂躏，无数的人在苦难中死去。众多的知识精英为之凋残。今天的中国，乱象环生，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内政都出现了一系列的令人愤概无比，又匪夷所思的事件，而统治者总是毫无愧疚，他们总是可以变幻手法，愚弄人民。把戏手法层出不穷，每次都可以排演出一场场新的政治秀，玩弄着中国人民的耐心。而大多数国人还在麻木中苟且偷生，并津津乐道，每一场灾难过后，总是能够发掘出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在一片莺歌燕舞中，将苦难遗忘。中国经济黯淡，民生凋敝，但一谈到民主，马上就谈虎色变，马上和帝国主义，外部势力联系在一起。这个民族也出过几个为数不多的思想家，但整体上仍是一个昏昏噩噩的民族，指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问题的人还有几个，但能提出解决方案的人却少之又少。 几十年前，胡适先生曾说过“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点问题”。今天，中国人曾热衷谈论和想往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已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中国今天的问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还是什么别的主义的问题，不是共产党的路线是右，还是左的问题，不是邓好还是习好，或哪个更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古老的中华文明怎样融入世界，进入现代社会，实现文明转型的问题。世界已经进入了现代文明，而我们还未从原始文明中省悟过来。文明的转型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必定有一个艰难的过程，传统势力绝不可能轻易的退出历史舞台，旧的思想必然顽固的对抗新的思想，我们现在正处在普世价值和极权主义的殊死搏斗的历史时刻。中国人民经历的是一个从奴隶到将军的历史巨变，必定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的过程。 我们和西方世界的差别是很大的，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之外，最大的差别还是思想的差别。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思想的落后。日本思想家和教育家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的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一是人心，二是制度，三是器物，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否则看似捷径，实则行不通。一百多年前，日本和中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日本人按照这个顺序，从改变思想入手，认识了西方世界，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落后，于是改变了思想，通过明治维新，变法图强使国家强盛，他们成功了。而我们中国人总是改不掉自己天朝老大的愚昧心理，在西方的文明面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想引进他们的坚船利炮，搞洋务运动，不肯改变自己的陈旧思想，结果处处失败，一直落后。即使是几十年前的那场改革开放，仍然只想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和资金，思想上死抱着马列的教条不放，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导致中国社会变得今天这个样子，我们再次错过了历史的良好机遇。福泽谕吉的话是正确的，人心，制度，器物这三者的顺序不能颠倒，不管我们过去有多么大的进步，我们仍然还得老老实实的按照这个顺序来改变我们的落后面貌。改变中国，首先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必须对我们的思想深处作认真，深刻，全方位的反思，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是这样？中华民族为什么苦难如此深重？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何如此艰难？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思想落后是全方位的。 我们对自己的历史认识不足，尽管中国人非常注重历史，研究历史的著作汗牛充栋，但多少年来，我们总是任由那些御用文人，按照统治者的观点在诠释历史，历史真相都被掩盖，是非都被颠倒，价值观被严重扭曲。我们以前遵循的历史观有问题，我们的过去并没有那么辉煌，我们还也远未从传统的愚昧中走出。现实离不开传统的背景，造成我们今天现状有很深的历史根源，但这根源究竟在哪里，我们一直很糊涂。 我们总是爱炫耀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总陶醉在中华民族伟大，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幻觉之中，其实，我们的文化没有那么伟大，中华民族落后了几千年，直到现在，我们的传统观念还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 与吹嘘我们文化的相反，有一些人又全盘否定中国的文化，将中国今天的落后归罪于我们的古人。我们应该清楚，一个民族的文化走向堕落，是文化被统治者长期把控，被他们操纵，利用的结果。儒家学说几千年一贯制，没有分支，没有发展。文化堕落是我们后人的问题，而将我们今天的问题归罪于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是十分荒谬的。 中国近代，为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无数人充满革命精神，作出了艰苦的努力，但结果却适得其反，革命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这是我们的初衷不对，还是革命的理论出了问题？它的荒谬性到底何在？我们一直没有进行系统研究和批判。我们对社会发展的内在的规律缺乏明晰的分析，以至于思想混乱。 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不足，尽管中国和世界的接触已经有好几百年了，很多中国人都走出了国门，很多人也完全融入了西方世界，但我们仍然对西方世界缺乏了解，对他们文化的实质，核心的价值观，以及西方哲学思想的深奥缺乏足够的了解。我们还完全不具有他们眼光，用他们的分析方法来看待世界。中国的知识界，还不能理性的分析事物，缺乏前瞻性的思维，缺乏对危机的预判。 我们对未来缺乏想象，尽管，我们追求民主政治已经一百多年了，无数的人一直在为中国的民主化事业努力奋斗并为之付出了生命，到如今，也形成了很大的推进中国民主化的力量，但由于中国政治历史的扑朔迷离和转型的难度，我们一直缺乏一种坚定的信念和明确的努力方向，中国民主化到底如何实行，至今仍没有人能提出一套完整的方案，甚至连像样的探讨也没有。 我们曾幻想，经过文化大革命惨痛教训的中国共产党，会痛定思痛，改弦易辙，逐步将中国引向民主法制的道路。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幻想就没有停过，尽管六四惨遭镇压，但一直希望中共能为六四平反，又为那个“胡温新政”激动不已，后来眼看着又泡汤了，又寄希望于习近平，又鼓吹“习下李上”，直到李克强去世，意淫没完没了。那些知识精英们对邓小平时代恋恋不舍，总是将中国的改革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只能自上而下，只有自上而下的改革才能成功。他们确实相信中国党内存在着开明派，当中国经济好转时，会顺应历史潮流，逐步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甚至还想象党内会出现几个英雄人物，能和党内的极左思潮作坚决的斗争，但现实使他们完全失望，如今的共产党，已是贪官遍地，太监成堆，长年党文化培养的高官们，为官之道已是炉火纯青，谁也不会顶着亡党亡国的罪名，去实行自我毁灭。 长久以来，我们总是希望，中国应先将经济发展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中产阶级，由这部分人来带动中国的民主事业，但几十年下来，先富起来的是特权阶级，权贵集团，财富使共产党的底气更足，累积的财富用来加固专政机器，管控人民，而不会用于民生，宁赠友邦，勿与家奴是他们永远的准则。而所谓中产阶级，和专制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部分是现有体制的坚决维护者。也有人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困境会倒逼共产党进行改革，但中国历史上有哪个朝代的更替是因为经济不好的原因？共产党有的是办法来对付经济的问题，而中国人民有着超强的忍受能力。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抛出四项基本原则，当时，他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他还有很顾忌，如果我们能坚决反对，就一定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专制回潮，就有可能避免后来的六四屠杀，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六四开枪杀学生这样的事，中国人民竟然还能容忍，很多人认为中国当下之急是解决贫穷的问题，是要经济发展起来再说。中国的老百姓虽然深受压迫，总是对统治者充满着无限的希望和美好的幻想。中国的知识阶层总喜欢吹捧邓小平的丰功伟绩，实际上，今天的习近平和毛泽东，邓小平是一脉相承的。历史的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我们也曾希望国际社会能对中共制裁，以帮助中国实现民主化。但西方社会的商人们关心的是巨大的中国市场和财富，政客们更多关心的是他们国内的选票，对于中国的民主化，他们更多的是爱莫能助，鞭长莫及，而且西方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是无法实现民主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永远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 当我们多年奋斗无果，在遭遇失败，幻想一一破灭之后，坚持反抗的虽然有，但不多，更多的是逃亡，悲观失望，观望彷徨。海外民运人士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很多人是看笑话，看热闹，编故事，赚流量，甚至还有人幻想，中国政局突变，自己回去官复原职…. 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国社会，国内也出现了多种政治思潮，如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党内民主派，儒学治国伦…等等，他们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诠释中国，影响中国，这里面有自由主义的思想光辉，也有对现行体制的歌功颂德，大多数是隐喻和旁敲侧击式的对时政的批评，这反映了在中共的专制淫威下自由知识人内心的困惑和无奈。也折射出中国知识界整体的软弱。虽然中共党国体制的深层痼疾早已昭然若揭，但从根本意义上洞悉它，解剖它仍然是中国知识阶层的艰巨任务。中华民族是否有能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或可称之为思想的东西，是否有足以穿透时代本质，彪炳当代又启迪后世的原创性理论或主张？ 我们追求民主政治，应该对民主政治有足够的了解。民主政治在西方文明中经历了两千年的艰难曲折历程。是西欧各国人民的不断努力，政治体制经过多年的演变而成的， 没有我们的努力奋斗，没有我们的思想提高，民主政治不会自然来到。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思想落后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普罗大众的思想落后，思想先驱和文化精英们也好不了多少。中国的问题仍然的启蒙的问题。 我们必须承认中华民族已经是个蠢到了家的民族，我们愚蠢，我们有罪！中国落后，每个中国人都难逃干系！回归常识，回归理性仍然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思想解放，任重道远，我们必须从自己做起，从思想解放，常识回归做起。 在当今，我们中国人必须从三大非常明显的思想误区中走出。这三大思想误区就是：大一统的误区，家国情怀的误区和党国体制的误区。走出这些思想误区，才能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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