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永远会喋喋不休争论的命题，没有解是因为争辩的双方所立足的时空不同，着眼点不同。 强调人的因素第一，是在讲一条线的问题，强调武器的因素第一，是在讲一个点的问题。最终是人的因素第一，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长短还要取决于手上的家伙。未来战争，双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一群赤膊的敢死队上来，你不怕死的肌肉还没有让对方瞧见，自己已经见阎王去了。对方不需要看见你有几块肌肉和额头上的“敢死队”的布条，就把你解决了，靠得就是武器。 如果在一个点上，就是我们常说的“狭路相逢勇者胜”，在相逢那个点上，勇者胜是有条件的，至少双方的武器相同或者相近。一个拿烧火棍的人和一个拿三八大盖的人面对面在狭路相逢，要胜的可能只有一个：有刀枪不入的绝世武功，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死了一个再上一个，直到拿刺刀枪的人手软或刺刀断枪弹尽。在俄国人强大的坦克部队和美国人的原子弹面前，日本人的武士道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只会让更多的妻子成为寡妇，更多的父母成为孤老。相反，假如日本人也有相同级别的坦克部队，也有相同的原子弹，因为有了武士道，胜利的天平就会向另一方倾斜。 当然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正义最后终究能战胜邪恶，但这是一个过程，需要时间，时间的长短取决于人和武器两个因素。如果没有意志的支撑，承受不住失败；如果没有与之匹敌的武器，夺取不了胜利。朝鲜战争中的“金城反击战”一直为中国人津津乐道，也一直为联合国军，尤其是韩国人耿耿于怀。毛泽东也不无得意地说：“我们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再打它两、三、四次，敌人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毛泽东不是一个唯武器论者，但这是以前。以前不是，是没有办法，人是需要有精神的，尤其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战场上，如果没有这点精神，就挺不住，就会一溃千里。毛泽东在这里强调“几十万发炮弹”，就证明那时的他就是一个唯武器论者。假如他在“金城反击战”这个点上仅仅强调人的作用，那么，他的话就应该这样讲：“我们能够集中几十万个黄继光邱少云，再冲它两、三、四次，敌人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对那些炮弹，在“美国第8集团军简史”中是这样描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炮火在头上呼啸，在呼啸声中他们前赴后继攻击这个地区的大韩民国防线。在共军的猛攻下，前线阵地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垮了。”在炮弹之后，就需要人的因素了，有了不怕死的精神，才有美军简史中的“前赴后继”和“前线阵地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垮了”。“金城反击战”的胜利既是在“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优势又是在军力和火力的物质优势下才取得的。胜利的代价是：“联合国军在1953年6至7月份的伤亡数字超过52000人，大多数是南朝鲜军。共军同期伤亡估计达到108000人。”（美国作家亚历山大·贝文著《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 再说另一次战役：上甘岭战役。攻守双方易位。美军在五圣山倾泻了几十万发炮弹，飞机在上甘岭投下了600多枚炸弹和燃烧弹。上甘岭主峰标高被削低了整整2米，寸草不剩。中国的15军（其实还包括12军）硬是挺住了，这就要靠人的因素了。如果换上了韩国首都师在那里，山头削低一米时，就要滑脚开溜了。上甘岭战役是一场在后来的军事分析师的电脑模拟中不可能打赢的战争，竟然被中国人打胜了，这是由于电脑天生的缺陷，因为没有人能量化精神的因素，更没有人能量化在坑道里喝尿也能生存的意志力。在这个特定的时空中，精神的力量，人的因素发挥到了极致， 当时在只能够放两个连的高地上，中国军队先后投入了两个精锐野战军的9个团，另加2000新兵。11个炮兵营，一个火箭炮营。共4万三千多人，一共打炮弹45万发。联合国军方面投入步兵10个团零二个营，空降兵一个团，另有一个编练师，四个新兵联队，共6万2千人，消耗炮弹1千9百万发，航弹五千枚。在中国人承受枪炮的同时，对方不是在承受长矛大刀，谁能挺到最后，谁就是胜者。中国人那时的炮弹虽少，但也是会炸死人的。整个战役中国军队死亡人数是7100人，伤残8500人；联合国军死亡11300人，伤13600人，美军伤亡数是5229人。双方伤亡比为1：1.6。如此大的死亡数，美国人是万万挺不下去的，能挺住的人自然成了胜者。 人的因素，包括勇，还包括智。在北非战场上，同样一支英国第8集团军，同样面对一样的敌人：“沙漠之狐” 隆美尔统领的德国非洲军团，起初饱尝败绩，后来反败为胜，就是有了一个足智多谋的灵魂人物：蒙哥马利。勇，能够翻盘，智，也能够翻盘，但手上必须要有可以致命的利剑，未来的战争更是如此。《阿凡达》中用大鸟可以撞毁飞行器，最后能取得胜利的故事只有在电影导演的眼睛里才会发生。就像拳击手一样，在级别相同或接近的范围内，勇者能胜，但是如果级别相差太大，再顽强也是没有用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