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个民族的社会存在决定了这个民族的社会意识。要了解那个民族当下的社会意识只要看他们对怎样的电视剧感兴趣。同是电视剧，《蜗居》反映的是中国人的社会意识，《变脸》反映的是日本人的社会意识。两部电视剧，不仅是在探讨不同的问题，而且是在探讨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前者属于人性的表面问题，后者属于人性的深层问题。两者属于两个档次。

买房奋斗史，是在任何国家里的任何个人都会有的经历。把这些拍成电视剧只有在中国才有市场，才有可能热播。如果换了美国的任何电视台，投资这类电视的人定然血本无归。在外国，有钱买房，没钱租房，再没钱，租得小一点，是理所当然的，根本没有必要拿出来说事，更没有必要用“蜗居”的自卑来自己作践自己。为了解决另一个人的“蜗居”自己愿意献身更让外国人百思不得其解。

一帮墨西哥新移民或者是偷渡客，来到加州，肯定都是蜗居者。但是他们男男女女，一把吉他几盘披萨地围在一起，也能开心热闹大半天。他们也会买彩票做发财梦，希望自己有大房子，但绝对不会有和中国人一样的“蜗居”自卑。“蜗居”的根源是中国人的爱面子思想，“蜗居”者首先是蜗居在自己的面子里。其他的事都可以放一放，面子的事情比天大，于是有了无钱者的自卑、有钱者的嚣张和有权者的为所欲为，于是有了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世态炎凉，最后成为了《蜗居》写作者的创造灵感和观看者的内心共鸣，所有这一切加起来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中国人只会写“追求露脸”的《蜗居》而不会写“有得必有失”的《变脸》。

变革和暴富是一对孪生兄弟。就像突然有一天，把一大把浮萍随便撒在了湖面上，每一片浮萍所占的水面，有多有少，有深有浅，相互间必然产生矛盾，随着各种矛盾的发展就有了权欲、钱欲、肉欲和各种各样私欲的故事。如果说《蜗居》是在揭示那些浮萍间的关系，那么《变脸》就是在剖析所有浮萍都具有的共性的东西。都认为《变脸》是在写“变脸就能改变人生”，其实它是在揭示人们在追求别的东西的同时也在失去自己的东西。事实上，人类的历史就是“得与失“的历史，有得必有失，从远古到现代，人类就是靠一步“得”一步“失”的两腿走过来的。人类在创造地球上的最高文明的同时，也在毁灭地球。

中国人不喜欢“变脸”，而喜欢改变除了这张脸以外的一切，甚至包括血统。暴富后让人羡慕的感觉必须投射在相同的那张脸上，才有意义，才是中国人的习惯。东村头的那个小黑，以前是泼皮无赖，现在是煤炭大王，如果脸都变了，即便换上李嘉诚和巴菲特的脸，如何衣锦还乡？如何光宗耀祖？中国人好得就是这种收获别人羡慕的感觉。如果上大将军韩信，在回到他受胯下之辱的淮阴时，不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出现，那么还有什么意义？必须是同一张脸：原先是钻无赖裤裆的，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上大将军，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反差，有了一个巨大的对比，才会让人们一直津津乐道，才会历史留名。

中国人也喜欢“变脸”，但这个“变脸”是能够变回来的，就像川剧的变脸一样，也象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一样，更象武侠小说里的易容术一样。在日剧《变脸》中的FACE MAKER在替人做上一张新面孔的同时会留下那个人的老面孔，也就是说变脸后的人将永远失去自己。中国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孙悟空变成猪八戒或者白骨精后永远不能变回到孙悟空，也不能想象《天龙八部》中的阿朱姑娘在易容成老渔婆后永远不能变回成阿朱，一个老渔婆老是缠在大英雄乔峰边上，任何人都会觉得大煞风景。这种变不回去的“变脸”必然让金庸的钱袋大大缩水。

从古至今，中国人都习惯了能变回来的“变脸”，也就是说“变脸”只有得的问题，没有失的问题。所以中国人自然不会写有得必有失的《变脸》，只会写一味追求“得”的《蜗居》。中国人现在一味想到的是“得”，还没有想到 “失”。中国人习惯的不是“得失”两字，以前习惯的是“破立”，不“破”不“立”；现在习惯是“拆造”，不“拆”不“造”。想到的是砸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想到的是新住宅、新街道、新桥梁、新城市，而且多多益善。你看，多光鲜，多有面子，出入新房子，个人有面子；出入新城市，市长有面子；出入奥运、世博、亚运，国家领导有面子。挖的挖，拆的拆，造的造，到处是钢筋的高山，水泥的海洋，三五十年后，问题都暴露出来后，脑门一拍，怎么会失去这么多？怎么当时没有想到呢？就象十几年前的稀土一样，管他只有泥土价，有钱总归比没钱好，卖了再说。只有发展是硬道理，只有赚钱是硬道理，资源是软道理，污染是软道理，可持续发展是软道理，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是软道理。在硬道理下，其他统统让路，这种硬道理把“得”的哲学发展到了极致。

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为了不后悔，应该看一下日剧《变脸》，即便不想看，至少应该知道：变脸后是变不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