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说: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意思是说如按自然规律，应减少有余的补给不足的。如按社会法则却不然，要减少不足的，来奉献给有余的人。

老子毕竟是老子，可以让孔圣人恭恭敬敬之人的眼光就是不一样。在两千五百年前，他就看穿了社会矛盾的根源：少的更少，多的更多，少的要奉献给多的，有余的会压榨不足的。之前的突尼斯和眼下的埃及就是因为几乎相同的原因而出现社会动荡。统治者捞足藏满了，被贫困、失业和通胀三把屠刀屠宰的都是社会的不足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他们选择了走上街头。这个星期二涌到开罗街头的埃及人似乎比当年十月革命时占领彼得格勒的起义工人还多。倘如穆巴拉克行的不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道，而是行“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无人会走上街头造反。假如当年俄国经济不是濒于崩溃，不是物价飞涨和食物短缺，列宁的口才再好，也鼓动不起那么多的人造反。在任何改朝换代的过程中，鼓动者多半会以天道自居，造反者多半是社会的不足者，天道对不足者有绝对的吸引力。从1917的十月革命到1991年的八月政变，红色苏维埃的建立和倒台竟然源于相同的力量：社会不足者的涌向街头。

由此可见，天道不过是理想，人道永远是现实。

老子提出的解决之道，就如那个“道”字一样，看似很实，其实极虚。直到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仍旧象空气一样地游来荡去，最多是铸成一座铜像让人瞻仰。他说：“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意思是说：谁能够用多余去补天下人的不足？只有有道之人方可做到。因此，有道之人有作为而不占有，有成就而不居功。其不愿意显示自己的贤能。换成老子的另一个说法就是“上善若水”。

放眼历史，有几个有作为不想占有，有成就不想居功之人？有几个有上善之功又若水般低调之人？即便有，多半是山外高人，而不是位高权重之人。这样的人就是想行天道，因为无权也无法造福万物，滋润万物。就说老子，公元前516年周朝覆灭，55岁的老子逃回家乡，和无数低下的不足者一样，自己的生计都成问题，如何能行“上善”？孔子曾把老子比做为深不可测的龙。即便是龙，一旦到了田埂上，到了草屋里，又有何用？象水一样地“善利万物而不争”只能是一种境界，一种至今无人能达到的境界。若水者无法行上善，有能力行上善者绝对不会甘于做“不争”之水。反过来说，老子有此说法，是因为其不处于高位。一旦他也握有权柄，也未必会延续自己的说法，或许也会把自己的“人道”视为理所当然的“天道”。甚至会提出“上善若山”，山都是“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或者会提出“上善若花”，花都是要争奇斗艳的。武则天也信奉黄老之学，但是如果要她“不争”，如何和皇宫里的女人争皇后之位？如何和天下的男人争天下之权？

所以，天道不过是理想，人道永远是现实。

对于历代统治者来说，不管是道家的“无为”，还是儒家的“中庸”都是一种工具，都是一种行人道的工具。最聪明的统治者不过是在嘴上讲天道，实际上行人道。埃及人用了三十年才看穿破这一层。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历史，将来还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