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位记者想描写某户家庭的贫困，不会放弃一个细节：家里放置了一台八十年代的老式电视机。这一描写可极形象地告诉了读者这户家庭的贫困程度。不会再过多少时间，如记者想描写一户收入低下的城市居民家庭的家境，将会用上一句话：此人家居保障房。

“保障房”之词在中国源于何时已很难考证，但眼下此名词已走红于各种会议的文件确是千真万确的。各级父母官一方面在竭力维持庞大的土地财政，另一方面在向“保障房”的民意靠拢。在破解中国房地产两难棋局的现在，从商品房的虎口夺地，扩大“保障房”的数量似乎是唯一可走的棋了。高地价的新地王和低地价的“保障房”，看上去是矛盾的，其实是统一的，就像以前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一样，现在是以革命的两手对付房地产的两手。当哪一边需要时，就举起哪只手，做革命的两面派，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人就是这样，在关乎到生存时，有房总比无房好，有保障总比没有保障好。但是在中国，房子的功能并非仅仅是住。各地政府大面积开发“保障房”后，在每一个城市就会出现一个或几个人工的“收入低下家庭区”。人是被保障了，面子却“蜗居”了，何况中国人是在乎面子的。在势利的丈母娘面前，住在保障房里的毛脚女婿如何向住商品房女朋友求婚都会变成一道难题。保障房和商品房代表着不同的面子，不同的社会层次，不同的经济地位，不同的已经消失很久的阶级。就像在旧上海，法租界一带的淮海路和闸北区代表着不同的阶级一样。

在中国消灭了几十年的阶级现在又回来了，“商品房”和“保障房”绝对分属不同的阶级，文件上不这样认为，甚至会否定，但事实确是如此。

西方人不管实际上有钱没钱都不讳言讲自己没钱，中国人不管实际上有钱无钱都希望别人认为自己有钱。西方人只在乎自己的感觉，中国人更在乎别人对自己的感觉。由于中国人的这种在乎，即使住进了“保障房”，还是没有最后解决问题。住进新建的“保障房”，肯定比蜗居在小房子里强。肢体是伸展了，但感觉没有伸展，面子没有伸展。相反，面子更加“蜗居”，感觉更加“蜗居”，因为会被世俗的眼光归属到了一个没有面子的阶级。

在鲁镇酒店，在短衣主顾面前，长衫就是孔乙己的面子。在文革的时候，穿上一套旧军服，面子十足，令边上的人羡慕不已。为什么眼下各种翡翠首饰的价格越炒越高？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可让面子增值，就像文革时的旧军服一样。相反，住“保障房”会让面子贬值。笔者可以推断：将来居住在“保障房”里的人主要是三类：一是不在乎别人怎样看自己的人，笔者在加拿大见到过一位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价房里东欧国家移民，她在言谈中似乎并不觉得自己没面子，反而为能省下很多钱而感到自己运气好。二是外来移民，在一个新城市里，无认识的人，也就无面子可言。三是临时居住，过渡一下。在那里，安居未必会安心，所以那里人口定然会经常流动。

不是所有的蜗居者都会选择“保障房”的，因为这里有一个居住和面子之间的选择问题。中国的房地产陷入如今的困局，摸着石头过河走了再说是一个原因，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推波助澜是一个原因，为了面子而抢着入市也是一个原因。

面子和里子，这是一些人的两难选择，也是中国人背负的另一座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