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的构成是很精妙的，如“权贵”、“富贵”和“名贵”，这些词语之间都有一个因果关系。因为有权才能有尊贵的社会地位，因为富有才能有尊贵的社会地位，又因为有了名气才能有尊贵的社会地位；所以人人都想当官，人人都想发财，人人都想出名。所以在中国人的血管中一直流淌着“学而优则仕”的血液，当然从小就敢明目张胆地立志“长大要当贪官”则是这一基因的一个新变种，是历史的产物。

在上面所说的“三贵”中，以“权贵”为最贵。何以见得？古往今来一直有“攀附权贵”之说，有谁听说过有“攀附富贵”和“攀附名贵”之说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攀附权贵”之说能流传下来，至少证明此举是有效的，而且也证明攀附权贵者后继有人香火不断。其实，中国暴发商人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攀附权贵的历史。红顶商人胡雪岩是一个历史的例证，山西亿万富翁丁书苗是一个眼下的例证。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发。历史证明，“攀附名贵”是发横财的最好捷径。当然玩此术的最高境界就是攀龙附凤了，当年和珅攀上了乾隆那样的龙，才能发富可敌国的横财。

尽管丁书苗没有和珅那样的才气，甚至连文化也没有，但“攀附权贵”之术一点也不让须眉。在丁书苗靠火车运煤的阶段，她攀附的是山西晋城的官员；到了贩卖“车皮计划”的阶段，她攀附的是郑州铁路局的官员。随着财富的暴涨，攀附的层次也不同。去年1月7日，因卷入刘志军案，丁书苗的省政协委员资格被撤销并在接受调查。卷入刘志军案，是顺理成章的事，是符合丁书苗不断往上攀附的脉络的，是符合她财产暴富的走向的，谁手上的权大，谁手上的国家资源多，她必然会想方设法攀附上去。一个有权，一个有钱，一拍即合，各取所需。共产主义的理论到了权钱交易上才被真正地体现出来，按需分配。

要是刘志军案没有被揭露，从铁道部长的位子上再上几层楼，那么又一个象胡雪岩一样的红顶商人将会出现，省政协委员的位子对丁书苗来讲已经太小了，还会有更大的顶戴送给她，尽管她没有文化，连提案都不会写。

“权贵”和“富贵”，因为都有一个“贵”字，所以很容易合并同类行，最后就剩“权”和“富”两个字，权中有富，富中有权。一部历史离不开“权”和“富”，中国人的历史更是如此，读书为了做官，做官为了发财，发财后想当更大的官，当了更大的官后就有了更大的胃口。。。于是有了“权贵”、“富贵”和“攀附权贵”等词存在的生命力。

当然也有过短暂的例外。在毛泽东时代，掏粪的、采油的、种地的、目不识丁都有过前所未有的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读书人都要接受他们的再教育。也因为是短暂的，所以没能发展出一个固定的名词“穷贵”。

但不管怎么说追求“贵”总比追求“贱”好。 君子爱财，只要取之有道。不过一旦攀附上权贵，那个道就变得玄乎其玄没人能够说得清楚了，因为当刘志军在台上时，是一个说法；当他被关起来后，又是一个说法了，要是哪一天他又出来了，说法肯定又变了。就如同眼下在台上的金正恩被称为“天才中的天才”，几个月前的卡扎菲被称为狗熊中的狗熊一样。。。。

（以此文暂时告别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