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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創造罪惡並承受罪惡上，這個民族確實有過人的智慧和才華。在創造罪惡以後死不認賬上，在遺忘罪惡和開脫罪惡上，中國人的智慧和才華才更加超群。中國人的集體敘事從來就是掩過取功，中國人的集體記憶從來就是掩惡取善，有意用一種功來掩蓋錯，用一種善來掩蓋惡。幾千年來，中國的集體敘事成為一種瞞和騙的敘事，中國的集體記憶成為一種自欺欺人的虛假記憶。由於在這些敘事和記憶上我們摻和了太多的倫理意圖和政治功利目的，我們有意去掩蓋、遮蔽、扭曲、顛倒黑白、指鹿為馬。我們為了掩蓋各種罪過所作的各種努力，其實就是不斷地犯下了新的罪過。
時光飛快地流逝，眨眼之間有案可查的文明史已經過去了幾千年。在這幾千年的文明史中，我們究竟犯下了多少罪，我們究竟掩蓋了多少罪，在最有史料癖的中國也已經無法考索了。一般地說，這些考索也決無發生之可能。我們的本意就在於掩蓋和遺忘，哪裡還有費力考索的道理。我們已經習慣了這樣記憶歷史：只記憶項羽的意氣千丈寧死不屈，而不記憶他活埋二十萬俘虜的殘忍；只記憶長城的偉岸豪邁，並用它來支撐自己的虛弱與萎頓，而不記憶這種構想本身的殘酷和每塊石頭下無數慘受折磨的屍骨；只記憶紫禁城的金碧輝煌，而不記憶宮廷的陰暗、糜爛和權力的殘暴、惡毒、罪孽；只記憶農民起義的道義和復仇的快感，而不記憶血與火的殺戮、殘酷和毀滅性的破壞。我們既然養成了這樣的記憶方式，當然就可以在自己的內心虛構出一部光輝燦爛的歷史。至於歷史的真實，那對我們來說確實是一筆糊塗賬。在劉震雲的一篇小說中，敘事人“我”向姥姥打聽某一次饑荒，也就是調查餓死人的情況。姥姥回答說，餓死人的事多得很，你問的是哪一次餓死人。面對過於頻繁過於沉重的苦難，無力反省與消化的人記憶中只是渾沌一片。“我”與姥姥的記憶方式，充分體現了民族集體記憶方式。關於文化人進幹校和知識青年下鄉，實際上就是將一千多萬人遣送到集中營里；關於四十年代初中原大饑荒餓死三百萬人，只有外國記者和外國傳教士在忙於救災；關於六十年代初全國大饑荒餓死四千萬人，我們一直說那是自然災害造成的，實際上那卻是風調雨順的三年（金輝《風調雨順的三年》，見《方法》雜誌１９９８年１０期）；關於文革中成千上萬的死難者和許許多多因為敢於思考而被殘酷殺害的傑出人物……等等等等。所有這一切，在我們民族集體記憶中，都像一團亂麻一樣，無法從中呈現出深刻的意義。久而久之，也就漶漫模糊，無可考索。最後從民族敘事中消失，也就是從民族記憶中消失。那時侯，縱使想回憶一點什麼，也已經沒有可能。一部漫長的中國歷史，它的真實 性因為沒有沉澱在記憶中，所以也就不可能呈現於回憶中。
然而至少文革歷史可以成為例外，因為它遠沒有成為歷史，它一點也不需要考索。它就是我們的經驗，就是我們的切身體驗，是我們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所造出並承受的現實苦難。它深深地烙在我們的神經上，它時時飄裊在我們陰暗而又恐懼的眼神里。從願望上說，也許每個人都希望擺脫這種苦難與恐懼，但遺忘決不是通向擺脫的門徑。要用靈魂的痛苦反思我們的苦難，要用真誠的懺悔清算我們的罪惡。是清算，而不是掩蓋。是記憶，而不是遺忘。是在痛定思痛中以每一絲罪惡的記憶敲醒我們沉睡千年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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