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在宗教里的地位—尋找中國人的神（五）

玄野

當今基督教世界極其崇尚對人的博愛，因為愛人如己是耶穌所確立的兩個最大的誡命之一。雖然說兩大誡命同樣重要，但依然有次序，愛神或者說拜神依然是第一位的，有着第二誡命不可僭越的神聖性。這一點體現得最充分的年代就是西方文明的最關鍵的奠基歲月—文藝復興時期。這一時代直至二戰後，西方上層文化在科學的發展過程中能夠堅守對神的崇拜，而沒有把愛人的原則凌駕於拜神之上。這並非一個簡單的事情，人一旦因為愛人的原因而過分注重物質利益，拜神就會因為無法造福人類而被輕視。

物質利益的發展，現代科學的誕生，其最核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基督教世界將拜神放在最崇高的位置上，而不是從物質利益出發，不是從對人的仁愛出發。當然這並非單純是基督教的貢獻，西方文明的其他文化來源也一致地支持人自我謙卑的定位，也同樣有着對神的仰望和順從的價值理念。科學在文藝復興以來的發展過程中，人的謙卑和人對神的崇拜起着最核心的作用。西方科學家在探索真理的時候，不是依據基督教教條來先入為主地定下科學結論，而是用理性和實踐檢驗做標準來理解未知世界，並以理論的邏輯自洽和理論對現實解釋力來評判理論的正確與否。他們以這種跳出基督教教條之外的對現實世界的認知發展看作是對神的榮耀與敬拜。另外一點就是歐洲在政治上的小國林立也是科學得以發展的十分重要的客觀條件。政治上絕對權威的消失給思想的自由留下空間。

從這一點來看，基督教世界首先衝破了人的利益這個束縛。人的最長遠最廣泛的利益體現在世界各大宗教的核心教義中，猶太教基督教稱作“愛人如己”，儒教稱作“恕”道。近百年來有所謂道德黃金律之說，大概摘錄了世界史上十幾個主要宗教的說法，大同小異，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些都是人類從自己的整體利益出發而得出的最佳理念。當然生存焦慮是每一個生命形式的必備要件，生命為自己這個物種而經營當是天經地義。然而，這遠遠不夠，生命的有限性註定了局限在自身利益的行為往往最終斷送掉自身利益，跳出自身利益去探索認知更廣泛的世界才是正確的道路。一方面，探索更廣闊的世界是達成長遠利益的基礎。自哥白尼伽利略牛頓以至於哥本哈根學派的科學發現中的絕大部分對當時的人類現實利益看不到有何貢獻，而數百年後的現在已經完全離不開這些科學成果了。另一方面，對世界的正確認知將使得人明白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這可能比實現現實利益要重要的多。如今的科學發現讓人們明白世界不是單為人類所建造的，人的利益不是神的第一關照。至於神是否愛人，是否有好生之德，尚需探討，暫難結論。所以福音書中的某些看似神聖無比的定論是大有可商榷的。然而可以暫下結論的是，人若謙卑，則獲護佑；人若驕縱，則食其果。

神準備了這樣美好的藍色星球，如果人們自視為神之眷愛而縱慾狂歡，結局只能是後果自負。如今我們可以繼續套用中國上古警訓：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當時這句話是說給掌握權力的貴族，而他們的背景世界就是生活在九州的華夏民族，所謂德就是治理與統領天下蒼生的策略和能力。此言用在當下則需要拓展一下，其主要針對的是人類整體如何在自然界中生活，如何正確利用自然所提供的這些資源，需要確定何為正確的德。古代的帝王與百姓的關係，時下人與馴化的動植物關係，看似是一種統領和主從的關係，實際上是一種合作共生的關係。人和被飼養的動植物，看似人對這些動植物有着生殺預躲大權，一切都以人的利益為主。看似一切都為人服務，實則不然。比如飼養的雞，到底是人通過飼養雞而獲取食物，還是雞通過這樣的方式而達成了物種延續？所以更確切的講，這一切都是共生關係，而不是主從關係。而人際之間也是類似，帝王與百姓也同樣是一個共生關係。看似百姓都為帝王的需求而奔波勞碌，實則帝王的人生更加兇險，精神更加緊張，生活更加悽慘。帝王所得到的滿足更多的是放縱的欲望和愚蠢的傲氣，其靈魂更大程度上更深的層次里成為了物慾的奴隸。

片面地將人類社會中的仁愛拔高到第一教義是危險的，且是邏輯上無法自洽的。我們愛一個人，以前許多說法是心想事成，是沒有失敗只有成功，是衣食無憂，生活富足。當我們製造足夠的財富留給後人時，我們無法知道這些財富將導致後人利用這些財富達成自己更大的成功還是利用這些財富縱慾而招致災禍。局限於物質需求領域的仁愛不應被過度推崇。社會的日漸複雜化使得人的屬性越發趨近於精神。比如說我們所祝福的只有成功沒有失敗，這是一種僅僅關注物質成果的理念，而人的精神層面必須在面臨失敗的前提下才能發展，才能達成自己精神進步。只有成功沒有失敗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而通過某種力量為某些人製造只有成功沒有失敗的假象，最直接的效果是導致那個靈魂的腐敗墮落而消亡。

當愛變成教條以後，宗教之內不再思考教義的本質何在，宗教形成一種集體無意識，從而以維護教主的名義開始行教主所反對的事情。人們在愛的名義下自縛手腳，當這樣的禁錮達到一定的程度後，人們不再接受那種默認的愛，而是要求解析宗教教條所宣稱的愛的機理。這就是思想解放運動，就是啟蒙運動。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的三百年左右的時間一直在碰撞探索，然後就有發展。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大家都接受人與人之間的博愛，這沒有異議，問題出在愛的內容如何，過程如何，機理如何。人們不再接受那種自上而下的施捨的愛和統治。上帝給了愛，如何知道那些掌握權力的中間人截留了多少呢？畢竟人的貪婪無法根除。

所以近代以來理性、言論自由、人的選擇權成為文明的要件，而不是等待奧古斯都以及哈德良等人的到來。原因很簡單，在沒有苦難逼迫和戰爭選擇的前提下，人們等來的更大概率是圖密善和康茂德。愛更大程度上是人的某個屬性，是自然機理運作過程中的產物，而不是一個獨立於客觀條件而由上帝單獨發送給全人類的禮物。當人們有了恰當的認知以後，在一個成熟的制度架構中，愛就顯性地表達出來。愛不能作為施捨，人皆有感情取向，當愛的施予破壞了道的運作時，施愛者就是在犯罪。如果因為喜愛松鼠而將其從鷹的利爪下救下，那結局將是雛鷹挨餓甚至夭亡，而這隻松鼠也沒有因為其競爭劣勢被淘汰掉。子曰：君子周急不救富，愛心與善意只在於幫助他人度過難關，絕不是幫別人生活。用在人對生物的干預也是一樣。人對生態系統的干預只能局限在瀕危動植物上，或者補償人類活動所造成的惡劣影響。並非由人類活動導致的一些物種滅絕災難中，人為干預也是完全必要和正面的，至少從生態價值上是如此。實際的案例如香蕉和橡膠的滅絕災難。

川普總統的放飛自我，使得我們明白這個世界不但無法在以來博愛的聖母情懷繼續維持安寧的生活，同時還要防止叢林法則的回歸。博愛的失敗很自然地會導致人們走向另一個極端—叢林法則。基於這樣的現實生活的失敗，儒教的愛有差等將成為最可行的宗教方案。愛有差等並非說親人近，外人遠，而是說你的愛只能依據你對對方的認知深度來調整，不是對天下人都是同等的愛。只有你懂的人才能保證你的愛的幫助是有效的，是合適的。對於陌生人，你的愛的幫助可能對給對方帶來苦難而不是幸福。而在信仰上應該是道家的哲學體系。

當權力不能被關入籠子裡時，籠子裡關的必然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