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何以將愛神誡命置於首位？--特洛伊戰爭啟示錄之三

玄野

首先借用羅馬五賢帝的歷史開啟討論。這個世代被稱作羅馬帝國的鼎盛黃金世代，起始於皇帝圖密善被忍無可忍的部下弒殺後，元老院推舉涅爾瓦即位。然而圖密善曾經格外優待的那些驕兵悍將對圖密善之死極其不滿，進而揮戈進京。涅爾瓦雖然德高望重，卻是老書生風範，面對刀兵相見的軍團，帝國形勢岌岌可危。危急的時局卻催生了一個盛世的體制，那就是養子繼承制。當時涅爾瓦自身難保，急迫之中他選用了一個絕妙脫身術，就是宣布軍中享有盛譽的圖拉真為養子，並賜予凱撒封號，磨刀霍霍威脅羅馬政權的所有軍人瞬時間鴉雀無聲。這一決策不但解了羅馬政體的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開啟了史上無與倫比的五賢帝仁政。在威望與功勳方面，圖拉真堪稱五賢帝之首，他威震萊茵河，完全吞併達契亞，征服中東大片領土並成功同化統治這些地區，其所獲得的讚譽堪與亞歷山大大帝比肩。在羅馬帝國的軍事政治方面，圖拉真堪稱聖人。

然而，如果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審視圖拉真的時候，會發現些許問題。這就是站在達契亞人的立場上，圖拉真當如何評價呢？圖拉真滅絕了達契亞的語言文化與精英階層，即便不被稱作惡魔，也斷不會被當作好人。一位在世界歷史上舉足輕重的偉大帝王，在敵對民族眼裡則是另外一種評價。如果我們拓開一層，那些曾經成就人類盛世的偉大聖人，諸如耶穌孔子等等，他們所倡導的以仁愛為核心的人道主義的確是人類得以繁榮昌盛的根本，而人類的興旺發達和對資源的肆意攫取在過去的千年當中曾經搶占了大量生命的生態位，對許多物種造成滅頂之災。那麼在這些生命的視角里，耶穌與孔子依然可以稱聖嗎？

如果人類社會自軸心時代以來的發展歷程以人道主義為核心，仁愛成為文明的第一靈魂和最高理念，人際間只有合作友愛，沒有制衡爭鬥，物質生產發達，人口繁衍興旺，那將是什麼景象呢？簡單以中國人口來計算，王莽新政是中國人口約一億，若仁愛為社會最高理念，那人口增長速度將會很快。以百年翻一倍的保守速度計算，到曾經的北宋時期，中國人口已過千億。當下的技術狀態讓地球供養八十億人已經是困難重重，那時的中國決難承擔千億人口的生態負擔。這一景象在所有文明發展過程中都沒有出現，表象上是戰爭對人口的扼制，本質上是人自己明白自身的各種需求並無崇高可言，而呵護諸位生活需求的仁愛也不是文明的第一靈魂。仁愛只是達成人類整體利益的最佳策略，而非最崇高的精神價值。在文明的發展過程中，敬天愛神這一終極謙卑理念起了重要的作用。當人類過度集中於自我利益，其短淺的預見能力所造成的短視做法會招致環境的崩潰。好在人類文明自有史以來就沒有局限在仁愛這個僅關注人類自身整體利益的狹隘空間之中，哲學與信仰層面的啟示都在仁愛之上。

眾所周知，耶穌最重視的是兩大誡命，一是愛神，二是愛人。孔子也一樣，一為忠，二為恕。然而耶穌與孔子所論述的主要理念與觀點中，我們基本能夠深刻理解的卻局限在仁愛之中，也就是愛人如己，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更重要的一點，如何愛神，如何忠於天道，卻語焉不詳。在某些宗教里，這一點被矮化同化到人道主義裡面去了，這是巨大的遺憾。愛神和忠於天道，實際上是人類社會能夠健康延續的最核心理念，儒教裡面沒有詳細解析，基督教裡面也沒有詳細解析。但是世界文化並沒有缺乏這個解析，這個解析在哪裡呢？在以希臘三賢為代表的希臘文化遺產中，也在中國的老莊為代表的天道解析中。希臘文化的基因是一種沉醉於理性而忘記了個人生存需求的思維方向，這個思維方向在文藝復興以後的西方科學的發展中發揮到洋洋大觀。一個科學的發現與發展，不是以人類整體的利益為標的，不是以神對人的愛為桎梏，而是完全順從自然給出的答案。其默認的大前提是，人類是渺小的，神對人不是偏愛的，人必須臣服於神，必須依據神為我們規定的法則行事，人不是神揀選的萬物之靈，人不是生態界的管理者，人沒有對其他生命予取予奪的特權，人是當下生態鏈中的一環而已。愛神和忠於天道依然有濃重的感情色彩與人道主義品味，而這一點在理性主義和老莊哲學中則變得純粹客觀冷靜。因為耶穌的愛神原則，基督教得以融入以希臘文化遺產為主導的羅馬帝國之中；也因為這個愛神的原則，文藝復興以來的所有大科學家都能夠以榮耀神為最高信念，而不是墮入人類利益求索的狹隘中。因此科學得以發展到如此恢弘，並開拓出廣闊前景。中國文化何以自趙宋以來落入千年遞降的境地？歷來見仁見智，而偏重儒教而棄置道家思想應該是其中最大的問題，而表象上就是泥足於人道主義，對孔子給出的忠於天道這個頂級原則茫然無知，最終將詳解這以理念的道家思想束之高閣。時下世界各國，尤其是歐美發達國家中瀰漫着嚴重的極端人道主義思潮，看似很前衛，實際不過一千年以前程朱牙慧而已。表面上自己大公無私，為全人類福祉而奉獻，實際上是將人類的欲望和需求凌駕於靈魂之上。

問題一：人文主義、人道主義和天道主義

人文主義的萌生應該是在史上各大文明中廣泛存在的，最終在幾位集大成者的手中發展壯大了。歷史有確證的首先是周公旦，三千年前就率先將中國的神權主義送入歷史。五百多年以後在印度文明中有佛陀一系專注於心理修行，而摒棄了其本土的神權控制。當然最恢弘的人文主義發展當屬地中海地區這個地理環境最多樣而物產最豐饒的區域。其缺點在於文明的斷裂導致人文主義的證據失傳。米諾斯文明有明顯的人文主義色彩，其後的邁錫尼文明和古希臘文明則將人文主義發展到洋洋大觀。

人道主義關注於個人的行為規範如何能最有效的達成人類整體的最長遠最廣泛的福祉。天道主義則關注於人的個體或者集體乃至人類整體在自然生態中的定位，其大前提在於人是自然中的卑微存在，不擁有任何的特權與偏愛。人當循道而行，絕非循個人自由意志而行。這一點可能令許多人感到突兀，其實如果我們從人道主義的仁愛出發做一個價值的無窮追溯，其最終的收斂點就落在天道主義上。斯賓諾莎曾經在其代表作倫理學中嘗試過，但只結論到理性的人其理想在於謀求全人類的福祉。其實這是一個階段性的結論，而不是最終的收斂點。現代社會以來，人類的開發能力或者說攫取能力飛速提高，於是人們發現對人來說的最大價值並非其他人，而是那個看似無窮無盡的環境，於是我們就無比愛護環境，檢點自己的行為去防止環境因為自己的胡作非為而崩潰。後來我們又發現似乎生態圈裡的每一個物種都對維護當下的環境有着重要作用，於是我們再去關愛每個生命，當然不是因為某個生命憨態可掬，而是因為一個物種的缺失會導致整個生態鏈的震盪，而人自己就生態鏈中最脆弱的物種之一。再後來我們發現我們自己的所謂拯救生命拯救地球的行為絕大部分是在為運行良好的生態系統添亂，造成了更多的生態問題。於是我們就明白我們那些可憐的愛心是何等的愚蠢自私自大，又何等虛妄而笨拙。於是我們明白自己的認知何等淺薄，於是我們靜靜地看，虛心地理解，謹慎小心地行事，不再自命不凡要拯救地球拯救宇宙。從而我們又回歸到數千年前就已經明示出的天道主義。

問題二：基督教儒教和佛教都是人文主義宗教，為何基督教的神權色彩最重？

西方文化界有一種由來已久的說法，認為只有亞伯拉罕系宗教算典型宗教，而中國的儒教和印度的佛教屬於非典型宗教。其實這是不合適的。我們可以說基督教是在神權文化基礎上的宗教，而其對世界的影響卻主要來源於耶穌的人文主義思想。而周公與孔子的儒教和佛陀的佛教是基於人文主義的宗教。宗教本身與一個人形的有位格的神以及眾多的天使和無盡的神跡沒有必然的聯繫和因果關係。因為歷史發展的原因，某些地區的宗教保留了神權主義的元素，而另一些地區捨棄了神權主義的元素，而周朝的中國則是以政令的方式徹底摒棄禁絕了神權主義元素。但是宗教的功能卻是一樣的。宗教是宗教，神權是神權，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鬼神的歸鬼神，神跡的歸神跡。基督教的神權主義色彩真的與耶穌有關嗎？耶穌的人文主義思想與周公孔子和佛陀不相伯仲，只是基督教的成功路徑不容其信徒不藉助人們的神權主義基礎來發展基督教。相比而言，周公是攝政王，天子與相位之間根據其個人判斷而自由切換的人，攜父兄基業，以最頂級政令的方式禁絕了神權主義。所以中國的儒教徹底沒有神權主義成分。佛陀是迦毗羅衛國太子，其與生俱來的影響力巨大，所以佛教起初徹底沒有神權主義色彩，然而卻因為沒有政治權力而導致無法禁絕神權主義的漸次回歸。另一方面，神權主義色彩和文化宗教的發展水平並沒有特別密切的關係，關係更密切的是一個文化與社會是否有足夠的開放交流意識，以及在周邊環境中是否有方便的渠道輸入外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