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仁愛的遺傳密碼

玄野

許多文明與宗教將仁愛提高到一個神聖的層次，這並不合適，這是人對神的僭越。文化界裡常見有如下三大困惑：第一，從欲望的角度上評判感情；第二，在感情的境界中臆測靈魂；第三，在靈魂的領域裡揣測神明。我們可以說，仁愛是人類靈魂的核心價值，但是升格到神聖層面並不恰當。神明是高於靈魂的主宰力，其屬性我們可以猜測，但不能將人類的核心價值理念向上延申。仁愛的成功是晚近幾千年的事情，是人對其他競爭者及掠食者的控制力大幅增加，攫取資源利用資源的能力超強之後才發生的事情。之前每個個體的人都面臨着其他種群及其他掠食者的威脅，其愛可能僅限於本族群內部，更無法擴展到對其他族群部落以至於其他物種的愛護，也提不到對秩序的崇尚。仁愛是人的屬性，不是神的屬性。這很像是一個兒童的成長過程，發展到某個階段時他在父母準備好了的一堆玩具中找到了一個他獲得最大快樂的東西，然後他分享給自己的父母，覺得那也是父母的最愛。而仁愛對於神也是一樣，這不是神的重要屬性，而是神賜予人的一個重要玩具而已。人的基因中可能不會有哪一個基因片段對應着仁愛，但應該有發展仁愛這一理念的基礎，這為仁愛提供了可能。其他生物，尤其是哺乳類動物，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哺乳動物可以在缺乏哺育者的情況下可以存活的，仁愛的基因也可能會部分地存在，環境的逼迫可能導致這類基因不表達或者表達不充分。某些鳥類對自己第一眼見到的生命的依賴也值得考慮，魚類蛙類對後代的保護也是相似的現象。而人所特有的一個因素是文化的影響，文化造成的迭代積累效應極大增強了仁愛的地位，也充實了其內容。更關鍵的是人類生存能力的強悍為仁愛提供了足夠的空間。人類在自然環境中已經擁有了超級優越的地位，他就有資本和能力去為自己的利益考慮得更長遠更全面，這也導致仁愛逐漸蔚為大觀。

仁愛是僅限於人類社會的理念，在其他生物尤其是所謂真社會動物中並不存在。自美國的昆蟲學家在六十年代提出真社會性動物這一概念後，人類社會就相應的變成了偽社會性。這是一個容易造成混淆的提法，螞蟻蜜蜂等社會性動物的分工是生理層面的，我們與其稱之為社會性的生物群體，不如將這個種群的整體當作一個生物來看待。一個真社會性動物的群體因為有了生理層面規定的社會分工，其生活的效率的確很高，但是它具備單點失效這樣的缺陷，就是說如果蟻后被殺，那麼這個種群就必然消亡。同時螞蟻中工蟻個體間的互助是生理層面的，而不是如同人類社會這樣可選擇的。螞蟻間更重要的關係並非是工蟻個體層面的，而是種群對種群的，而螞蟻種群間是什麼關係呢？除極個別特例之外，基本是你死我活的敵對關係。這種關係的生物若借用以仁愛為核心的社會這一概念來描述，顯然是不合適的。人際關係間的仁愛，即不囿於家庭，也不限於種族，更不限於你能意識到的利害關係，而是一種本能本性。這種本性至少在三千年前就已經固化下來，並為各文明先驅明確敘述出來了。仁愛是現代人的核心價值，而把以仁愛為核心價值的社會這一概念用在其他動物身上，而且還要將社會冠以真字再用到螞蟻蜜蜂身上，顯然是混淆視聽，造成人們廣泛的認知紊亂。所以我常說當代西方看似衝破了近代體系，實質是一種亞穩態理性，其大部分結論看似是文明的創新，實際上大多經不起推敲。

仁愛是人的一個特質，不好籠統地冠以高尚，也非神聖，而是一種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必然產生的精神理念。我們需要明確的是仁愛在人的天賦本性中的根基在哪裡，或者說其遺傳密碼何在。柏拉圖的理念論解釋仁愛可能比較容易，但是理念論本身的實踐可解析性並無法令人滿意。斯賓諾莎的倫理學結論說人的最高理性追求是達成所有人的福利。斯賓諾莎從自愛，拓展到對親人和朋友的愛，然後到所有人。如果我們沿着斯賓諾莎的思路繼續拓展的話，那我們應該將高等動物也包括進去，而終極的目標是對秩序的追求與熱愛。這又和人的審美聯通在一起了。但是這個熱衷秩序或者審美的素質來源於人的那種遺傳本底呢？生命都有求生的本性，也就是自成的本性，所以要覓食要自保。另一方面，生命也有追求種族延續的本性。這一點我們可以去觀摩洄游的三文魚，就可以深刻理解這個生命本質。那麼我們可否推而廣之，將自我基因的傳承代之以種族延續，進而將種族延續代之以人類興盛，將人類興盛代之以生態穩定，將生態穩定代之以自然秩序？當然自然秩序本身就是我們的生存環境，自然秩序的良好不但決定了我們當下的生活前景，也決定了我們所追求的基因傳承最終能否實現。你生養了一大批，但是你又把自然環境給毀了，你是傳承基因呢，還是讓子孫後代享受苦難？當然，我們通過分析與邏輯演繹可以得出結論，仁愛和追求秩序是理性的必然，但是在這些複雜的邏輯之先，人是否有仁愛的本性呢？人是否有直覺的能力，從求生的本能與基因延續的本能直接指向仁愛呢？或者，邏輯本身是否就從自成指向包含一切秩序的全成呢？本身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孟子的告子一篇中曾經記載了性善性惡的辯論，顯然老夫子的邏輯太武斷了，難以令人信服。反而是老子的“美之為美斯惡已”更更加有邏輯美感。當然，老子此言也蘊含了仁愛與審美的天然一致。

生命都有基因傳承的本能，人有仁愛，但動物如獅子棕熊等等沒有仁愛。區別何在？一種可能，人的文化發展導致了人的預見能力在廣度深度方面的無限拓展。人通過長期的試錯明白了那種一味追求個人的安全和自我種族的繁衍，其結果正是個人的嚴重不安全和自我種族滅絕的危險，反而是善與仁愛將成就自我和種族。那麼這就是一種通過實踐來得出的仁愛結論，其根基是求生的本能和智慧的豐富，加之以實踐與歷史的佐證。如果這是仁愛的發生過程，那麼教化就變成了仁愛的必需階段，因為世界沒有足夠的資源讓每代人都試錯來成就仁愛。但是，從世界各大成功文明的結論看，似乎在這條昂貴的道路之外又有捷徑。可能是人的直覺能力，也可能是遺傳密碼，或者就是道德邏輯本身的必然指向。聯合國曾經總結了一個道德黃金律，綜合了世界歷史上十二個典型文明的箴言，例如猶太教基督教的“愛人如己”，儒教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核心意涵幾乎是驚人的相似甚至吻合。那麼這裡面是否就顯示了哪個層次上的必然呢？是自然邏輯的必然還是道德邏輯的必然？當然仁愛的本身是人際間的，人類因為仁愛而繁榮昌盛了，但這對於其他生命並不見得是好事，如今看的確導致了大量災難。比如武松打虎在當年是頭號善行，而同樣的事情放在當下則是大惡。實際上又回到那個問題，人到底是不是被神賦予了世界管理者的身份？愚以為依然不行，因為人有管理自然界的利益相關，卻沒有正確管理的完備能力。當年武松的善是當下的惡，而當下我們所言之鑿鑿的善在千年以後也會變成惡。所以，謙卑尤其是對神的謙卑是人永恆的善。

西方世界所定位的人神關係很不準確，而人文主義出身中國儒道文化更符合如今我們所公認的邏輯。聖經里的這段話可能人們都比較熟悉，“神說、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像、按着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里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人把自己的形象投射到神上，並非是希伯來人的獨創，而是神權主義下各種文明的一致現象。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批判這種理念，其典型語錄如下：如果牛、馬或獅子有手，能像人那樣繪畫或製作雕像，它們也會把神畫成牛、馬或獅子的模樣。當然想象一個神出來並非是因為有手的存在，背後的歷程極其複雜。聖經那段敘述中最嚴重的問題還不在於“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而是在於神造人的目的，是要把人設計成世界的管理者。人的這個定位對西方文化有着深遠而長久的影響。遲至二十世紀，西方大量思想家依然有着人對於生物界的超越一個或者幾個層次的優越感，往往將情感、道德、認知、文化、語言甚至精神靈魂等視作動物不可能具備的特質，從而西方文化是將人徹底與動物分開。然而，如果我們更加深入地理解動植物，更加細緻地思辨比較人與動物的差異，我們會發現人與動物的差異遠沒有想象的那麼大，人不過是因為有了語言文字等知識與信息載體後導致智慧的積累效應，才使得人脫離出動物界。虎鯨也是社會性的高智慧生命，其與人類差異的根本在於他們一直沒有智慧積累的載體。另一個人們發現的現實證據是釣魚競賽中將魚放入魚簍中比較長時間後再放生，其存活率遠不如我們想象的那麼高，最大的原因並非是在魚簍中缺氧，而是囚禁中的抑鬱。在之前人們並不認為魚甚至高等動物有抑鬱這種情緒。以此觀之，反而是嚴重缺乏動植物知識的孟子的話更切近於自然本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在這個層次上我更推崇中國道家的認識，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依據人法地的原則就自然有下一句：“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這裡的意思不是要草菅人命，而是說作為掌握管理權力的人對被管理的客體不應有好惡的區別，當任由其按自然規律生滅。老子的這一說法是否有悖人性呢？我們逐層分析一下。首先說仁愛是人的本性，失去這一本性，人類這一物種就不可能繁衍到如此龐大的群體，地球可以供養的人口數量就不可能是八十億，而更可能是八十萬。仁愛這一本性不只是對其他人的一種價值取向，大部分人對動植物等生命也會有這種惻隱之心，更進一步人對無生命的東西同樣會有仁愛之心，也就是審美情懷。而這種好惡之情的本質就是人對秩序的熱愛與追求。如果一個人仁愛待人，愛護生命，又追求美與秩序，那麼人們常稱之為陽光正面。追求秩序是人類的核心價值理念或取向，但是作為人類境界之上的主宰者那裡會否將秩序作為祂的價值取向呢？道家的結論是否定的。也就是說，天地以道運作萬物，在運作過程中不會以其臨時取向來左右萬物的狀態，對萬物完全沒有好惡之心。“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這一句的解析需要費些周折。這裡並非是說聖人沒有自己的價值趨向，因為作為人必然要有喜愛秩序這一趨向。聖人不仁這一句不是指如同天道那樣傾向秩序，而是說聖人不能以自己的好惡來左右百姓的生活，而是制定出社會的規範以後就以規範來運作社會，而不是以個人好惡來左右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