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上的叛逆與理念上的奴隸--試析性別認同理論（三）

玄野

五 同性戀的價值思辨

同性戀是從一個人的審美傾向與行事風格開始的，這是天賦，具有着上帝賦予的正當性，沒人有資格來指責，錯誤是其後所發生的事情。社會為人們的行為模式定義了男性與女性，從而造成了人們在社會交往上的淆亂。一個比較嚴重的淆亂是世俗文化將某種行為模式審美風格等貼上了女性的標籤，於是具有這種傾向的男性就在世俗文化無孔不入的暗示中將自己在性行為中的角色定位在女性一方。反之亦然。這是自然邏輯上很荒唐的事情。一個人在性生活中不是靠自己天生的性器官獲得快感，而是通過世俗文化的暗示在想象中為自己構建性快感通道。這是世俗文化對這一人群的巨大傷害。審美與個人風格應該和人在社會生活中不同性別的人所承擔的社會職責有關，但是卻與性器官並無必然關聯。因為一個所謂行為女性化的男人，他的性快感只可能在他的男性性器官上，而絕對不可能在他根本不可能具有的女性性器官上。一個人審美情調的不同並非來源於他的性器官。審美情調無論何等特異，只要不傷害到他人不傷害到自然環境，就有着天然的正當性。

西方社會在同性戀問題上是精神分裂的。首先是堅決杜絕同性戀的一方，比如基督教。在聖經的許多地方都明確定義同性之間的性行為是犯罪，最典型的就是索多瑪與俄摩拉。但是希臘與羅馬的傳統卻提供了相反的價值傾向，比如古希臘比較普遍的男性間的交往。而中國傳統文化對同性戀基本是一種無視的態度，無可無不可。諸如衛靈公與彌子遐，漢成帝與張放，漢哀帝與董賢，史書中完全不做性道德評價。造成當代社會同性戀困境的根源之一，恰恰就是基督教，或者更根本地說，是宗教理念的教條化。

我們可以深入辨析一下古代經典的本義。聖經創世紀中明確記載了索多瑪與俄摩拉的事情，而在行文之中我們首先能明確的是創世紀記載的是城中人的暴力、淫亂、縱慾以及對弱者的殘酷（如同孟子所定義的缺乏惻隱之心），至於縱慾的方式並沒有那麼明確地說明出來，只是隨着行文的發展，最後提及城中人要挾羅得交出兩位天使以行邪淫之事。而所述的城中人縱慾行為並沒有明確局限在這種特定方式之內。其實很明顯，遭到痛恨與詛咒的是廣泛意義上的縱慾和道德敗壞，而非單指某種形式的縱慾。只是新約的某些典籍在詮釋創世紀時特別突出了同性性行為，而後來的基督教發展過程中又層層加碼。反觀中國的經典中則更加清晰，所反對的縱慾行為並不會將同性戀放在特殊位置，甚至也沒有將性放縱拔到較高的位置拿出來說事。比如禮記曲禮中的“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還有道德經中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還有一個著名案例就是魯共公擇言，將美酒佳餚美色樓台列為四大亡國之因，也僅將美色與其他三種問題並列而已，沒有特別拔高。至於後世所謂萬惡淫為首的說法是文化僵滯世代的產物，更多是一種宗法時代的順民迎合宗法統治的方式而已，民間文學而已，並非嚴肅的歷史與哲學結論。在現實世界的理性推演和邏輯分析中，我們也可以得到與中國上古先賢相似的結論。造成危害的是放縱，而放縱的形式絕不限於性放縱，而且性放縱的危害並不比其他放縱來的更直接更嚴重。性放縱的問題與同性異性無關，其危害主要來自於過多的性伴侶。過度繁殖的能力是生命固有的本性，性放縱在動物界是靠自然選擇來約束的，在人類社會中不可能採用自然選擇這種資源消耗高而所獲收益低的方式，性道德也就變成了必然。

人的審美情調是一回事，喜愛同性則是另一回事，至於必須改成與自己天賦相異的性器官如何令當事人獲得益處，是問題的關鍵。變性在醫學角度上是的失去生育能力，而在性快感角度則是極大損害了大部分當事人的性快感。變性給當事人帶來的益處可能主要在心理上和社會認同上。而這一收益的基礎就在於當事人精神層面對世俗定義的屈服。

人的性取向是完全天生嗎？可能未必。如果你在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位在容貌、氣質、姿儀、智力、品格都無與倫比的人，而且又和你有着天賜的緊密關係，那麼這個人的性別就會對你的審美情調甚至性取向造成巨大的影響。比如亞歷山大大帝就有一位最喜愛的親密摯友。反對同性戀的理由是什麼？各大傳統宗教都是同樣的思路，基本都是從性的根本價值出發，認為性生活與生命的繁衍是不可分割的，而同性性行為完全與生命繁衍無關，純粹的縱慾而已，所以將同性戀定義為人性的墮落甚至於罪惡。當代人不默認教條，堅持理性邏輯推演的結論，這裡我們做一下理性分析。作為一個通常的夫妻或者說性伴侶，他們可能有兩個後代，但他們一生的性生活次數可能是幾千次，而且最核心的問題在於他們性生活的目的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是生育，甚至於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要採取避孕措施。那麼奧古斯丁所下的結論—性生活的唯一正當目的是生育—就顯得十分可笑了。都是目的不在繁衍後代的性行為，我們這些異性戀者有何正當理由去譴責同性戀者呢？那是何等的偽善與自私？那麼同性戀的問題在哪裡？人們的第一懷疑是影響生育率。當然這是人口學的問題，發達國家的婦女不願生育導致出生率下降到韓國那種0.68的水平，的確會造成未來某些國家的人口危機，但這其中的主要因素可不是同性戀。在人類社會整體看來，超過80億的人口總量還要發愁人類不能繁衍後代？我覺得還是操心一下物種滅絕導致的生態失衡來得更具現實意義一些。第二個懷疑是性病的傳播。這似乎也是一個偽命題，因為這個問題的直接原因是性伴侶數量過多，而不是性伴侶的性別。這一問題必須用統計數據來說明，而不是主觀臆測。七八十年代歐美性解放後果初現的年代，可能的確有同性戀造成性病傳播的事情，但是其中更嚴重的傳播媒介可能是龐大的性伴侶數量和吸毒共享注射針頭等問題。

同性戀的爭吵已經發展了數十年，而同性戀現象卻是自古就有的事情。問題在於為什麼在傳統的中國社會裡人們對同性戀現象採取了徹底無視的態度，而當代西方世界卻是兩派之間水火不容呢？誰對誰錯？當然了，君子動口不動手，西方能夠兩派僅限於口誅筆伐而又和平共處，這也是其優越所在。首先說人的審美情調具有天賜的正當性，沒有必要去按世俗依據性別所劃定的審美情調來規範自己的審美風格。而那種依據人們自己的審美取向來決定自己性別的做法則是雙重的錯誤，首先是他們將自己的本性屈服於世俗的性別標籤；而第二步更嚴重，他們在屈服於世俗錯誤的性別定義，扭曲了他們自己本來擁有的具有天然正當性的個人性別。當代哪些義正言辭的道德護衛者們，無論是極右的保守派還是極左的激進派，在他們慷慨陳詞的時候，並不明白他們這些衛道士正是這一切的紛爭與其後造成的許多人的苦難的始作俑者。極右的一方為我們定義了庸人自擾的性別框架，要求人們根據自己的性器官來框定自己的審美模式行為模式。而極左的一方則更離譜，他們與極右的共同點是依然認同那個性別框架，他們更離譜的地方在於，可以讓人們依據自己的行為與審美模式來框定自己的性器官。

六 西方性別與婚戀方面的激進理念對中國的困擾

八十年代是中國經濟騰飛的奠基時代，社會整體都表現得蓬勃向上。然而其中有一個極其明顯的缺憾，就是中國社會在婚戀觀和兩性問題上的迷失。主要是自成體系的傳統思想被西方左翼激進思想所顛覆並統治，而且越發達地區越嚴重，越活躍越前衛的人群受影響越深。這一傳入過程的跳板是香港與台灣。回顧那個時代我們會發現港台在文藝作品上成果卓著，對中國大陸影響頗深，這在整體上對中國的發展貢獻良多。而一個巨大的社會影響是在婚戀和兩性層面，這些層面的理念也都是港台師從西方激進派的一些思潮，是西方激進思想的外溢。對於這些激進思想，西方的傳統勢力在努力抗衡，但是因為兩千年固化的神權思維極大削弱了傳統理念的邏輯說服力。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畢竟三千年來一直是人文主義為主，其弱點在於百年來的政治經濟衰弱導致中國的傳統思想在和西方激進思潮搶奪年輕聽眾時沒有任何優勢，而更大的問題在於中國社會誤以為這個片面的激進思想就是西方社會的穩定主體。現實是這些激進思想即不穩定也非主體。那麼過去近五十年的狀態就是傳統思想的沉默，思想者也沉默，讓年輕人憑個人智慧來選擇。流年似水，光陰已逝，渥然丹者為槁木，黟然黑者為星星，當年的追風少年與亭亭少女們如今已經是滿頭白髮。曾經自以為引領潮流的風光時刻，如今回顧是無怨無悔呢，還是一聲嘆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