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上的叛逆与理念上的奴隶--试析性别认同理论（三）

玄野

五 同性恋的价值思辨

同性恋是从一个人的审美倾向与行事风格开始的，这是天赋，具有着上帝赋予的正当性，没人有资格来指责，错误是其后所发生的事情。社会为人们的行为模式定义了男性与女性，从而造成了人们在社会交往上的淆乱。一个比较严重的淆乱是世俗文化将某种行为模式审美风格等贴上了女性的标签，于是具有这种倾向的男性就在世俗文化无孔不入的暗示中将自己在性行为中的角色定位在女性一方。反之亦然。这是自然逻辑上很荒唐的事情。一个人在性生活中不是靠自己天生的性器官获得快感，而是通过世俗文化的暗示在想象中为自己构建性快感通道。这是世俗文化对这一人群的巨大伤害。审美与个人风格应该和人在社会生活中不同性别的人所承担的社会职责有关，但是却与性器官并无必然关联。因为一个所谓行为女性化的男人，他的性快感只可能在他的男性性器官上，而绝对不可能在他根本不可能具有的女性性器官上。一个人审美情调的不同并非来源于他的性器官。审美情调无论何等特异，只要不伤害到他人不伤害到自然环境，就有着天然的正当性。

西方社会在同性恋问题上是精神分裂的。首先是坚决杜绝同性恋的一方，比如基督教。在圣经的许多地方都明确定义同性之间的性行为是犯罪，最典型的就是索多玛与俄摩拉。但是希腊与罗马的传统却提供了相反的价值倾向，比如古希腊比较普遍的男性间的交往。而中国传统文化对同性恋基本是一种无视的态度，无可无不可。诸如卫灵公与弥子遐，汉成帝与张放，汉哀帝与董贤，史书中完全不做性道德评价。造成当代社会同性恋困境的根源之一，恰恰就是基督教，或者更根本地说，是宗教理念的教条化。

我们可以深入辨析一下古代经典的本义。圣经创世纪中明确记载了索多玛与俄摩拉的事情，而在行文之中我们首先能明确的是创世纪记载的是城中人的暴力、淫乱、纵欲以及对弱者的残酷（如同孟子所定义的缺乏恻隐之心），至于纵欲的方式并没有那么明确地说明出来，只是随着行文的发展，最后提及城中人要挟罗得交出两位天使以行邪淫之事。而所述的城中人纵欲行为并没有明确局限在这种特定方式之内。其实很明显，遭到痛恨与诅咒的是广泛意义上的纵欲和道德败坏，而非单指某种形式的纵欲。只是新约的某些典籍在诠释创世纪时特别突出了同性性行为，而后来的基督教发展过程中又层层加码。反观中国的经典中则更加清晰，所反对的纵欲行为并不会将同性恋放在特殊位置，甚至也没有将性放纵拔到较高的位置拿出来说事。比如礼记曲礼中的“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还有道德经中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还有一个著名案例就是鲁共公择言，将美酒佳肴美色楼台列为四大亡国之因，也仅将美色与其他三种问题并列而已，没有特别拔高。至于后世所谓万恶淫为首的说法是文化僵滞世代的产物，更多是一种宗法时代的顺民迎合宗法统治的方式而已，民间文学而已，并非严肃的历史与哲学结论。在现实世界的理性推演和逻辑分析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与中国上古先贤相似的结论。造成危害的是放纵，而放纵的形式绝不限于性放纵，而且性放纵的危害并不比其他放纵来的更直接更严重。性放纵的问题与同性异性无关，其危害主要来自于过多的性伴侣。过度繁殖的能力是生命固有的本性，性放纵在动物界是靠自然选择来约束的，在人类社会中不可能采用自然选择这种资源消耗高而所获收益低的方式，性道德也就变成了必然。

人的审美情调是一回事，喜爱同性则是另一回事，至于必须改成与自己天赋相异的性器官如何令当事人获得益处，是问题的关键。变性在医学角度上是的失去生育能力，而在性快感角度则是极大损害了大部分当事人的性快感。变性给当事人带来的益处可能主要在心理上和社会认同上。而这一收益的基础就在于当事人精神层面对世俗定义的屈服。

人的性取向是完全天生吗？可能未必。如果你在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位在容貌、气质、姿仪、智力、品格都无与伦比的人，而且又和你有着天赐的紧密关系，那么这个人的性别就会对你的审美情调甚至性取向造成巨大的影响。比如亚历山大大帝就有一位最喜爱的亲密挚友。反对同性恋的理由是什么？各大传统宗教都是同样的思路，基本都是从性的根本价值出发，认为性生活与生命的繁衍是不可分割的，而同性性行为完全与生命繁衍无关，纯粹的纵欲而已，所以将同性恋定义为人性的堕落甚至于罪恶。当代人不默认教条，坚持理性逻辑推演的结论，这里我们做一下理性分析。作为一个通常的夫妻或者说性伴侣，他们可能有两个后代，但他们一生的性生活次数可能是几千次，而且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他们性生活的目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生育，甚至于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要采取避孕措施。那么奥古斯丁所下的结论—性生活的唯一正当目的是生育—就显得十分可笑了。都是目的不在繁衍后代的性行为，我们这些异性恋者有何正当理由去谴责同性恋者呢？那是何等的伪善与自私？那么同性恋的问题在哪里？人们的第一怀疑是影响生育率。当然这是人口学的问题，发达国家的妇女不愿生育导致出生率下降到韩国那种0.68的水平，的确会造成未来某些国家的人口危机，但这其中的主要因素可不是同性恋。在人类社会整体看来，超过80亿的人口总量还要发愁人类不能繁衍后代？我觉得还是操心一下物种灭绝导致的生态失衡来得更具现实意义一些。第二个怀疑是性病的传播。这似乎也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这个问题的直接原因是性伴侣数量过多，而不是性伴侣的性别。这一问题必须用统计数据来说明，而不是主观臆测。七八十年代欧美性解放后果初现的年代，可能的确有同性恋造成性病传播的事情，但是其中更严重的传播媒介可能是庞大的性伴侣数量和吸毒共享注射针头等问题。

同性恋的争吵已经发展了数十年，而同性恋现象却是自古就有的事情。问题在于为什么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人们对同性恋现象采取了彻底无视的态度，而当代西方世界却是两派之间水火不容呢？谁对谁错？当然了，君子动口不动手，西方能够两派仅限于口诛笔伐而又和平共处，这也是其优越所在。首先说人的审美情调具有天赐的正当性，没有必要去按世俗依据性别所划定的审美情调来规范自己的审美风格。而那种依据人们自己的审美取向来决定自己性别的做法则是双重的错误，首先是他们将自己的本性屈服于世俗的性别标签；而第二步更严重，他们在屈服于世俗错误的性别定义，扭曲了他们自己本来拥有的具有天然正当性的个人性别。当代哪些义正言辞的道德护卫者们，无论是极右的保守派还是极左的激进派，在他们慷慨陈词的时候，并不明白他们这些卫道士正是这一切的纷争与其后造成的许多人的苦难的始作俑者。极右的一方为我们定义了庸人自扰的性别框架，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性器官来框定自己的审美模式行为模式。而极左的一方则更离谱，他们与极右的共同点是依然认同那个性别框架，他们更离谱的地方在于，可以让人们依据自己的行为与审美模式来框定自己的性器官。

六 西方性别与婚恋方面的激进理念对中国的困扰

八十年代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奠基时代，社会整体都表现得蓬勃向上。然而其中有一个极其明显的缺憾，就是中国社会在婚恋观和两性问题上的迷失。主要是自成体系的传统思想被西方左翼激进思想所颠覆并统治，而且越发达地区越严重，越活跃越前卫的人群受影响越深。这一传入过程的跳板是香港与台湾。回顾那个时代我们会发现港台在文艺作品上成果卓著，对中国大陆影响颇深，这在整体上对中国的发展贡献良多。而一个巨大的社会影响是在婚恋和两性层面，这些层面的理念也都是港台师从西方激进派的一些思潮，是西方激进思想的外溢。对于这些激进思想，西方的传统势力在努力抗衡，但是因为两千年固化的神权思维极大削弱了传统理念的逻辑说服力。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毕竟三千年来一直是人文主义为主，其弱点在于百年来的政治经济衰弱导致中国的传统思想在和西方激进思潮抢夺年轻听众时没有任何优势，而更大的问题在于中国社会误以为这个片面的激进思想就是西方社会的稳定主体。现实是这些激进思想即不稳定也非主体。那么过去近五十年的状态就是传统思想的沉默，思想者也沉默，让年轻人凭个人智慧来选择。流年似水，光阴已逝，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当年的追风少年与亭亭少女们如今已经是满头白发。曾经自以为引领潮流的风光时刻，如今回顾是无怨无悔呢，还是一声叹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