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不同地方去、体验当地文化、感受不同的思考方式，是极具魅力的。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

2019年4月，世界旅游理事会（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全球峰会在西班牙的塞维亚（Seville）举行。BBC旅行栏目的作者有幸参与了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问答访谈。访谈中，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谈及了许多东西。他同希尔顿酒店的CEO纳塞塔（Chris Nassetta）聊起旅行者如何在世间找寻到自我，也强调了推广文化多样性的重要。

奥巴马说，旅行能够强化联系、激发改革、建立同理心，他的观点令人信服。

您经历过最难忘的旅行是哪一次？又是因什么而难忘？

我去过很多地方，这个问题还挺难回答的。我觉得，目前来说，和孩子们一起出游是最难忘的。到不同的地方去，体验那儿的文化，感受不同的思考方式，是极具魅力的。人会在旅途中成长起来。作为家长，从孩子眼中看到这样的探索，没有比这更让我觉得奇妙的了。

所以我想说，我和女儿们一起的几次旅行，是最难忘的。这些旅途，有的壮观无比——比如我在总统任内，和她们一起去了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那时候萨沙（Sahsa）差不多7岁，她穿着风衣，看起来就像外国间谍一样。那是一次很棒的旅行，我们从俄罗斯出发，又去了意大利。我那时候去意大利是为了参加G20峰会。我的家人去了罗马，她们后来还参观了梵蒂冈，有幸得到教皇的接见。离开意大利后，我们一起去了加纳。她们还在停机坪上跳起了舞。

那时候，她们一个10岁，一个7岁，第一次进行全球旅行。对我来说是很难忘记的。现在她们一个20岁，一个17岁了，和她们一起出去，也有新的乐趣。现在和她们一起旅行更加难得。因为一个已经搬出去住了，另一个在家的时间也不多。如果有对她们而言诱惑很大的旅行，她们就能在我身边多待一段时间——因为这样的旅行她们自己是负担不起的。

少年的旅行，有独特之处。肯尼亚第一夫人就在这里。能看见她，我觉得很荣幸。在座的有些人可能知道，我父亲是肯尼亚人。我见过他一面，但对他知之甚少。基本上来说，我在美国长大，直到25岁，才第一次踏上去肯尼亚的旅途。那时候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我的父亲过世了，我希望能够了解他，也了解他的故乡。抱着这样的目的，我在肯尼亚住了一个月。其实我是先去的欧洲，那是我第一次去欧洲。那次旅程也让我记忆犹新，可以说是自我探索的一部分。我一个人去的欧洲，住在小旅馆里，买一点法棍面包和芝士，就这么一天天地对付过去。当然，偶尔还会来一点红酒。

有一回我坐夜班巴士，从马德里前往巴塞罗那。这次经历记忆犹新，我不太会说西班牙语，但还算能交流。车上有一个不会说英语的人，我跟他交上了朋友。我把我的面包分给了他，他则给我倒了点酒。我们到巴塞罗那的时候，天刚刚破晓。走向兰博拉大道（Ramblas）和城镇的时候，太阳才缓缓升起。之所以能记得这类旅行，是因为那时年轻，而且正在探索自己与大千世界的关系。

后来的一个月，我在肯尼亚进行了一次“探险”旅行，见到了从未谋面的亲人，感觉很微妙。

信息爆炸的时代，新闻24小时循环播放。如何过滤纷扰的信息，找到真正重要的东西，您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

过去几代人才能完成的改变，现在可能只要十年。这个信息时代里，全球化的进程以及科技的进步，让世界紧密相连。我从小到大可没经历过这些。

从华盛顿到这里（西班牙）只要几个小时。我一落地，就能够通过这个小小的设备[手机]和全球各地的人们沟通。这是绝佳的机遇，但也带来了许多全新的挑战。科技、全球化以及信息爆炸给人们带来不安全感。我认为，可能当下我们遇到最多的，就是因这种不安全感而产生的纷争。人们因此对于周围的世界有一种不确定。

这种不确定中，有的十分具体：有经济上的挑战。发达国家、甚至是中等收入国家中，曾经觉得生活舒适、工作稳定、有养老金和社会福利的这部分人，如今突然间发现，如果节奏不够快，很可能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他们还担心孩子的未来。

其中还包括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无论是英国脱欧、美国的政治动荡，还是欧洲大陆的民粹主义再起，都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形势变化，这也有人民的因素，他们觉得生活不再稳定了，国家不再强大了。于是，他们利用各种制度规则来保卫既有的东西。所谓制度规则，有的真实存在，有的只是形而上学。

其中不乏危险的想法，比如民族主义、本土保护主义、排外主义、以及反对移民[的情绪]。我必须承认，我不是全然客观的，这是我出生和成长的环境决定的。我个人支持世界大同，反对将“我们”和“他们”分开来。由于信息、旅游、科技、全球供应链的特质，客观来说，在这个科技无国界、信息不分家的时代，如果硬要重新划分疆域，一定会失败，而且会加深民族间的矛盾、激化冲突。这是我看到的大趋势，也是我的忧虑。它不是某个国家的事情——这个趋势是全球的。

旅游的一个好处显而易见，就是重新让人们认识这颗星球上珍贵的多样性，以及民族之间的差异。塞维尔和曼谷的菜肴虽有天壤之别，但都堪称美味。同时，旅游也能让我们看到人类的共同之处，认识到如今人类的面貌——这是让我们掌握一种认知彼此的能力。正因如此，当人们漫步在肯尼亚的小村庄，看到母亲和孩子嬉笑玩耍之时，就会认识到，肯尼亚的母子和弗吉尼亚、夏威夷的母子，没什么不同。

除了政治不稳定这个基本问题之外，我还担心环境不稳定。全球变暖，已经不再是将来的事了。很多证据都表明，气候正在变暖，我们也受到气候变暖的影响，这导致许多地球上的美景岌岌可危。这些地方可能是人们最想去游览的，也是最想和我们的子孙一起享有的。人类文明中，有许多都是在沿海发祥的。如果海平面涨高4英尺，许多伟大文明的遗迹就会消失。气候因素对地球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我们继续现在的步伐，有的地方将不再适宜生存，有的景点可能不复存在。

（气候和移民）这两个问题，接下来会交织在一起。气候变化导致干旱、饥荒，带来生态难民，这就加剧了移民问题——所有因素，都会让更多人的生存变得困难。我们不能将其拒之门外，因为这不是长久之计。即使富足国家有一定的应对方式，我们还是必须有防止气候变暖的意识，因为世界上有广大区域，上亿的人口，没法应对气候变暖。如此一来，全球经济就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好消息是，我们现在还能够扭转局面。坏消息是，现在的政治形势，不利于尽快解决以上问题。

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全球化进程势不可挡，我们又该如何自救？

我们的后代会更加成熟，更具全球化视野，这是好事情。那时，会有更多国际化大都市，人们也必然会对其他的文化更加包容和理解。

玛利亚（Malia）和萨沙，她们更不惧不同，更不怕改变，更能直面不熟悉、不寻常的事情。我知道，部分原因是她们能从手机里获得全球信息。她们成长的大环境就是这样。

因此，我认为，向后看齐的政治、围墙高砌的政治，未来是不会吸引年轻人的。我现在看不太懂政治了，但我知道，在现在的美国，很显然在其他国家也是这样，这样的政治并不吸引年轻人。这种拒绝来自他们的内心深处。

在美国，（对于不同文化、种族、性取向）态度激进，和年纪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这一代，出生在婴儿潮（1946年至1964年）尾声。更年轻的一代，努力巩固了美国人对公民权益、妇女权力等各种价值观的信仰，对于这些也更加的敏锐。他们从小就对此耳濡目染，深信不疑。这是好事。

但是，也有坏消息：老一辈不愿交出权力。青年人追求解决气候问题、对待不同的声音和信仰时，希望采用更包容开放的态度。然而，权力机构并非为回应青年人的需求所设立。另外，行使选举权的公民，也是老一辈多于青年一辈。

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让青年人更多地参与到机构重建中，让他们为自己的需求负责、为自己所关心的事务发声。

现在的媒体，让民主变得难以运行，这也是我担忧的事情之一。

我刚才提到，在我还小的时候，电视只有三个频道，基本上播的东西都差不多。大的报社倒有不少，他们的编辑规范和新闻准则基本上也是同一套。如此以来，无论你政治倾向如何，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基本上从报纸上看到的事实都是一样的。当时人们的世界观大致相同，就算在政治或其他问题上看法不同，争论的中心也在于如何应对这一境况，而不是事实本身。

如今，媒体针锋相对，网上信息为满足人们的需求，充斥着偏见。如此以来，拿美国来说，看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人，和看《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人，往往有着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就更难达成共识，内部的凝聚力也更低，无助于解决一些大问题。每个国家都存在这一现象，互联网上的情况也是如此。

还有社交网络。人们基本上只和意见相同的人交流信息，如此一来，世界观就越来越狭窄，偏见就是这样被强化起来的。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有些人可能已经注意到了，缅甸这样的国家，人民通过脸书对罗兴亚族（Rohingya）实施了有组织的种族清洗。这是因为当有人提出对某一民族的憎恨时，没有不同的声音，听不到有人说：“你知道吗，这些人对你们构不成威胁。”

因此我认为，有一样事情，我们必须为之奋斗到底：如何鼓励旅游、鼓励民众心态开放。我们要将这种心态从精英阶层普及到寻常百姓，让他们也有机会去体验不同的文化，去聆听和接触不一样的声音，有机会从一成不变的政治取向里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