貶值人民幣，降低房價，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多倫多 李 郡

疫情結束後，中國社會經濟面臨多重壓力：企業訂單減少、失業上升、青年“躺平”不婚不育，家庭和政府債務高企等。要破解這些難題，筆者認為關鍵在於：對外改善中美關係，對內適度貶值人民幣。

人民幣適度貶值，不僅可以增強出口產品競爭力，提升企業訂單和就業機會，還能通過相對價格機制，降低房價、減輕家庭負擔、擴大消費能力，進而帶動經濟復甦與人口回升。

一、高房價壓垮企業與實體經濟

疫情後，外資企業和大量私營企業紛紛將工廠轉移到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地。這種產業鏈外遷並非僅因疫情，更深層的原因在於中國生產成本，特別是房價過高。

在沿海發達城市，房價已遠超許多發達國家，房租高企，導致企業用人成本上漲，生存壓力加大。高房價傳導到實體經濟，推高原材料、物流、人工成本，企業難以盈利。相較於上世紀90年代的低房價、低物價、低工資，中國曾是全球資本青睞之地，如今則吸引力不斷下滑。

因此，適度貶值人民幣，相對降低房價、提高工人收入，是提升製造業競爭力、搶回國際訂單的重要舉措。

二、高房價抑制人口再生產

近年來，中國人口持續下降，新生兒數量大幅減少，導致部分幼兒園、中小學關閉或合併。年輕人不願結婚生子，根本原因是經濟壓力大，而房價是最大負擔。

目前，中國房價既非市場規律使然，也並非真實供需所致，而是長期人為推高的結果。地方政府和開發商通過輿論導向製造“買漲不買跌”的恐慌情緒，令房價虛高。

同時，大量樓盤爛尾、閒置，形成“鬼街鬼巷”，而年輕人卻買不起房。這種結構性錯配既抑制了消費，也影響了生育意願。

如果不解決高房價問題，未來中國人口將急劇減少，對國家發展、社會穩定造成不可逆的傷害。通過人民幣適度貶值，提升居民收入、降低購房壓力，才能激發年輕人對生活的信心，恢復正常婚育水平。

三、高房價誘發金融系統風險

當前中國房地產市場矛盾集中：一方面市場供過於求，開發商資金鍊斷裂導致大量項目爛尾；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高度依賴，依然催生新項目，加劇惡性循環。

部分地方政府為緩解債務問題，依賴銀行貸款輸血開發商，造成銀行呆賬風險上升。一旦樓盤賣不出去，不僅項目擱淺，還形成巨額壞賬，引發社會抗議和維穩成本上升。目前維穩支出已超過軍費，可見問題嚴重。

地方政府應擺脫對土地財政的依賴，摒棄“靠蓋房拉動GDP”的短視做法，從制度上遏制房地產過度膨脹，真正落實“房住不炒”政策。

四、貶值人民幣，是破局之鑰

解決房地產帶來的系統性問題，必須從宏觀經濟政策入手。通過人民幣適度貶值，一方面能提升出口導向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也能間接壓低以人民幣計價的房價，提高住房可負擔性。

同時，通過增加居民收入、降低生活成本，改善家庭預期。只有當年輕人擁有穩定收入、有房可住、生活壓力小，才會有結婚生子的意願，從而形成良性循環。

中國若不主動調節匯率與收入結構，任由高房價與高槓桿經濟繼續膨脹，不僅房地產危機會爆發，還將帶來人口危機、金融風險、社會信心滑坡等系統性連鎖反應。

結語：回歸民本，重啟信心

高房價是當前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最大掣肘。它不僅壓制實體經濟發展，擠出家庭消費，還嚴重影響人口結構和金融安全。其根源在於過去對房地產的過度依賴，而出路在於逐步去泡沫、提升收入、釋放消費力。

貶值人民幣，既能增強出口競爭力，又能實現房價“軟着陸”，讓更多家庭實現“有房可住”，推動人口增長與社會活力復甦。更重要的是，這條路徑可以為中國打造一個可持續、健康、充滿希望的未來社會。

民眾希望的不是表面的GDP數字，而是真正能生活安穩、有尊嚴、有希望的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