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生存方式成为权力-政治比较学的视角
在当代世界，政治竞争的核心形态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传统比较政治学长期关注政体类型、制度设计与政策绩效的差异，而在高度互联、风险外溢的全球环境中，这些要素正越来越多地通过一种更为综合的形态发挥作用——生存方式。我的基本判断是：在当代国际与国内政治中，生存方式正在成为一种具有比较意义的权力资源。
从比较视角看，生存方式并非单一政策选择，而是由基本价值取向、制度安排、治理技术与社会实践共同构成的整体模式。它决定了一个政治体系如何组织时间、配置风险、界定成功与失败，并由此影响其治理绩效与社会稳定性。不同政治体系之间的竞争，正逐步从制度形式的对立，转向生存方式整体表现的比较。
在这一背景下，权力的运作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相较于通过强制或意识形态动员来维系统治，当代政治体系更倾向于通过塑造“可行选择结构”来获得合法性。当某种生存方式被制度化为高效率、低风险、可持续的常态，其背后的政治逻辑便获得了无需频繁动员的稳定支持。这种权力并不主要体现为命令能力，而体现为被认同，被模仿与被复制的能力。
比较政治学的重要问题之一，在于解释为何不同政治体系在相似的全球化压力下，呈现出趋同而非分化的治理模式。我认为基本价值观的跨体系趋同，为这种现象提供了关键解释。效率、可预期性、安全与权利保障，正在成为跨制度环境共享的评估标准。政治体系的竞争不再围绕价值宣示本身，而围绕在这些标准下的实际表现展开。
在此过程中，生存方式通过制度同构与政策扩散机制获得强化。劳动制度、社会保障安排、风险治理模式与技术监管框架在不同国家之间不断被比较、移植与调整。制度相似性并非单纯模仿结果，而是政治体系在比较压力下进行的理性选择。生存方式因此成为连接国内治理与国际竞争的关键中介。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权力形态具有显著的去政治化特征。当生存方式被呈现为技术最优解或治理常识时，其背后的价值取舍与政治后果往往被遮蔽。治理失败被重新解释为执行能力或社会实验（试错）问题，而非制度选择本身的结果。由此，权力通过绩效逻辑而非意识形态得以再生产。 我并不否认全球治理模式趋同的现实基础，也不主张回到制度对抗的传统范式。相反，关注的是，在比较压力不断增强的条件下，生存方式如何成为政治体系竞争与合法性建构的核心载体。当某种生存方式被广泛视为“唯一可行模式”时，其比较优势便转化为全球化的结构性权力。 因此，核心问题并非哪一种政体更具道德正当性，而是在全球比较框架中，哪些生存方式因其治理绩效，可复制性与风险控制能力而获得优势地位，然后又是如何将这些优势转化为全球性的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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