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的“奇葩”老同學

作者的話

這是一篇舊文，新編。

說它是舊文，因為曾在海外文學園地發表，引發熱烈反響，至今眾多回聲銘感在心。在三萬讀者中，僅有一人是非不清，稱之為“男歡女愛吧”，其比例遠不足萬分之一。

說它是新編，因為我對全文作了通篇修訂——事實未改，內容有所增補，標題依舊。

文章發表後的兩年裡，多位知根知底的老同學紛紛來信聲援，“我們都是證人”，一致譴責惡魔曾八，並揭露他更多的劣跡。尤其近年來在移民美國過程中，他又欺瞞政府、弄虛作假。國內作惡未被追責，海外又繼續違法——用現在的話說，違法犯罪，原就是他的底色。

兩年來，曾八本人以及他昔日的“保護傘”選擇裝聾作啞。這也簡單：面對鐵證如山，不敢賴賬。一位老同學快言快語：“敢？除非他想死得快！”

但令人遺憾的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者仍大有人在。他們信奉“別叫自己煩着，別叫自己累着”為養老長壽的秘訣，於是選擇沉默。也有個別人私下以高姿態勸我：“過去的事啦，和為貴。”

如果我們都不再開口，誰來還原那被湮沒的真相？如果我們都選擇沉默，那些曾經的荒唐、醜行與罪惡，是否就可以當作從未發生？

我也曾反問自己：寫這篇文章，僅僅是為了替蒙冤受難的“廣州人”鳴不平嗎？僅僅是為了揭露並譴責曾八的醜行嗎？是，但也不全是。

在此，我鄭重聲明：將這一切寫下來，不為勸善，只為昭示——那個荒唐年代的荒唐人和荒唐事，曾如何踐踏人性的底線，如何拷問社會的良知。

願歷史不再沉默，良知不再失語，公義不再遲到。

我在北京大學求學期間，有個同窗 6年的老同學，外號“曾八”。他一手毀了兩個人的人生，先是誘姦了一個農村姑娘；後來又構陷了一個本班同學，本文稱其“廣州人”。身犯“誘姦”與“誣陷”雙罪，曾八非但沒有被繩之以法，還逃脫了道德譴責，安然從北京大學畢業。以後幾十年，他雖然遠稱不上飛黃騰達，卻也混得順風順水。奇葩此

人，堪稱我60年來所見過的，最卑鄙齷齪的人。

我趕上了“瞎折騰”的年代

1962 年，我考進了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好不容易考進去，自然希望好好讀書，學點兒本事。誰知事與願違，命運不濟，我趕上了那個“瞎折騰”的年代。“瞎折騰”的事件接二連三，第一件就是改學制。北京大學是中國最老的一所國立大學，其傳統學制一向是4年畢業。但從 1950年代開始，學制變來變去，僅數學系裡就曾有過 3 年制、4 年制與 5 年制的學生。撲朔迷離，非我三言兩語能說清楚。無關的擱置一旁，單說我入學那年，北大各系的學制就不一致，粗說就是文科5年，理科6 年。數學力學系言明6年畢業，據說是為了“向莫斯科大學看齊”。當時的校長陸平曾信誓旦旦，要把北京大學辦成“北京太學”，意思是比大學“多一點兒”。不到一年，陸校長的話言猶在耳，當局一道通知下達：數學力學系中的數學專業和計算專業，學制改為5 年；而力學專業仍維持6 年不變。學制，對於任何學校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大事。我無從曉得，北大數學力學系的學制為什麼說改就改？但我知道，

那個年代“政治掛帥”，政治運動等等遠重於學制。當局有權者一句話，學制說改就改。這是當年北京大學“瞎折騰”之一例。

我之所以講這個例子，是因為將要敘述的故事，就是在那不停頓的“瞎折騰”之大環境中，產生的罕見怪事，是以正常思維邏輯，無法理解的怪事。

斗算盤，苦中樂

1964 年，中國大鬧“四清運動”，據說是要“整”農村的基層幹部們“貪污盜竊、多吃多占”等等“資本主義傾向”。照理說，這與北大學生何干？不知哪位高層腦筋一轉，下令大學師生一律下鄉參加四清運動，藉以接受教育、改造。於是北大停課近乎一年，各系師生紛紛下鄉。我們全班被派到河北省正定縣，參加當地幹部組成的“四清工作隊”。

工作隊裡北大師生之主要任務，就是核查生產隊的賬目，向村民宣讀、解釋黨中央文件等等。

說到查賬，我小學時學過打算盤，沒想到這回在村里派上了用場。敘述沉痛正題之前，先講個輕鬆的小插曲：我和生產隊的會計“斗算盤”，無非是苦中找點樂子。

這位會計原是我要核查的對象，記賬雖然不太規範，倒也沒有什麼大毛病。他算盤打得真快，手指一撥，珠子噼里啪啦地響着，節奏明快，結果一出來就順口唱報，准得很。我們查賬得三人配合：一人念賬本數字，兩人各打算盤做加減，最後核對結果。我口訣生疏，動作又慢，總是追不上他，他只好耐着性子等我。

他一邊等，一邊手底下還不停地撥着算盤珠子，啪啪作響，不緊不慢，像在催我：“快點呀，大學生！”我心裡着急，又無可奈何。

其實打算盤也沒什麼大道理，無非是口訣熟、手練勤。這一本賬查下來，我的算盤也練得溜了。後來我發現，這位會計加減法是一把好手，但乘除不靈，因為平時用得少。凡遇大乘大除，我心算加巧算，反倒“略占上風”。會計不解，跟生產隊長報告：“大學生算盤珠子都不怎麼撥拉，數咋就出來了？”

說到底，查賬查的是賬，算盤響的，卻是那段日子裡一點輕鬆的響動。

以強凌弱，始亂終棄

時代背景交代得差不多了，咱言歸正傳。

就在正定參加“四清”運動期間，曾八干出了一件極其卑劣的事。他以教唱歌為名，不守規矩，一步步接近並誘姦了一個農村姑娘——生產大隊長的女兒。那位大隊長正是“四清”運動中被重點審查的對象，地位岌岌可危。彼時的曾八，頭頂“北大學生”“工作隊隊員”的光環；而那姑娘，則是一個“靠邊站”的“四不清幹部”的女兒。她與曾八身份地位懸殊，根本無力抗拒。

曾八趁人之危，以強凌弱。這種行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寬恕。他理所當然地受到了處分：被開除出工作隊。我曾親眼見到，已被隔離審查的曾八，被關在一頂軍用帳篷里，灰頭土臉地趴在桌上寫檢查，乖乖地認錯。我從帳篷門前經過時，他抬頭看了我一眼，那一臉猥瑣、羞慚的神情，令我厭惡至極。

北大師生在參加工作隊前，曾接受集訓。學校和工作隊的領導者，三令五申“工作隊紀律”，明文規定工作隊員嚴禁“談戀愛”，更不消說“姦淫”了，並申明：若犯錯被“開除工作隊隊籍”，即等同於“開除學籍”。換言之 ，在正常情況下，已被“開除工作隊隊籍”的曾八，從正定回北大後，等着他的相應學校處分，就是“開除學籍”。

然而情況不正常，更大的“瞎折騰”文革運動鬧起來了。天下大亂，各級政府紛紛“躺平”。北大亦然，管理癱瘓，運轉脫軌。全校不務正業，不分晝夜地批鬥黑幫分子陸平校長等等“大人物”，就沒人顧得上處理道德敗壞的小流氓曾八了。

更何況，曾八後來還得到了“紅五類”造反派頭頭的包庇。我同班還有這麼一對兒男女造反頭頭，與曾八沆瀣一氣，後來居然成了曾八的保護傘。他倆在正定四清期間也不老實，違反紀律，偷偷“談戀愛”。那個“紅五類”男的，居然還把那個“黑五類”女的，發展成了中共黨員。文革初起不久，我這位女同學的父母便被單位定為“歷史反革命”，全家立刻被“連鍋端”，轟回了老家。

家庭遭此變故，她一方面聲稱“堅決與父母劃清界限”，另一方面則在校內變本加厲地整師長、斗同學，藉此立功求賞。每每想起這一對兒“假正經”的老同學，真是令人作嘔。他們的劣跡斑斑，暫且不表。

話說回來，至於文革中曾八怎樣如泥鰍般滑溜溜矇混過關，容我後面細說。因為我也是在47年後，直到 2013 年，才知道原委真相的。

至於那位被曾八誘姦的姑娘，天生麗質，本有個現役軍人“對象”。醜事傳出後，“對象”棄她而去。可憐她孤身一人跑到北大來找曾八，這個流氓竟翻臉不認人，猥瑣躲避。

曾八始亂終棄，徹底毀了那姑娘的一生。當初，四清工作隊決定開除曾八隊籍，其實是從輕發落，因為考慮到“國家培養一個大學生不容易”，動了惻隱之心，寬大為懷，沒有把曾八一棍子打死，僅以“道德敗壞”而開除出工作隊，而未按“妨害軍婚罪”直接移交有司衙門，司法論處。

清華大學“走門路”

文革期間，全國一片混亂，我們哪裡還能繼續讀書、完成學業？1968年，我與北大同班同學——包括那個敗類曾八——一併被稀里糊塗地算作“畢業”，被打發到各地“接受工農兵再教育”，有的去了廠礦，有的下放農場。

自此，我那一屆北大同學如鳥獸散，各奔東西。我與內子則被發配至甘肅，先在山丹的解放軍農場勞動“接受再教育”，一年之後又被分配到臨夏教中學。

文革結束後，蒙華羅庚先生向清華大學劉達校長舉薦，我夫婦得以返回故鄉北京。此後，我通過了教育部當年設立的“留學資格考試”，又獲得加州大學的獎學金，遂以“公派自費”身份赴美國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UCSB）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後，我先後在加州大學與清華大學執教。

這是我離開北大之後的經歷，幾筆帶過，略陳一角。

1996年，我協助華裔學者、同事陳樹柏教授在美國硅谷創辦了國際科技大學（ITU），期間曾回京辦事。曾八輾轉得知消息，竟主動找上門來。

這廝一向慣於歪門邪道，這次打着“老同學”的旗號上門，原來是他兒子剛考上清華，竟異想天開，想借我之名替他父子“拉關係”“走門路”。更離譜的是，曾八居然恬不知恥地懇求，讓他兒子住進我在清華的宿舍。

對這個道德敗壞的流氓，我向來內心鄙視。他滿臉堆笑上門，我不過違心敷衍。他提出如此荒唐無理的請求，自然被我當場拒絕。

這是離開北大後，我和他打過的一次交道。

是誰害的我

2009年，我與內子專程赴廣州，拜訪一位長期被邊緣化的老同學“廣州人”。他在文革中被幾位北大數學力學系掌權的“紅五類”造反派頭頭打成“反動學生”，押送勞改農場，歷經磨難。多年後才得以平反，回故鄉廣州教書。

我們與“廣州人”劫後重逢，百感交集。他陪伴我們三日，待我如兄弟。回京後，我向北大數學系全體同年發出一封簡短電郵，報告老同學近況：“身體健康，夫妻恩愛，兒子孝順，不差錢。”

我沒有寫的是，“廣州人”多年心頭始終籠罩着一團迷霧：“是誰害的我？”他百思不得其解，曾試着私下詢問一位文革時“很紅”的老同學——那人此時在廣州做了個小官。不料對方立刻翻臉，厲聲呵斥道：“難道你還想反攻倒算？”

那些在文革中干下傷天害理勾當之人，文革後多心懷鬼胎，色厲內荏，可見一斑。

當年，“廣州人”風華正茂，卻無端遭人陷害，沉冤至今五十五年，仍未得昭雪！

造反頭頭，劣跡斑斑

文革初起，那些自稱“紅五類”出身的學生，驟然大紅大紫，搖身一變成了班級的造反頭頭，隨即展開一連串無法無天的胡作非為。

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他們指揮全班寫大字報，糟蹋那些兢兢業業為我們授課的老師們。居然誣陷恩師們“迫害工農子弟”，他們在大字報上昧良心、泄私憤，取綽號，肆意辱罵老師們。

多年後，一位文革中被學生造反派羞辱的老先生，見到當年的那批學生時，每每說的第一句話竟是：“當年是我害了你們，我向你們道歉。”——一句反話，道盡滿腹怨氣，也暴露出當年的傷痛仍難癒合。

造反頭頭還策劃並號令全班“緊急集合，立即出發”，打着“抄家”、“造反”的旗號，帶頭闖入三位北大教授家中，翻箱倒櫃，攪得滿屋狼藉、一地雞毛。一名平日尚屬溫和的女生，此刻卻如凶神附體，厲聲呵斥教授和高齡老人：“老實交代！不許亂說亂動！”

更有甚者，造反頭頭在教授家屬和鄰裡面前，強行召開批鬥會；又將生活用品，公函私信，乃至避孕套等私人物品一一擺在校園“示眾”，極盡侮辱被抄家教授之能事。

關於非法抄家，順帶說一句。至今這批造反頭頭中，沒有一個人為當年的不法行徑表達過哪怕一絲悔意；也沒有一個良心發現，願意向受害教授的家庭道歉、懺悔；更無人試圖歸還當年非法抄走的財物與物品。相反，個個推責卸賬，甚至大言不慚地說：“我們當時可都（對抄家的物件）做了登記的。”

更駭人的是，那些造反頭頭竟私設公堂，非法拘禁並審訊他們的“打擊對象”。對“廣州人”的迫害尤甚：在批鬥會上，由兩名同學押解“廣州人”上場，使用所謂“噴氣式”刑法——兩打手一左一右掐脖子、擰胳膊，使其低頭彎腰，腰背強壓至120度。在滿場“打倒廣州人！”的嚎叫聲中，兩打手更加用力，致使“廣州人”的頸椎與腰椎從此落下病根。

更令人憤懣的是，昔日“似女友、非女友”的女生，自稱要“反戈一擊”，從“廣州人”的舊情書中雞蛋裡挑骨頭，搜尋所謂“反動言論”，妄圖揭發立功，自證清白？

他們在班級里大鬧派性排除異己，盯梢、偷看並摘抄同學日記、打黑報告；還假借組織之名搞內查外調、騷擾同學親屬；拼湊編造同學的“黑材料”，上綱上線扣大帽子，企圖把同學及其親屬製造成“反革命集團”，置之死地而後快。

他們歇斯底里般地“抓叛徒”，“抓反革命”，無事生非地整出大包大捆的“黑材料”。被造反頭頭誣害者既有校內的，也有校外的；既有領導幹部的，也有平頭百姓的；既有老師們的，也有同學們的。

如此胡作非為，肆無忌憚，終於引來高層震怒——上級下令：將所有黑材料一把火燒個乾淨！據說，那場銷毀黑材料的大火，在北大整整燒了三天三夜。

造反頭頭們，眼見大頭頭們，一個接一個被送入牢房，明白大勢已去，個個惶惶不可終日，失魂落魄，如喪考妣。文革過後，造反頭頭兒心中有鬼，未免擔心被法律追責，畢竟幹了那麼多違法犯規的壞事。於是個個對往事守口如瓶，諱莫如深。他們怎麼把“廣州人”弄成反革命的，也被包得嚴嚴實實。我和多數同學，均不知其詳。

這裡多說一句，就在那種邪惡污濁環境中，心地善良、堅守道德底線的同學，也有人在。一位同學，曾被造反頭頭兒分配押解“廣州人”到批鬥會上，並施加“噴氣式”。他拒絕了，便被斥責為“階級感情大有問題”！

構陷同班同學，真相大白

常言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我在北大的兩位同班同學，後來結為夫妻，2013年曾來美國西雅圖探親。一次通話中，女同學向我原原本本地講述了曾八當年如何陷害“廣州人”的經過。至此，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正是“廣州人”慘遭迫害的源頭！

她的娓娓敘述，好似讓時光倒退了50年，回到那令人恐怖的文革，天下大亂的中國。那個年代的主旋律就是批鬥黑幫，打到劉鄧，文攻武鬥。本應受到開除學籍處分的曾八，反倒沒人管了。然而他自己心懷鬼胎，終日惴惴不安。四清中他犯下的姦淫罪，就像是懸在頭頂上的一把劍。自認“黑五類”的曾八工於心計，一方面低眉順眼、極盡所能討好“紅五類”、找保護傘；一方面籌劃着如何轉移視線，矇混過關。為此，他編造出一套謊言，舉報“廣州人”寫“反動小說”，記“變天帳”。這無疑為大權在握的造反頭頭兒打了雞血。他們不問青紅皂白，不要真憑實據，先把“廣州人”連哄帶騙，“捉拿歸案”，再私設公堂大搞“逼供信”。

“廣州人”屈打成招，潦潦草草地被定

為“反動學生”，立馬押送勞改農場，監督勞動，受盡屈辱折磨，……。

事實真相卻是：“廣州人”平日偶爾寫一點雜記，追憶往事。其中一段寫道：他因出身地主家庭，從小就遭受歧視。9歲那年，他因害怕老師訓斥、被同學譏笑，獨自跑到海邊，天黑潮漲，才發現自己被困在一片孤島上。這是他第一次切身感受到死亡的恐懼。

鬼祟曾八有偷看他人日記之癖，偷讀過這篇雜記，文革中竟藉此為據，添油加醋，舉報“廣州人”藏有“變天賬”、寫“反動小說”——徹頭徹尾的無中生有！

“廣州人”勞動改造數年後，終因“查無實據”，獲得平反。可是，時光不能倒流。不僅他的學業廢了，而且長期被歧視、受侮辱，就業受阻，顛沛流離，很晚結婚。

曾八陷害同學以自保的目的，在那個黑白顛倒、善惡不分的年代，居然達到了！這個流氓惡棍在文革中不僅毫髮無傷，竟和我們一樣地畢業、分配工作。此後，他繼續施展鑽營、矇騙之術，居然混在廣州某大學任教，再搖身一變，成了“中共黨員”；沐猴而冠，又成了該校的研究生處處長！

廣州這大學被欺騙了。曾八後來的那個媳婦，也是被欺騙了，大概率是她不知道，嫁了個流氓惡棍！

這個慣騙，在國內詐騙屢屢得手，今又賊膽包天，不僅隱瞞其政治面貌，而且隱藏其房產、存款和退休金，投靠兒子、移民來騙美國啦！

不許他進我家門

2015年，美國已有不少我北大數學力學系的老同學，或早年求學、工作於此，或退休後來美定居。那年年初，張某夫婦從紐約州飛來加州，稱此行是“感恩之旅”。他事先約好，先與已定居南加州的陳同學夫婦會合，再四人同行北上，到我家與硅谷的六位老同學小聚。

張、陳二位，同游聖地亞哥時，見到自稱“在美國坐移民監，給兒子當保姆”的曾八。此人竟想“搭順風車”北上湊熱鬧，五人便一車直奔我家而來。途中，張同學才忽然想到多出一人，理應告知東道主一聲。

我一聽火冒三丈。怒的不是張，而是曾八——這個我早已看透、決不願招待的卑劣小人！

西雅圖老同學早已揭穿了曾八陷害“廣州人”的罪行。我怎能違心敷衍這個心術不正、厚顏無恥之徒？當即在電話中直言不諱：“曾八北上，隨他便，但我不許他進我家門！”

張同學不知所措，只好叫陳同學在電話里勸我“顧全大局”，“他見面禮都給你準備好了”。

此時我索性將曾八的惡行劣跡，原原本本講給張、陳二位聽。陳同學一時無言，張同學連聲致歉：不知此人底細，考慮欠周。

二人後來告訴我：那傢伙兩眼賊溜溜，旁觀咱們通電話就感覺到了氣氛異常，擔心到了北加州難堪，便主動提出：“就送我到洛杉磯吧，我去看望老哥。”曾八就坡下驢，張同學如釋重負。

自此，曾八離隊，張陳兩家與硅谷諸位老同學順利相聚，一團和氣。

摔電話，關上了改惡向善之門

我不容許曾八進門的事，不脛而走，不少老同學知道了，紛紛表示支持、稱快，有的說：“換了我，也會這麼做！”曾八感到壓力山大，臉上掛不住，心裡更發虛，居然在背後說我“架子大”！

我聽了哈哈大笑：我豈止‘架子大’？我是嫌棄此人骯髒才不許他進門。“架子大”，未免太輕描淡寫了。賊曾八妄圖大事化小，掩蓋真相——為什麼老同學不讓你進家門？這與“架子大”有一毛錢的關係嗎？

“還是你朱總沒有架子。”曾八嘴裡的“朱總”，也是老同學，在廣州和加州兩地奔波。他很快也讓曾八日子難過了。

朱同學曾任高管，明大義，回廣州時特意設下飯局，試圖勸和，但因“廣州人”斷然拒絕與曾八同席而破局。飯間，朱同學旁敲側擊，試圖引導曾八說出真話，那廝卻裝糊塗、避而不答。朱同學忍無可忍，索性單刀直入逼問：“你是否做過傷害‘廣州人’的事？”無恥曾八低頭不語，支支吾吾，不肯吐實。朱同學希望落空，只得起身結賬，走到路邊二人分手時，這個猥瑣小人才臉朝地面，扭扭捏捏地說：“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向他道歉。”

惡人曾八其實心知肚明，底細已被戳穿。四方壓力之下——我不許他進我家門；朱同學的當面逼問；他在群中醜陋表演刷存在反遭遇老同學們厭惡的冷眼——迫使他終於裝模作樣地給“廣州人”打電話，沒話找話。

“廣州人”事後寫信告訴我：“他打電話似乎是想道歉。我說，自我保護可以理解，但不能靠出賣別人來保護自己……話還沒說完，他就啪地掛斷了。”

曾八摔電話，實在是喪盡天良！可見這廝對被自己構陷、傷害至深的同班同學，至今沒有一絲內疚。到如今，他仍態度傲慢，不認錯、不悔過，令人齒冷。這摔電話，不僅是往“廣州人”的傷口上撒鹽，更是親手摔掉了他今生今世改惡向善的機會——唯一的，也是最後的機會！

底線被踐踏時，良知必須站出來

無獨有偶，當年的造反頭頭裡，也有人不僅毫無廉恥，與曾八蛇鼠一窩，而且對他們在文革中禍害師長、禍害同學的種種胡作非為，至今死硬到底，毫無悔意。良心早已餵狗，竟還揚言：“要是再來一場文化大革命，我還會那麼干！”

如此信誓旦旦，拒絕悔過自省，徹底關死救贖的大門，今生今世，甘當惡人，做到底！

如今，“廣州人”已退休多年，生活平靜，仍如我在十六年前專程到廣州拜訪他後，向老同學們轉告的那樣：“身體健康，夫妻恩愛，兒子孝順，不差錢。”但提及那段蒙冤往事，他至今仍心頭鬱結，難以釋懷。

半個多世紀過去，文革的親歷者大多已步入暮年。可悲的是，有人至今仍以為自己理直氣壯，毫無悔意。歷史不能選擇性遺忘，道義也不該被時間淡化。“廣州人”的蒙冤遭難不是個案，曾八的流氓惡行與偽裝欺騙也絕非孤例。我將這一切記下來，不為勸善，只為昭示：那個荒唐年代的荒唐人和荒唐事，曾怎樣挑戰人性的底線，考驗社會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