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良師如光——我的兩位博導”,近期發表在《光明日報》旗下的刊物《教育家》2026年5月第四期上。全文(PDF)於下,分享同道。

良師如光——我的兩位博導
文|袁傳寬
世上學子芸芸,然得遇良師者,實屬難得。而我在博士求學期間,竟有幸同時師從樊畿先生與阿克曼(Charles Akemann)先生兩位大數學家。40年過去,當年授業解惑的情景仍歷歷在目。回首求學路:早年就讀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得冷生明、程慶民、丁石孫先生啟蒙,打下數學根基;“ 文革”期間下放至甘肅中學任教,後蒙華羅庚先生舉薦重返專業,執教於清華大學;20世紀80年代初,通過留學考試,進入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UCSB)攻讀博士。在此階段,兩位導師如長明之燈,照亮我前行的道路。
先生其人,其教其風
樊畿先生是20世紀30年代北京大學的優秀畢業生,並留校任教。抗戰時期,他隨北大南遷昆明,考取公費留學赴法深造,後輾轉赴美,先後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以及加州大學從事研究與教學。這位享譽世界的數學家獲獎無數,曾在20世紀80年代接替陳省身先生,繼任台灣中研院數學所所長, 1989年被授予“ 北京大學名譽教授”稱號,平生藏書悉數捐贈北大。2010年樊畿先生逝世,享年95歲。
1982年我初到加州,先隨樊先生研習拓撲群、不動點理論、非線性分析,為日後的博士論文奠定基礎。先生個子不高,講課時精神飽滿、嗓音洪亮,對學生要求極為嚴格,出的考題也很難。他為數學系博士研究生開設的最後一門課是“ 拓撲群”。開學之初,學生們慕名而至,課堂爆滿;一周后大多 知難而退,班裡便只剩下六個博士生。
那時我每學期至少選修五門課,心裡盤算着三年內( 趕在他退休前)完成博士論文。某日,他把我召進辦公室,微笑道:“ 三年畢業未嘗不可,但多一年,你會更從容。而且我退休後仍會半職留任,你無須與時間賽跑。”最後,他建議我“ 再多讀一些算子代數”,推動我進入一個新的領域。為了強調這 條建議,他特別用了句英文成語“Last but not least”,意思是“ 最後這條,同樣重要”。
儘管先生在非線性分析領域曾有奠基之功,可出乎意料的是,他竟不贊成我在該領域做博士論文,並直言道:“ 這個 方向最熱鬧的時候已經過去了。”但隨後的教誨卻如一盞明燈,照亮了新的方向:“ 可以思考跨越非線性和算子代數,做深刻一點的工作。”何為“ 深刻”?先生這樣給我“ 開悟”:做數學就像用多稜鏡看世界,從不同的側面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象,跨越數學分支來研究問題,多視角認識與思考數學命 題,才能接近數學所描述的世界本質。
為了使我的論文達到他的預期,先生甚至親自為我引薦數學系另一位著名學者:“ 阿克曼教授人品正,學問好,多向他請教。”樊師的諄諄教導,不囿於門派、只唯學術傳承的廣闊胸襟,令我感受到良師如光。
阿克曼先生身材魁梧,灰白絡腮鬍須,近視鏡片後是一雙深邃而敏銳的眼睛。他不苟言笑,課堂上從無一句閒話, 考試也極難。學生大多對他敬而遠之,不敢選他做論文導師。然而在學術之外,他卻有着一顆熱切的心。
阿克曼先生的太太是當地中心醫院的護士長。兩人育有兩兒一女,當時已分別就讀小學和中學,卻又收養了一對黑 人孿生嬰兒。半年後,他們發現其中一個竟是聾啞兒。阿克曼太太曾向我提起此事,邊說邊擦拭眼淚。不久,她便辭去工作,專心照料這兩個孩子。阿克曼先生則每周往返洛杉磯上課,還專門學習聾啞人手語。那時我才真正意識到,這位令學生望而生畏的教授,私下裡卻是一個用真愛與深情守護家庭的人。他和太太,是一對內心充滿大愛的伴侶。
阿克曼先生對我並不陌生。當年我從北京申請赴UCSB數學系留學,就是他簽發的錄取通知。進校後,我還跟他學 過一年算子代數課。因此指導我的博士論文,他胸有成竹,為我挑選了一個困擾學界多年的難題,也是他主持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研究課題之一。半年後,我完成了證明,卻意外得知瑞士已有學者搶先完成。他和我一樣,都感到失望,但依然神情平靜地說:“ 你的方法不同,依然值得發表。”我心中一 陣茫然,下一步該往哪走?他指着辦公室里一排檔案櫃說:“ 這裡有許多問題可做。”他交給我一把鑰匙,說:“ 我下班後,你隨時可以來查閱檔案櫃文獻”。唯一的要求是“ 取用歸位”。
阿克曼先生對我毫無保留,不僅交出了他多年積攢的“ 學術家底”,更交託了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從那以後,他的辦 公室成了我的第二個圖書館。無數個夜晚,我在這裡翻閱資料、推敲推理,若有新定理產生或者任何疑問,便寫在黑板上。翌日他來,就會默默審閱,再與我細細研討。所謂“ 獨立研習”(Independent Studies),正是他為我量身定製的一門課程,每逢周五上午,在他的辦公室進行。這是我讀博歲月 里最快樂的一段時光。與他切磋,使我的眼界大開,論文進展順利。那是我博士階段的最後一門課,既計入學分,又收穫成績,更刻進了我學術生命的年輪。
那陣子,我的興趣完全落在馮·諾伊曼代數上,並將前輩艾佛魯斯(EG Effros)教授在離散群上提出的“ 內均值性”推廣至一般局部緊緻拓撲群;建立了拓撲群的一個新類別“ 內均值群”,並效法樊先生跨越學科的研究風格,從調和分析、拓撲群、不動點和算子代數四個維度來刻畫這一類群。“ 內均值群”理論竟能流傳至今,令人欣慰。回顧當年摸索前行,就像“ 盲人爬山”,每一步都需要四方探路,尋 找攀登的方向。
1986年,我的博士論文初成,阿克曼先生推薦我在那年的國際數學家大會(ICM)上作報告,並親自旁聽。樊先生則親自把我之後的兩篇論文,推薦到數學界一流期刊《 數學分析與應用學報》(JMAA)上發表。同時,英國數學家派特森(Alan Paterson)也將我的研究結果收入其專著《 均值性》 (Amenability),該書於1989年出版。那年,樊先生應邀回國講學,我在清華大學接待先生,他贈予我的見面禮正是此書。
紙短情長:跨洋書信中的師教
人們常說:師生關係是一種特殊的緣分。兩位導師在我畢業離校之後,仍持續關心我的研究進展,甚至彼此商討如 何更好地指導我。此等情意,在學界殊為難得。
取得博士學位後,我回到清華大學應用數學系任教,並遵兩位導師之建議,跨越調和分析、不動點、拓撲群和算子 代數四個分支,繼續深化研究。彼時,通訊遠不如今日發達,我們僅能借紙筆往返,跨越太平洋的,不過是幾頁輕薄的航空信箋,那幾乎是我與兩位恩師之間唯一的聯絡途徑。
至今仍記憶猶新的一次,是我將一個多日苦思未解的問題寫信告知他們。一個月內,相繼接獲二位的回函。樊先生 在信中溫言鼓勵道——
“您給Akemann的信,他早已收到,也想必早回信給您。我和他都討論過您的問題。研究數學問題,若一時難解,須耐心慢慢探索,不能放棄,並嘗試不同方法和角度。結果可能沒想象中難。我和Akemann仍在用心研究,恐需時日。”
阿克曼先生的嚴謹同樣令人敬佩。我每有論文初稿,便第一時間寄與先生,他總是逐字逐句細讀,指出不妥之處,條條列出,再以打字機一字一字敲成整潔文稿寄回。這份近乎苛細的耐心與投入,正是對我最深切的珍視與呵護。
每當我的文章通過評審、即將刊出時,兩位先生亦會親筆來信報喜,附上評審意見或校樣,殷殷關懷,溢於字裡行 間。翻檢兩位恩師的昔日書信,信封上寫着“Beijing, China”的中英文地址,信中滿是密密麻麻的批註與親筆簽名。縱然紙色已黃,在我心中卻從未褪色。兩位恩師的目光,仿佛仍在信紙與黑板之間注視着我、勉勵着我,宛如當年。
可堪告慰恩師的是,我在40年前發表的論文,至今仍被引用和發展。新一代歐美阿拉伯數學家們在我建立的“ 內均值拓撲群”理論框架上,聚焦於某些特殊的拓撲群類,演繹出“ 內均值變換群”“ 內均值量子群”等。這讓我猛然想起,當年我博士論文答辯結束前,樊先生曾溫厚點評:“ 你的這個工作不錯,大概可有50年的生命力。”如今40載春秋已過,後浪推前浪,這句斷言終在後輩的耕耘和收穫中聽到回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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