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年,丁石孫先生特來加州拜訪樊畿先生,我為二位先師拍照
1989年5月下旬,享譽世界的大數學家,北大校友樊畿先生,闊別故都五十載,應邀回國訪問北大、清華及中科院。6月3日,樊先生到訪北大。學校決定舉行隆重的“名譽教授授予儀式”,隨後由樊先生作學術報告答謝。
作為一校之長,丁石孫先生在那日暫且放下了千頭萬緒的行政事務,準時出現在會場。他精神抖擻地為樊畿教授頒授證書,發表了感情充沛的演講。在他心中,樊畿先生是北大的瑰寶,這種“惺惺相惜”已不僅是私下的交情,更是對學術脊梁的最高禮讚。 那天,數學系的教員們幾乎悉數到場。然而,會場裡最令人動容的,是另一位長者的出現——年近九旬的江澤涵老先生,竟也執杖步履蹣跚而來。
江老是樊畿先生的恩師,更是對我恩情深重的人。我的三姨才華橫溢,日本侵華前曾是老北大數學係為數極少的女生之一,正是老江先生的學生。那時的江先生年富力強,接替了北大數學系創系系主任馮祖荀先生,全面主持系務,帶領北大數學系冠絕全國,並且在中國開創了拓撲學的研究,一枝獨秀,超越了日本。 四十餘年後,來到改革開放初期,我在清華大學任教,通過了教育部的留學資格考試,正處在人生轉折的十字路口。美國名校林立、大師如雲,我該何去何從?正迷茫際,我的高等數學啟蒙老師、冷生明教授帶我到北大燕南園求教江澤涵老先生。江老“仙人指路”:去加利福尼亞,到UCSB(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找樊畿先生!老先生不僅親筆寫下並寄出推薦信將我引薦給樊畿先生,在我收到UCSB數學系錄取通知後,江老又親自致信清華大學張維副校長,說明我此番能得樊先生指導是極其難得的進修機會,請張校長協助加快辦理出國手續,讓我得以趕上當年秋季按時入學。
赴美前夕,我專程向江老辭行。江先生托我帶去一封給樊師的親筆信,以及一套北京傳統工藝的竹製挖耳工具,表達對去國半個世紀的弟子的關切,並盼他早日回國講學。樊畿先生手捧這套挖耳工具,百感交集,對我說:“江先生大我一旬,與我情同父子!”
1984年我回國度假,樊師亦托我帶親筆信回呈江老,簡述當時暫時無法成行的原因,並囑我向江老面呈詳情。兩位老先生隔海托雁、師徒情深,我作為信使奔波其間,深受感動。 終於夢想成真,到了1989年的這個夏日,,樊先生如願回來了!這就是本文開篇時提到的燕園盛會。
當江老在人群中見到我時,神情凝重而慈祥,他特意對我輕聲說道:“我耳朵越來越不好,得坐在最前面聽。”這句話瞬間令我眼眶濕潤。一位開山鼻祖級別的老教授,在期頤之年,依然要坐在台下最前排,去聆聽自己學生的報告。這種對知識的敬畏、對弟子的祈盼,勝過了萬語千言。
放眼會場,盛況空前。除了台上的丁師、台下的江老與講壇上的樊師,我的許多師輩教授也赫然在座。比如坐在我相鄰位置的沈燮昌教授,正是我當年讀書時講授複變函數的老師。他轉頭對我讚嘆:樊先生的這個工作太棒了!而在我身邊,還坐着我當年在北大的老同窗,他們有的已摘得博士學位,有的留校任教;更有不少我在北大和清華數學系教過的學生們,也聞訊趕來,濟濟一堂。
看着江老坐在最前排、微微側頭凝神的身影,我心中百感交集。 從開山鼻祖江澤涵先生(第一代),到蜚聲國際的樊畿先生(第二代),到主持校務的丁石孫先生及沈燮昌先生等師輩(第三代),再到我們這批改革開放後承前啟後的中青年學者(第四代),直至坐在後排昂首聆聽的莘莘學子(第五代)——那一天,北京大學圖書館的講堂里,竟匯聚了北大數學的五代學子! 那一刻,北大數學五代學人共處一堂。這不僅是一場學術報告,更是一場靈魂的交接與生命的傳唱。我深刻地感悟到:學術的薪火正是這樣代代相傳、生生不息,這,才是北大的魂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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