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人 王夫人的影射原型，為天啟皇帝，朱由校。 作為著名的木匠皇帝，天啟其實在明史中是被污名化最嚴重的明帝之一。 其實對比崇禎，就可以看出，天啟是有些大智若愚的。在東林黨制約皇權和宦官干政之間，他很聰明的選擇了後者。一邊干着木工，一邊利用魏忠賢平衡朝局。很多人將魏忠賢禍亂朝堂當作朱由校昏庸怠政的典範，其實不然，魏忠賢的所作所為絕非是繞過了明熹宗朱由校，反而是在朱由校的默許下完成的。 紅樓書中的王夫人，本應是榮府正經當家人，但是平時卻以吃齋念佛為主。家中的事務都放權給王熙鳳去做。不過這只是表面現象，很多細節可以看出，貌似人權財權管理權都在王熙鳳手裡，可是王熙鳳遇到事情卻都要請示和稟報王夫人。小事上鳳姐舞弊營私是有的，但是府里的大事都是由王夫人在做決策。 正是因為天啟重用閹黨牽制文官集團，尤其是制衡東林黨，所以後來被掌握話語權的東林黨抹黑的很厲害。史書給天啟的兩個標籤，一個是文盲，一個是木匠。 其實天啟是不是昏庸，看他回復袁崇煥的平遼方略可以知道了。袁崇煥曾給朱由校上書建議屯田，以遼東一地壓制後金。這份奏疏中袁崇煥只是提到了屯田的利弊，但是並沒有具體的方案。這和後來忽悠崇禎“五年平遼”一模一樣。 天啟帝很快提出了六個很有技術含量的問題，涉及到軍事方略，經濟發展，民心聚散，武備安排等各個方面。比如怎麼防止後金圍點打援來搶糧食，在敵人來襲時，怎麼保護城堡外的耕地和平民等。“向以防守方殷，故着從容議行。但向後作何給授，使軍民不相妨？作何分撥，使農戰不偏廢？作何演練，使農隙皆兵？作何更番，使營伍皆農？作何疆理，足以限戎馬？作何收保，不致資盜糧？一切事宜，該撫悉心區處具奏。”袁崇煥當時啞口無言。因為他解決不了，然後天啟說：“奴子不降，必定成擒，諸臣諸不樂聞。 以朕計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戰必能勝，勝無輕談也。蹈實而做，需時而動。正也，奇在其中矣。該撫饒為之，亦善為之。” 就是警告袁崇煥想取勝沒那麼容易，最好還是踏踏實實做事。 紅樓夢裡作者借賈母之口，對天啟的被污名化，從側面做了評價： 第三十五回，賈母對寶釵評論到王夫人時說：“你姨娘可憐見的，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顯好。” 這裡作者想表達的是：天啟很倒霉，被文官們貼上了文盲和木匠的標籤，在史書上被黑化的很厲害。 第四十六回，賈母對薛姨媽說：“你這個姐姐她極孝順我，不像我那大太太一樣，婆婆跟前不過是應景兒。” 此處把王夫人和邢夫人放在一起對比，就是表明作者的態度，真正在意治理國家的是天啟（極孝順），而誤國的則是那些沽名釣譽的東林黨人（邢夫人不過是應景）。 另外，作者還有兩處評價王夫人的性格： 第三十回中：王夫人固然是個寬仁慈厚的人,從來不曾打過丫頭們一下,今忽見金釧兒行此無恥之事,此乃平生最恨者。 第七十四：王夫人原是天真爛漫之人，喜怒出於心臆，不比那些飾詞掩意之人。 關於這兩處具體情節分析，放到金釧篇和晴雯篇再詳談。 這裡只說說作者對王夫人性情的描述：寬仁慈厚，天真爛漫。 這也符合天啟帝的性格和人設：十六歲登基，年輕天真，卻又帝王的心胸和雅量。 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有御史上奏說，內外朝一起山呼萬歲，亂糟糟看着鬧心，好比巫師做禱告一樣，太不像話了。朱由校一聽十分生氣，批評這位御史“無人臣禮”，打算讓錦衣衛鎖拿問罪。 內閣首輔葉向高知道這件事後，為御史辯護:“御史迂腐，不足深罪。宰相肚若好撐船，則聖上之肚當天空海闊，無不容納，豈以一二語言計較言官哉！”朱由校聽了這些話，最終還是下旨赦免了這位耿直的御史。 另外劉姥姥對王夫人的評價是：“二小姐着實響快，會待人，倒不拿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聽得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老，最愛齋僧敬道，舍米舍錢的。” 這是影射了天啟朝，魏忠賢大力改革稅收制度，減輕農業稅。關於這一點，在鳳姐篇細論。 另外，就夫妻冤家論來說，天啟顯然並不熱衷做皇帝，利用魏忠賢控制朝政。跟賈政所代表的執政理念顯然是相悖的。 下面簡單說一下癸酉本里，有關王夫人的情節。 首先，癸酉本二十八回里，王夫人是贊同寶黛的婚事的，不過要囑咐黛玉幾句，希望黛玉不要縱容寶玉，要引導寶玉入正道。 這應該是影射天啟臨終前囑託崇禎：“吾弟當為堯舜”，並且“再以善事中宮為托，及委用忠賢語。” 朱由校臨終囑託朱由檢是：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言外之意，千萬不要殺魏忠賢，遇到大事的時候，他能夠幫助大明朝。這是天啟給崇禎的治國建議。可惜崇禎沒有接受。 再後文，王夫人被金釧的鬼魂拖入水中，雖然被救起，但是不久便病逝了。 影射天啟落水而死，天啟五年朱由校到西苑遊船，到了湖深處，受到風浪影響，船體晃動，朱由校和兩個太監落入水中，兩個太監被淹死，朱由校被及時救了上來。從此，朱由校落下了病根，兩年後一命嗚呼。
邢夫人 邢夫人的影射原型，是以東林黨為代表的文官集團中，偏狹自私的那一部分。 首先，符合賈母的夫妻冤家論。東林黨和福王一脈，從國本之爭，到擁立弘光政權，都是冤家對頭。 再來看看書中對邢夫人的描述。 在第四十六回，作者借鳳姐之口描繪出邢夫人的性格秉性“邢夫人稟性愚犟，只知奉承賈赦以自保，次則婪取財貨為自得，家下一應大小事務俱由賈赦擺布。凡出入銀錢一經他的手，便剋扣異常，以賈赦浪費為名，“須得我就中儉省，方可償補。”兒女奴僕，一人不靠，一言不聽。” 邢夫人的人設“秉性愚犟，只知奉承賈赦以自保”，賈母說她是：“倒也‘三從四德’的，只是這賢惠也太過了！” ，“婆婆跟前不過是應景兒”。 這裡說邢夫人奉承賈赦並不是說東林黨奉承宗室或者帝王，因為東林一向以諫言和清流自居。而是如同賈母諷邢夫人過於三從四德的賢惠，是說她只是表面上遵循禮法下的婦德，但是並不是真孝順。暗指東林黨人熱衷維護他們自以為的道德禮法，其實是沽名釣譽，道德綁架。屬於口中有忠義，胸中無良策。東林黨很多人入仕以來，從來沒有什麼實質業績，而是以攻擊同僚，放言高論，犯顏直諫，“直名震天下”，然後自封治世良臣，似乎只要他們在位就可以立見太平。其實是“賣主求直”。也是寶玉所罵的那些明朝以“文死諫”以博直名的文官。“婆婆跟前不過是應景兒”同樣也是說這些人對於治國，並無實際益處。 其次，婪取財貨為自得，凡出入銀錢一經他的手，便剋扣異常。 這個應該是影射東林黨抵制工商稅，致使國庫空虛，邊餉不濟。增加農業稅，加重底層農民負擔。並且東林中人，不乏貪污之輩。 先說一下最近幾年比較流行的一個觀點，即東林黨代表的，是大地主、士紳和富商豪賈的利益，所以“東林黨維護自身利益，抗拒商稅使得明廷財政困難，只能攤派農民，從而激起農民起義，導致明朝滅亡。” 這個觀點有一定道理，但是也不全然公平。 明末財政緊張，卻收不到工商稅，主要還是因為朱元璋所建立的內斂、消極、遷就小農經濟的財稅制度。洪武帝建立了一套自秦漢以來最為落後的財稅體系，其要點是超低商業稅、以實物徵收為主的農業稅、外加全民服役。 到了晚明之際，朱元璋的財政政策已被局部突破，但工商稅在財政歲入中的比重仍然極低。此時，海外天量白銀流入，江南商業相當繁華，而政府財政嚴重匱乏，改革稅制勢在必行。財稅改革的正確方向當然是徹底擺脫朱元璋體制，將國家財稅的重心轉向工商稅。 萬曆初期，張居正的稅務改革，即是從重點徵收收農業稅，轉移到徵收工商業的稅收。這自然大大觸動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團，在這個背景下，東林黨開始形成。張居正一死，東林黨人就廢除這個稅收制度。萬曆皇帝心知繼續徵收微薄的農業稅，不但國庫不夠用，而且農民也無法忍受。萬曆仍想方設法從江南的士紳富戶中收入稅收。由於管理外庫的的戶部不接受工商稅，只收農業稅，萬曆便把工商稅收到內庫。這就是所謂的萬曆貪財之迷。而實際上，萬曆三大征所用的錢，正是內庫的工商稅。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萬曆皇帝開始以太監為礦使，派駐各地採礦，從財政與稅制近代化的角度來說，萬曆皇帝想積極開礦與開徵商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萬曆皇帝派出的礦監稅使搞得天怒人怨，才引發東林黨人強烈抗議。東林黨人對礦稅的阻撓與反對，是確實存在的，這一點無可否認。主要的原因是，1）礦監稅使盤剝過甚，2）東林黨人的薄賦理念，3）東林黨人多出身於東南士庶紳商家庭，不必否認其傾向性。 天啟初年，東林黨借移宮案全面執政，廢了礦稅，但當家方知柴米貴，不到一年光遼餉就花了200多萬兩銀子。內閣首輔葉向高感慨：神宗皇帝當年大力徵收礦稅，我們都大力反對，覺得天下的財富都是皇帝的，還收那麼多銀子幹嘛？這幾年遼東用兵，才知道遼東戰爭就是財政的無底洞。 及至在魏忠賢當權的時期，魏忠賢可謂是想着方子幫皇帝撈錢，當然這其中他自己也會中飽私囊（王熙鳳篇再細論此事）。但是利用這些礦監，稅使，通過向有錢人徵收商稅，海外貿易稅，使得明朝的財政在天啟年間出現了好轉。無論魏忠賢的初衷是什麼，但是從結果來看，他的這些政策，確實起到了效果，而且並沒有加重農民的負擔，這是極為關鍵的一點。有錢之後，大明朝的軍隊也就有了戰鬥力。在對付滿清的戰爭中，由於軍餉得到了保障，再加上任用了一批有能力的將領，大明軍隊開始變的能打仗了。在和滿清的戰鬥中，明軍的勝率開始提高。 而當崇禎登基，閹黨倒台，東林黨再次掌權之後，他們一句與民爭利，就把這些政策全部拋棄。缺少了這些收入之後，明朝政府再次變成了入不敷出的狀態。至於遼東，怎麼少花錢怎麼搞。遼東缺餉，愈演愈烈。加上各層軍官的層層盤剝，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氣及為低下。明軍的將領天天寫奏摺要錢，崇禎皇帝一籌莫展。東林黨則指責遼東軍官指揮不當，作戰不力，貪污軍餉。節流往往流於道德說教，只能想辦法開源！當然，東林黨不會增收工商稅，負擔自然又落到農民身上。政府為了能夠增加財政收入，只有增加“三餉”，但皇帝也對根深蒂固的東林黨沒有辦法，而不能增加工商稅的話，就表示只能增加農業稅。根據歷史記載，明末時期，農民的農業稅已經達到了“民田一畝值銀七八兩者，納餉至十兩”的程度。這般誇張的賦稅，不用想也知道老百姓是難以生活的。 另外，東林黨一向以清流自居，其中大部分確實還是清廉的，可是也不乏貪污蛀國之輩。比如東林黨早期領袖李三才，曾上折痛陳礦稅之害，折中寫道：“陛下愛珠玉，人亦愛溫飽；陛下愛萬世，人亦戀妻孥。奈何皇上欲黃金高於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儲？” 但是，就是這樣一個直諫口氣如海瑞的清流，《明史紀事本末》說他“多取多與，收采物情，用財如流水”。《明史》說他“才大而好用機權，善籠絡朝士。性不能持廉，以故為眾所毀”。 所謂“性不能持廉”，乃指其經濟上不清白。儘管李三才並不以貪墨著稱，但他家境甚是富有，據說其家財價值白銀470萬兩，大略相當於天啟時期全國一年的財政總收入。縱使李三才的父親是商人，也不可能賺到這麼多銀子。李三才至少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的嫌疑。 總結下來，明末的財政困難，主要原因還是在於朱元璋建立的財政制度，皇室宗藩的靡費，外加小冰河期帶來的災荒和戰爭。萬曆皇帝只是想到礦稅，卻無法建立相對公正一點的財稅體系，更不能發展出一個重商主義的政府去拓展市場、商業與金融。而這期間的東林黨人，或因為祖制，或因為自身利益，不但沒有積極地推動稅制改革，反而驅虎吞羊、殺雞取卵的去增加農業稅，給本就千瘡百孔的晚明添加了更多的不穩定因素。 不過，東林黨人雖然沒有起到好作用，但是把明亡的責任全都推到東林黨頭上，顯然也是不公平的。 回到紅樓書中的邢夫人，作者寫其是慳吝貪婪之輩，但是顯然賈府的財政權並不掌握在她手中，而是在王夫人和王熙鳳手中，邢夫人並沒有機會貪污太多。這是說東林黨並未從中央財政中貪污。不過凡她經手便剋扣異常，是指東林以及其背後的士紳富戶，看重自己的財產，拒絕納稅，即使國庫空虛，他們也是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 賈府後來的財政危機並非邢夫人造成，而是因為：田莊減產（對應崇禎年間旱災蝗災），元妃省親（對應遼東戰事），子弟敗家（對應皇族靡費），下人貪污（對應吏治腐敗）。所以作者並不認為東林黨在這一點上要對明亡負責。 最後一點，“兒女奴僕，一人不靠，一言不聽，”這是指東林黨排除異己，凡是那些思想上不跟東林一致的官員都會被他們排斥在外。 在明朝中後期，黨爭是一個躲不開的話題，從明世宗開始，明朝的政壇上就不斷黨同伐異，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明朝滅亡甚至南明時期。在這之中東林黨是最著名的一個集團，整個集團和閹黨的鬥爭將整個國家拖入了滅亡的深淵。 探春在抄撿大觀園時，發表的那一番感慨：“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便是作者借探春之口，反思明末黨爭加速亡國。（當然也符合探春影射的隆武帝身份，這個放到探春篇再細論。） 除了鳳姐對邢夫人性格的描述。紅樓書中還有一些關於邢夫人的情節： 1. 前八十回中，邢夫人只有兩處展示出善意和熱情。第一次是黛玉初入賈府，邢夫人比王夫人對黛玉顯得更加熱情和周到（這裡不必對比王熙鳳，因為王熙鳳在故事中的人設如此，且鳳姐當時句句都是為了討好賈母之語。）。第二處是在第二十四回，彼時賈赦生病，賈寶玉、賈環、賈蘭叔侄三人前來探病，面對賈寶玉、賈環、賈蘭三人，邢夫人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賈寶玉身上，又是坐在一個褥子上，又是摩挲撫弄寶玉，從這些細節描寫，可見邢夫人確實很喜歡寶玉，對其寵愛有加，卻對賈環賈蘭完全忽視。這兩處似乎並不符合邢夫人一貫行事為人的作風。若說是為了討好賈母，可是書中並未有寫她在其他地方有過奉承討好賈母，王熙鳳也只說他奉承賈赦。無論對黛玉還是對寶玉，書中的兩處描寫，也顯得邢夫人是真心實意，並非只是應景而為。其實，作者應該是用邢夫人熱情接待初入賈府的黛玉，影射崇禎登基之初，扳倒魏忠賢，短暫地依靠過東林人士，任用過一個東林內閣，可惜東林黨的表現令崇禎很失望，後來不得不再次起用太監。而對寶玉的寵愛，是喻指東林黨是有政治訴求的，希望積極參與國家的治理，追求所謂“眾正盈朝”。 2. 作者兩次在回目中，直筆評價邢夫人，一次說她是“尷尬人”，一次說她是“嫌隙人”。很明顯，東林在明末是個很尷尬的存在：表面上他們要求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反對權貴貪縱枉法。實際上他們從不曾提出過救治國家的政綱，長於內爭，短於治國、治軍。東林黨有着壁壘森嚴的門戶之見，意氣用事，挑起了晚明劇烈的黨爭，所以也被稱為嫌隙人。 紅樓書中七十回後，邢夫人各種明面排擠王熙鳳（嫌隙人有心生嫌隙），暗處挑戰王夫人，乃至派王善保家的監督查抄大觀園（惑奸讒抄檢大觀園），都可以看出，東林黨在明末這個大廈將傾的時代，所起的作用絕非正面。 八十回後的故事中，邢夫人雖然繼續排擠王熙鳳，並且主張賈璉休掉鳳姐。但是還是認真配合賈政持家。無奈其能力不濟，並且不斷激化賈府和賈環母子的矛盾，最終死於流寇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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