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魯迅的遺物！

轉貼.   作者：  何可

魯迅先生的原配夫人，是他母親周老夫人魯瑞給他包辦的小腳女子朱安。

  1906年春，在日本留學的魯迅突然收到一封家書，說母親病重，急需見長子最後一面。魯迅立即收拾行李踏上歸途，一路上惴惴不安，擔心母親的安危。

回到久別的故鄉，魯迅發現家中竟然張燈結彩，一派喜慶祥和之氣，母親精神矍鑠，正在為他張羅婚事。

母親給他娶的妻子叫朱安，是位典型的中國傳統女性。1878年，紹興朱家誕下一女，取名為“安”，寓意一生平安。朱家是無可挑剔的好人家，朱安生活在朱家傳統的環境裡，從小便被灌輸“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她裹着小腳，善烹飪，會女紅，性格柔順，不識字，但舊式女子的三從四德，朱安一樣沒有落下。在魯瑞看來，這樣的女子做大兒媳婦，沒有什麼可挑剔的。

但在魯迅看來，朱安的外貌沒有少女的靈動之氣，心靈亦沒有與他相通之處。新婚當夜，魯迅便睡在了母親房中。對於剛剛過門的妻子，他未行夫妻之禮，亦無半點留戀。大婚第三天，魯迅便登上了開往日本的輪船。

儘管夫君一去經年，朱安卻從此把魯迅當成一生的伴侶，魯迅則只把她當做盡孝的方式。魯迅對他的好朋友許壽裳說：“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沒有愛情的朱安一生悲苦，正如魯迅所說，她是母親“娶”來的“媳婦”，而不是他的。朱安照顧了周老夫人一輩子，從進魯家大門那一刻起，直到生命終止，在魯迅看來，這是恩情。

魯迅也曾想要教朱安識字，要朱安放開裹腳，可朱安拒絕接受改造，她甚至不如魯迅的母親魯瑞。魯瑞接到兒子的信，讓她放腳，就直接把腳放開了，還用熱水和醋泡腳，給腳趾縫塞上棉花，儘可能讓已經成型的腳放得大一點。魯瑞沒有上過學，她通過自學識字，竟然能夠讀小說，念報紙。跟着兒子到北京之後，她穿上了旗袍，戴上了眼鏡，每天堅持讀書看報，了解新鮮事物，而朱安卻不能。

雖然朱安不接受新鮮事物，但她老實善良。欺負老實人，不是魯迅的做派，所以，魯迅活着時，沒有想過要和朱安離婚，而是讓她安安心心地住在家裡，供養着她。

 魯迅在北京安定下來後，把她也帶到了北京。後來和弟弟周作人鬧翻，搬到了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搬家前，魯迅問朱安，是願意回紹興娘家還是怎麼辦？朱安的回答很巧妙：老太太到哪，她就到哪。直白地說，就是魯迅到哪，她就到哪。

搬到西三條胡同之後，朱安度過了她人生中最快樂的兩年。她會燒菜做飯，照顧魯老太太時，專挑一些軟的易消化的東西煮，口味也不錯。對魯迅，她更是花足了心思，魯迅平時不與她說話，她便觀察他的剩菜，由此來判斷他喜歡吃什麼，以便做出他喜歡的飯菜。

 有客人到來，她便以女主人的身份，端茶送水，然後來去無蹤。多少女學生行走在她的宅院裡，進進出出，歡聲笑語，見到她們，她自卑到了極點，卑微到了塵埃里。她沒有想到，有一天魯迅會與其中一人離她而去。

她想討好魯迅，卻從未提出過任何要求，只是默默地付出，以期感動丈夫。魯迅對她冷漠無情，可她在外總說：“大先生待我挺好，他每次買點心回來，問過婆婆後都會再拿過來問我。”

 朱安曾經有過幻想，她把自己比作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一點往上爬，希望總有一天能爬到魯迅看得見的牆頂。但是她永遠等不到這一天了，魯迅與許廣平在上海同居以後，直到魯迅去世，朱安都未能與丈夫再見上最後一面。她在北京的宅子裡為夫君設立靈堂，一身孝服，遙對南方，為魯迅守靈。

魯迅病故後，許廣平保管了魯迅留下的存款，又派人向朱安要走了魯迅的全部版權。朱安不識字，但並不愚鈍，她知道魯迅作品的版權和魯迅的遺產，法律上是屬於自己的，有了這兩樣東西，完全可以保證她體面地生活。但她希望自己死後，有人在她墳頭祭拜，所以慨然允諾，交出了魯迅所有的版權。周老太太和朱安沒有得到魯迅的任何遺產，她們擁有的，只有在北平居住的房子和留在房子裡的書籍。

那麼，婆媳二人何以為生呢？北新書局跟魯迅一直有業務來往，開始，婆媳倆的生活由北新書局每月支付一百元。1937年抗戰爆發，北新書局停付了這筆款項，這錢就要由許廣平寄了，可是許廣平說她無力承擔，讓周作人和她分攤，一人寄50元。

1943年周老太太病故，需要贍養的人就只有朱安了。然而這個時期，許廣平似乎遺忘了，北京還有個朱安。朱安的生活因此陷入了困境，她的一日三餐，常常只有一碟蝦油小黃瓜，一碟醃製過的辣椒，或是一碟醃白菜，她就配着這些鹹菜，啃着硬邦邦的窩窩頭度日，雞鴨魚肉是從此不見的。

1944年，窮困潦倒的朱安決定出售魯迅藏書，以維續生計。這個決定受到魯迅生前好友的指責，在文化界引起巨大轟動。許廣平派魯迅的學生唐弢和劉哲民趕赴北平，勸阻朱安。他們對朱安說：“先生的遺物屬於整個民族，你應該妥善保存，而不是賣掉。”此時的朱安，飢一頓飽一頓，已經過了一年多了，身體瘦到嚇人，聞聽此言，她激動地發出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吶喊：“你們總說這是魯迅遺物，要保存，要保存！可我也是魯迅遺物，誰來保存我呀？”

迫不得已的朱安，托人給內山完造寫了一封信，說明自己無奈的境況：

“（魯迅去世後）有一位許壽裳的先生，來代許先生（許廣平）索要魯迅全集的出版權，以之擔保許女士嗣後寄回北京寓所的生活費，不可缺少。同時，許女士也來信索取，表示極端好意。我自愧無能，慨然允諾。”

 到廿八年冬季，家用不足，婆婆周老太函商許女士，請每月酌加二十元，未果。以後，婆婆的花費，悉由周作人先生承擔，銀錢之外，米麵煤炭，水果糕點，常有送來，應有盡有，房屋亦請人修過。卅一年五月起，又每月給我五十元零花錢。卅二年三月，我婆母去世，一切喪葬費用，俱由周作人先生承擔（註：一萬五千多現大洋）。”

“（婆母去世後）周作人先生仍每月給我一百五十元零花錢用，仍杯水車薪。生前魯迅先生並未向周作人先生要過錢，我不能得寸進尺……現生活費用高漲，我的債務也一天天增加，至今己達四千元，令我無法周轉。”

 “我侍候婆婆三十八載，送老歸山，今六十六歲。一生但求布衣素食，別無奢望。至此日暮途窮，但知名譽信用寶貴，無奈生計比名譽信用嚴重，才急其所急，賣書還債，維持生命。倘有一籌可展，絕不出此下策。”

從朱安的信中可以看出，許廣平違背了索要版權時的承諾，很長一段時間，直至1943年周老夫人去世，都是周作人在供養母親和寡嫂朱安。

  一時間，文化名流紛紛前往朱安家，捐錢捐物，朱安一一婉言拒絕。這個小腳女人愛惜魯迅，不想敗壞大先生的名聲。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之下，許廣平這才恢復了對朱安的供養，朱安也停止了賣書。

朱安從沒有見過魯迅與許廣平的兒子周海嬰，卻視周海嬰為己出。魯迅逝世以後，朱安和婆婆多次致信許廣平，希望她能攜周海嬰一同來北京居住，一直未果。1946年11月，朱安病重，她和許廣平簽署了一份遺囑，把自己掌控的兩處房產，包括八道灣的房產以及自己居住地的房產，都贈與“兒子”周海嬰。這是許廣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與朱安見面。遺囑最後特別說明：“周淵（周海嬰）及其法定代理人許廣平允諾接受，並承認周朱氏生養死葬之一切費用責任，為免日後糾紛，特立此約為據。”

  1947年6月29日，朱安走完了她悲苦的一生，享年69歲。生前她曾找人代筆，給許廣平寫信，表達了自己想要與魯迅先生合葬的願望。但朱安最終並沒有和魯迅葬在一起，主持葬禮的許廣平違背了朱安的遺願，把朱安葬在了西直門的保福寺旁邊。許廣平沒有給她立墓碑，只是在立墓碑的地方插了一杆水煙槍，那是朱安的遺物。朱安晚年，人們總是看到這個老人捧着一杆水煙槍，打發她寂寞的光陰。

 上世紀50年代，隨着中關村地區的改造，朱安的墳瑩再也難覓其蹤，歲月已經抺去了她的一切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