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想到23年，在我國最火的外國電影不是復聯繫列的大片，也不是《碟中諜》，而是一個講訴科學家的《奧本海默》。我知道奧本海默比較早，那是90年，我讀大學期間。一篇講曼哈頓工程的文章，當然，這篇文章不是講“奧本海默研製原子彈的心理歷程”，它講的是“為什麼選奧本海默做曼哈頓工程的負責人”，由此，引出一個概念—科學的管理。不是科學性質的管理方法，是科學研究—這門工作的管理方法。

在曼哈頓工程傑出的科學家名單裡是沒有奧本海默的，也就是說，奧本海默的科研能力一般，但是他善於交流，可以有效把天才（科學家）的想法與政府（投資者）的目的溝通起來。你可以想象“讓費曼—這個在中國不是坐牢就是進精神病院的天才（楊振寧語）做管理者的情形”。給天才充分的資源，讓他們去做他想做的事，讓能辨別誰是天才的懂行人，能說服投資者投錢的科學家做管理，是科學管理的要點。

每年的諾貝爾獎評選期間，都是中國人的悲情時刻。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清北幾萬人出國留學後不願回來？為什麼屠呦呦等當不了院士？為什麼許晨陽等回來了又走了？為什麼Open Ai不是誕生在中國？為什麼硅谷25萬華人寧願在美國碌碌無為，也不願回國？（施一語）……甚至新華社都不禁要問“每年5000億的科研資金哪裡去了？”。日本媒體也羞答答地公布了一項數據：日本的高端外國人才66％來自中國，在外來國籍的人當中排第一。原先我們一直以為我們的待遇太低吸引不來人才，現在我們的年薪隨便也能上百萬，著名學府的教授資產都在2億以上，但是，我們發現根本不是錢的事，斯坦福、麻省等世界性學府教授年薪平均也不過20多萬刀，折合人民幣也不過150左右。我們的問題在哪裡？有個博士悲傷地講自己年邁的導師、著名的教授低頭哈腰地面對一個財政部的科長；有個業內人士，無奈地講訴學閥們分配國家課題的過程；我們看到發表2、3000論文的院士；我們看到成績斐然的夫院長、妻教授；我們看到擠滿了校長、書記的院士院……。

這些年獲得諾貝爾獎最多的國家當然是美國，其次是日本。我們來和人家對比一下互相的差距。搞科研第一是什麼？當然是錢！我們缺嗎？應該不缺！第二？人才！我們缺嗎？雖然我們最優秀的去了美國不回來了，但我們每年還有1000萬的本科、100萬的研究生、10萬的博士。我們缺“奧本海默”，為什麼我們缺“奧本海默”呢？因為我們的奧本海默不但是管理者，還能成為理查德.費曼、恩利克·費米、歐內斯特·勞倫斯、愛德華·泰勒、馮·諾依曼、尼爾斯.玻爾似的“天才”。

我們是集中制的體制，這種體制的優點是能集中力量辦大事，缺點是：在集中制度下，個人的自由度不可避免的被降低，所以創新性就缺乏。因此，open ai不可能誕生在我國，不過，在它的基本理論清晰之後，如果僅僅是參數多少的事情，那可以預見，不久咱們就可以象高鐵、盾構、電力設施、軍工等一樣趕超美國。因為咱們不缺算力，不缺數據。其實現在的諾貝爾獎的理論創新並不高，當今的科學大廈的架構基本穩定，大家只是在現有基礎上修修補補，我們完全有可能象日本那樣，獲得很多諾貝爾獎的。為什麼沒有呢？這就要說到集中制一個致命的問題—腐敗，特別是人事的腐敗。在集中體制下，行政官員不但可以決定誰來干，還能決定成果屬於誰。如果行政官員都是真正的共產黨員—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那所有的諾貝爾獎早就都是我們的了，但可惜，大家都是有需求的“人”，因此“公僕”變成了可以決定你一生的“主人”。高智商的人常常低情商，其實不是，只是他的驕傲，使他不在意人與人之間的蠅營狗苟。所以那20多萬的華人，寧願碌碌無為、甚至自殺也不願回國。畢竟能堂堂正正做人，為什麼回來當狗呢？即使你成為一個所長、系主任，還不是你上級的狗。

體制是無法改變的，但情況是可以改善的。集中制的好處就是我們可以“一刀切”。如果我們統一規定：所有校長、書記、系主任、院長……等行政職務者不得在任何成果上著名和獲得利益。行政職務者的獎金由他所領導的機構的總體成績覺定。讓他們真正成為管理者（奧本海默），而不是兼任研究者。人是有長短的，不是所有的博士都適合研究工作，讓情商高的去做管理，讓那些神經病去做研究。讓年長、有資歷的去做管理，讓年輕、有活力的去做研究。我相信情形會好很多。

大家不要以為我痛恨集中制。相反，我認為在現有情形下，中國只有在集中體制下才能避免被別人鯨吞。只是要充分發揮集中制優越性太難了。第一種情況是有象教員那樣有理想且雄才偉略的領導者，這太難了，誰沒有家人，誰不吃飯？象陳行甲那樣的黨員有幾個，他也不是不得不辭職嗎？“接收人民的精神賄賂”這帽子扣的有水平，就憑這句話，他的領導確實比他很有水平！第二種情況是戰爭期間，戰時，人私心較少，畢竟那時生存第一，提拔一個不合適的人，拿了不該拿的錢，是要死人的，不僅他死，可能連累你、大家都死。蘇聯衛國戰爭、我國抗美援朝、冷戰時期的蘇聯航天、軍工、我國前期的原子彈等都可見集中體制的威力。可惜呀！當權者是不願致自己於死地的，否則，我們其實是可以模擬戰爭時期的，每個課題對飆外國，勝則升官發財，敗則捲鋪蓋滾蛋！

上世紀九零年代，中央一台，出了個當時轟動一時的新節目—焦點訪談、東方時空。東方時空有個子節目—東方之子。一次介紹一位中科院院士，忘了主持人是白岩松還是水均益了。幾個回合下來，主持人就覺得不對勁，於是諾諾地問了一句（我猜他心裡有壞壞地一笑）“你老一直在做行政工作？”，當事人這時也感覺有點不對勁，稍有點猶豫，但還是說“是的！”。這位領導是個老革命，解放前的大學生，學生時代就參加革命，跟着我黨北上南下，解放後，作為黨內不多的有大學生墨水的人，被分管科研工作，成為一名院士，我覺得不過分，奧本海默不也是院士。發現胰島素的班廷不也和資助他的麥克勞德分享榮譽？只是這事不能太普遍了。順便說一句，1965年，我們還是一窮二白的時候，我們完成了世界上第一個人工合成的蛋白質——牛胰島素的壯舉，如果這個成就是美國的，可能也能獲得諾貝爾獎吧！……唉！初心不在呀！

註解：狗的說法源自東北一個醫療案，一個大爺，癌症，一個月的費用一百多萬，方子上一天要輸一頓液體，最關鍵的是死了。開方的大夫被查後委屈地說“我們就是科主任的一條狗”，不僅工作聽主任的，還需幫主任接送孩子。也可以借鑑范雪峰關於博士為什麼四年以上才能畢業的解釋。90年代，在大學期間，讀了一本書《斯巴達克斯》，那位羅馬奴隸起義的領袖，三次成為奴隸，三次成為羅馬公民。這使我深深感覺魯迅的一句話是正確的。“我們中國人都是奴隸”，女人是男人的奴隸，百姓是官員的奴隸，小官是大官的奴隸，大官是皇帝的奴隸，皇帝是體制的奴隸。人人被吃，人人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