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曾被某些人捧上了天，戴上了大文豪的桂冠。說起大文豪無論中外都有長篇巨著精美絕倫的詩作，如西方的雨果、狄更斯、托爾斯泰，馬克吐溫、傑克倫敦、拜倫等等，以及我國的杜甫、李白、陸游和辛棄疾等等。而魯迅一輩子只寫了幾篇短篇，絕大多數則是些雜文，憑這些作品評上大文豪也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這些文章往往語句極不通順。即使是小學生寫的作文，老師都要打紅叉叉。例如，其一本正經寫的遺囑說，“損着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

什麼意思啊？難道是傷了別人的牙齒和眼睛，還要再報復？

又譬如其一篇名作《為了忘卻的紀念》連題目都莫名其妙。

當時雖然開始提倡白話文，但無論是胡適、林語堂或者是沈從文等其他人，沒有哪位如此。

往往更是整篇文章，從頭到底都事實不清，文不對題，不知所云。如《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那五人是為何而死的？是冤死還是犯了罪，例如販毒或者當了日本間諜？如果是冤死當然要紀念的，而是販毒那就死有餘辜，還去紀念嗎？如果是冤枉的，應該拿出充分的證據為他們辯護。但全文除了說他們對自己如何崇拜，沒有一點兒交代。

此外而且通篇往往用街頭痞子流氓的粗話髒話罵街。例如其代表作《十字街頭》中，“中華民國老是沒頭腦，想受黨治也不能，小民恐怕要苦了……放屁、放屁、放狗屁。“？

然而，如此粗話髒話卻深被某些人讚賞，毛澤東在《念奴嬌·鳥兒問答

》中，也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怪不得要奉為大文豪了——罵髒話的大文豪。

這些並不值得多加討論。回到前面提到胡適在給蘇雪林的回信說：“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於我們一絲一毫......專討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麼，要看究竟他信仰的是什麼，否定的是什麼。.....如此批評，一定可以發生效果。”

“狺狺”在中文中歷來是形容狗吠。如：《楚辭·九辯》“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後漢書·文苑傳下·趙壹》“又羣吠之狺狺。”等等。胡適素來寬容，君子風度，在這裡卻用犬吠來形容魯迅可見鄙夷之意。提出討論魯迅的思想和信仰，也確實可以認清其靈魂本質和社會影響。

然而，要回答魯迅究竟信仰是什麼，卻是個難題。魯迅與梁實秋爭論了好多年。梁實秋責問他，“你這也罵，那也罵，那麼什麼是你主張的呢？”魯迅回答說，“有一種主義我不罵。”梁實秋又問他不罵的是哪一種主義？魯迅避而不答。正派的人都認為自己的信仰堂堂正正，可以放到光天化日之下。而不敢說出來，無法是十分骯髒。那麼，他信仰什麼呢？他不說，我們也難以知道。我們只能看他否定的是什麼。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病逝。第二天，天津《大公報》發表了《魯迅的七條遺囑》，其中第七條雲，“損着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大公報》還提到魯迅在44天前寫下一篇題為《死》的雜文。在這篇雜文中魯迅寫道：“只還記得在發熱時，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不僅是歐洲基督教要求人在臨死前要寬恕別人，中國的傳統文化也講“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魯迅卻一個都不寬恕。其實，他都快去陰曹地府了，誰還在乎他的寬恕。只能說是他自己內心仇恨的糾結和自我安慰。但，正是這種內心深處仇恨使他不斷四面八方發起攻擊。

1.對親人的冷酷殘忍

被他首先祭刀的，不是別人，而是他自己的母親和妻子。他和朱安婚姻是母親作操辦的。封建婚姻都是憑父母之命，往往造成婚姻悲劇。但是，二十世紀初葉，世風已經出現不少變化，勇於同傳統婚姻決裂的例子已經很多。早在他之前，楊蔭榆和秋瑾儘管都是弱女子，卻敢於衝破當時的婚姻束縛，孤身一人出走國外。魯迅不敢向傳統勢力挑戰，1906年回家與朱安女士完婚了。這時，魯迅已經是26歲的成年人了，而且遠在日本，要退掉婚約難度並不是太大，可以找到種種藉口，他的兩個弟弟不都是娶了日本老婆嗎？但是，他懦怯地退縮了。

回到紹興後，魯迅恭順的一步步執行所有的結婚儀式。但是，第二晚就睡到母親房間去了，他這是在用行動告訴母親，“看你幹的好事，以後，你這輩子就等着瞧吧！”第三天，他就離開紹興回日本。

任何一位堂堂男子漢一旦做了決定，就必須勇於承擔相應的責任，即使當初並不太情願，也是你自己選擇妥協的結果。李大釗和胡適都是封建包辦婚姻，但是，他們始終善待自己的妻子。

退一步講，作為一個成年人，只要不是精神病患者，就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然而，世界上所有的懦夫都會把自己的懦怯變成無比仇恨，加害到最無反抗能力的人的身上。

他對朱安一次次施加冷暴力，絲毫沒有憐憫之心，到了極為惡毒冷酷的地步。他這樣做不僅是對朱安，也是針對自己的親生母親。他說過，母愛如同濕棉襖，脫了感到冷，穿着感到難受。母愛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愛，而他居然把母愛比作強加在自己身上的潮濕棉襖。事實上，魯迅母親年青守寡，撫養他們弟兄三人，歷盡艱辛。但是，魯迅心裡沒有任何感恩之情，而是比作濕棉襖，充滿了對母親的怨恨，對待朱安也是為了給母親看的——看你做的好事！最後，乾脆把“濕棉襖”扔給他的掛名的妻子，自己帶了情婦遠走高飛了。

魯迅口口聲聲說要喚醒民眾，“救救孩子”。但是，朱安是你的髮妻，天天與你相伴，對你百依百順，為什麼不能教育喚醒她呢？她同你一樣都是不幸婚姻的受害者，為什麼不救救她呢？朱安出身士紳家庭，年紀還輕，學文化也來得及的吧，我們有許多農民是中年掃盲的。纏腳也可以放開，民國時候，許多裹腳女人就放腳了。所以，他喚醒民眾的話完全是騙人的。

他新婚時就計劃好，要以極其冷酷的方式報復這門強加給他的親事，要讓這個女人一輩子在寂寞的冷宮中痛苦生活。也讓自己母親一輩子在悔恨和自責中煎熬。他沒有把她們當人，而是發泄仇恨的工具。何等可怕的陰毒心理！

然而，他沒有邁出這一步，而是繼續保持與朱安的婚約，與許廣平同居。或許是捨不得離婚必須分割財產吧。但非法同居等同通姦，法律不允許，社會輿論也不齒。許廣平恐怕內心也很糾結。更嚴重的是，他們的兒子周海嬰成了私生子，這在當時社會將受到非常嚴重的歧視。然而，他在長達十多年時間裡，直至臨死都沒有跨這一步。

一個人把母親比喻為濕棉襖，對母親都不愛，對他自己獨生子和他的母親也不擔責任，還能不對周圍的一切有巨大的仇恨嗎。

2.污衊勞苦大眾

魯迅口口聲聲說要“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魯迅的口號那麼革命，是不是對窮苦大眾情有獨鍾呢？然而，他在讚揚尼采的時候說，“而以愚民為本位，則惡之不如蛇蠍。”也即是說，以底層百姓為本位是極端惡毒的。那他所謂的大眾文學的大眾是哪些人呢？

且看魯迅筆下的勞苦大眾的形象：孔乙己、華老栓、單四嫂子、陳士成、祥林嫂、七斤……一個比一個愚昧、一個比一個遲鈍，一個比一個窩囊，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阿Q則完全是既愚蠢又無賴。這些人就是魯迅作品裡的勞苦大眾。

這暴露他內心深處根本看不起底層民眾，認為他們是“猥下”和“骯髒”的。

那麼，這種所謂的劣根性是不是存在呢？事實是這樣的嗎？

在同時代作家中，在老舍、沈從文和李劼人等人筆下的勞苦大眾，雖然有各種不同的命運，有的最終命運悲慘，但是，都是一個個有鮮活的人生，敢於抗爭，敢作敢為，沒一個像阿Q的。

任何個人或任何民族都有優點也有局限性。法國實證哲學家丹納對歐洲的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的特性進行了詳細對比，指出雙方的長處和短處。中華民族也不例外，我們民族有長處也有很多短處，有的還是非常嚴重的。然而，這是必須與其他民族仔細對比後，才能比較明顯看出來。

著名的秦朝和隋末農民大起義，都是大興土木過度消耗民力造成的。而埃及一座座巨大的金字塔和神廟，要消耗多少人力物力啊！胡夫金字塔的高度在艾菲爾鐵塔建成前是世界最高建築，其工程量之大，即使現在任何國家的政府都不敢去做。當時，埃及就那麼大一塊地方，老百姓應該是苦極了，換了中國，早就翻天了，但是，3千多年埃及沒有一次基層民眾的起義。

古希臘是西方民主發源地，然而，奴隸人口超過總人口一半，卻也沒有一次奴隸起義。

古羅馬的奴隸制更殘酷了，角鬥士鬥獸互相廝殺，但在長達400多年的歷史中，只發生過一次斯巴達克斯起義。時間要比陳勝吳廣發動的起義晚一百多年，人數和規模也遠遠不能相比。羅馬奴隸那麼多，卻僅僅只有幾萬人參加斯巴達克斯的起義。

公元467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後，歐洲入中世紀。教會和封建領主壓迫和殘害普通百姓非常殘忍。僅所謂的女巫審判，殺死婦女幾十萬，甚至二三百萬（無詳細歷史記錄）。被害死的是母親、是妻子或是女兒，卻沒見到有人因此揭竿起義。歐洲的農奴制延續了超過1000多年，直到十五世紀才在一些國家漸漸取消，一些國家到18世紀還有貴族初夜權。而中國早在2000多年前奴隸制就消亡了。

從西羅馬帝國滅亡到1789年法蘭西大革命之前，長達13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無論從英國、西班牙、法國、到波蘭、巴爾幹半島的數十個國家的廣袤的土地上，只發生過一次規模很小的胡斯運動。而國家和民族間的戰爭無窮無盡，僅三十年戰爭單德國就死了2/3人口，800多萬人，那為什麼老百姓不起來反抗這些統治者？

東羅馬帝國長達1000多年，沒爆發過一次基層起義。

奧斯曼帝國建立後，橫跨亞歐非三大陸，時間長達700年，也是沒有一次奴隸起義的記錄。

印度的種姓制度，許多人成了賤民，過着非人生活，但賤民們並沒有揭竿而起，一次都沒有。

中國人從古到今也沒有那麼慘吧，而中國在這些時間裡已經爆發了無數次農民起義了。我國歷史上爆發的農民起義或暴動多得不可勝數，僅席捲全國數以百萬人捲入的就有數十次。

世界上雖然爆發了許多大規模國際衝突，民族戰爭。但基層民眾爆發的起義或暴動加起來總數都比中國差遠了。而規模和持續年代加起來還不及我國其中的一次農民暴動。

中外基層民眾暴動比較:

進入近現代：

一戰中，索姆河戰役雙方士兵傷亡高達120萬人，所謂的凡爾登絞肉機，雙方士兵傷亡75萬人。一批批士兵上去，一批批士兵倒下，他們手中都有武器，為什麼不反抗上級軍官？看着英國士兵一排排倒下，一位德國軍官諷刺說，“一群獅子被一頭愚昧的羊的率領”，其實，德國軍隊的情況也同樣如此。

猶太民族是非常聰明的，中東戰爭時，以色列一次次大敗周圍國家。然而，希特勒統治時期，猶太人一個個乖乖走向集中營和毒氣室，被屠殺了600萬猶太人。

事實上，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個人是無法抗衡的，要想反抗，只能白白送死。所以，在強大的專制國家統治下，個人只能逆來順受，是沒有選擇權的。所以，所謂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完全是一句空話。

而到了魯迅生活的年代，事實上，我國普通民眾也遠不是不爭，而是組織了一次次抗爭。無數普通民眾參與革命，僅黃花崗72烈士中有25人是普通工人和農民。武昌起義也是由普通士兵首先發動的。

我國是亞洲第一個實行共和制的國家。那時候，歐洲除了法國還都是君主制。民國建立後還有無數次工農運動。

在這些年月里，工潮和農民運動此起彼伏，最著名的有：1922年香港海員大罷工、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開灤煤礦工人大罷工，1923年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1924年全國鐵路總工會成立，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上海總工會成立，香港大罷工。

可是，對這些聲勢浩大的勞苦大眾抗爭的運動，魯迅別說去聲援，連話都不敢說一句，而是規規矩矩的“充教育部僉事”“恪恭將事”從而“屢獲獎敘”。

有人說，魯迅揭露了當時社會的陰暗面，和民族的局限性。不錯，世界上有許多偉大作家，也揭露了本民族的一些陰暗面。

俄羅斯作家果戈理寫下了《欽差大臣》、《狂人日記》和《死農奴》等等批判性作品（魯迅曾經翻譯為《死靈魂》，然而錯誤多不勝數，2009年婁自良重新翻譯，上海譯文社出版，書名改為《死農奴》），無情地揭露了沙皇制度下的許多醜惡的現象。然而，在果戈理的筆下，俄羅斯人民並不是一群任人宰割的奴隸痞子，在他的名著《塔拉斯•布爾巴》中，哥薩克的英勇豪邁表現得淋漓盡致。

號稱無產階級作家的高爾基，寫了許多當時社會的陰暗面，描寫了社會底層的流浪漢、妓女和工人等悲慘的生活。但同時也描寫了工人農民的英勇和堅強。其名著《母親》塑造了一大批工人的英勇形象和高尚品德。尤其是主人公巴威爾在沙皇的法庭上，挺直胸膛，用無比英雄的氣概說：“我們工人是一定會勝利的！”

在列賓的名作《伏爾加河的縴夫》中，儘管是一批被縴繩束縛住的縴夫，但是，畫面的第一個青年正挺起胸膛，一個英勇抗爭的姿勢。

就拿魯迅推崇的德國女版畫家凱綏.科勒惠支來說，其作品大量描繪了下層人民的悲慘生活，但是，她的作品中也大量反映被壓迫人民英勇鬥爭的場面，如《農民起義》和《織工起義》等等，筆法震撼人心。

這些偉大的作家一方面揭露了社會的陰暗面，同時也歌頌了他們自己民族的偉大精神，一個民族如果有了這樣的精神，就是不可戰勝的。

這些作品真正起到促使人們改變現實，鼓舞鬥志的巨大作用。而抹煞了這些偉大精神，也就沒有了民族靈魂，這樣的民族也就沒有未來。

多年來的事實表明，中華民族是優秀的民族。早在一百多年前，海外華人就取得了驕人的成就，遭致許多其他民族的忌恨。二戰後，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首先崛起的是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東亞地區。今天，我國的建設飛速發展，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許多工人或許沒受過多少教育，或許舉止粗魯，有些人還不免有些油氣，然而，他們身上確實有聰明、豪放、有志氣、勇敢、講義氣等很多優秀品質。這些品質也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優秀。

這些偉大精神在魯迅的作品中反映了沒有？沒有！他把這些偉大鬥爭統統一概抹煞，把中國人說成是黑屋子裡昏睡的人群，中國人是最具惡意的，中國是一個衰亡中的民族。這樣做能起到振奮人心的作用嗎？中國人中間確實有阿Q式的人物，但是，阿Ｑ決不能代表絕大多數中國人！

3.對中國文化精英的無休止攻擊

魯迅極度蔑視底層民眾，那麼，對待接受了先進文明的知識分子呢？被魯迅痛罵過的文人多得不可勝數，越是有名，越是高學歷，他越是罵得狠，一方面可以出於妒忌以泄憤，另方面也特別吸引人們眼球，一箭雙鵰。看魯迅否定的是什麼，或者說，他罵的是什麼？首先看他罵哪些人？

魯迅的嘴裡，任何有名的人提出主張，他都要痛罵一番，一生罵過無數文化界人士，如吳宓、章士釗、胡適、林語堂、梁實秋、陳西瀅、徐志摩、顧頡剛、施蟄存、沈從文、施成蟄、朱光潛、徐懋庸、郭沫若、成仿吾，還有“四條漢子”的陽翰笙、田漢、夏衍、周揚，甚至地理學家李四光。囊括了大批當時中國的詩人、歷史學家、文學家和科學家，簡直將當時之人才翹楚統統一網打盡。他不僅挖空心思或污衊，或嘲諷、或影射、或詛咒，甚至動輒用“狗”、“叭兒狗”、“走狗”、“落水狗”之類極粗鄙的詞彙如潑婦流氓罵街。

如我們前文提到的楊蔭榆，被他罵為“寡婦”、“准寡婦”。

章士釗早在1904年就密謀參與推翻滿清政府的革命運動，先後在日本、英國求學。他常為國內報刊介紹西歐各派政治學說，於立憲政治尤多發揮，對當時中國政壇很有影響。被魯迅罵為“落水狗”。

被魯迅罵過的人中，最有名的應該是胡適。胡適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師從約翰•杜威。1938年，任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學校長。胡適一生的學術活動主要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紅學等方面，一生獲得榮譽博士學位35個。早在1925年，魯迅迅就不點名罵他“將自己的魂靈梟首通衢，掛出了原想竭力隱瞞的醜態。醜態，我說，倒還沒有什麼丟人，醜態而蒙着公正的皮，這才催人嘔吐。” 1933年，魯迅直接點名罵胡適，“幫忙文人”——“嘴裡吃得着肉，心裡還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義道德的名目。不但騙人，還騙了自己，真所謂心安理得，實惠無窮。”

梁實秋於1923年8月赴美留學，取得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學位。1926年回國後，先後在多所高校擔任教授。翻譯了包括《莎士比亞戲劇集》等大量西方著作。他不主張把文學當作政治的工具，反對思想統一，要求思想自由，主張人性論觀點。魯迅則從階級立場挖苦說“賈府里的焦大絕不會愛上林妹妹的”。（這一說法恐怕很難站得住腳，焦大不是不會愛上林妹妹，而是即使想愛又不敢去愛。）魯迅將他謾罵為 “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等等。

顧頡剛192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曾在多所高效擔任教授，作為史學家，享譽中外學術界，影響深遠。他將史學上的創見運用到民間文學、民俗學領域，探討新方法，取得極大成就。魯迅以“鼻”或“紅鼻”代稱顧頡剛，取笑顧頡剛的紅鼻子，還在小說《故事新編》《鑄劍》篇里影射顧頡剛，對其生理缺陷口吃進行嘲笑。

林語堂早年留學美國、德國，獲哈佛大學文學碩士，萊比錫大學語言學博士。回國後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廈門大學任教。於1940年和1950年先後兩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林語堂文學上的趣味主義和自由主義，被魯迅說成是“麻醉文學”；林語堂主張寬恕之道和公平規則，他則說：“費厄潑賴（FAIR PLAY）應該緩行”，就是說，對公平置之不理。魯迅還挖苦諷刺說“辜鴻銘先生贊小腳；鄭孝胥先生講王道；林語堂先生談性靈。”辜鴻銘是前清遺老，鄭孝胥是偽滿總理，把林語堂和他們相提並論。

地質學家李四光由於寫了一篇支持楊蔭榆的文章刊登在徐志摩的刊物上。魯迅就在《紀念劉和珍君》中影射李四光是打手。徐志摩意圖調解，於是，連徐志摩也一起挨罵。

施蟄存是著名文學家、翻譯家、教育家、兼通古今中外，在文學創作、古典文學研究、碑帖研究、外國文學翻譯方面均有成績。1993年被授予“上海市文學藝術傑出貢獻獎”。卻被魯迅罵為妄想在對立的鬥爭中保持中立的“第三種人”的“洋場惡少”。

即使原來與他是很好的朋友的錢玄同，後來觀點不一後，就開始詛咒了。1935年，魯迅在太白半月刊上發表短文說“今年，北平馬廉教授正在教書，驟然中風，在教室里逝世了，疑古玄同教授便從此不上課了，怕步馬教授的後塵。”咒別人死。

就連京劇大師梅蘭芳也躺着中槍。梅蘭芳先生於1930年訪問美國，以中國戲曲藝術的巨大魅力和精湛的演技，征服了美國民眾，獲得了美國藝術界和學術界的熱情讚揚和高度評價。1934年，魯迅寫了《略論梅蘭芳及其他》，挖苦說梅蘭芳，“未經士大夫幫忙時候所做的戲，自然是俗的，甚至於猥下，骯髒，但是潑剌，有生氣。待到化為‘天女’，高貴了，然而從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憐。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數人是倒不如看一個漂亮活動的村女的，她和我們相近。”原來，他心底里希望相近的是“猥下，骯髒”。

蔡元培是辛亥革命元老，對魯迅可謂恩重如山，但魯迅在信中罵蔡元培為傀儡:“太史之類，不過傀儡，其實是不在話下的，他們的話聽了與否，不成問題，我以為該太史在中國無可為。”（蔡元培在清末曾做過翰林，所以魯迅蔑稱他為“太史”）

而其門徒高長虹由於1925年前後，跟許廣平有過一些親近，師徒變情敵，於是醋意大發，《魯迅全集》中提到高長虹100餘次，都是詆毀和中傷。

魯迅早就把中醫說成是騙子，或許，當初中醫生沒能治好他父親的病，似乎有埋怨，可是，如繪畫、戲劇這樣的藝術應該與魯迅井水不犯河水了，但是，魯迅也是照罵不誤，而且刻薄到極點。

不僅罵胡適、梁實秋這樣的“高等華人”、“金元博士”，他們是地道的資產階級右派，活該痛罵。同為“左派”的戰友，也逃不了挨他罵的命運。1930年3月，上海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魯迅與會參加，並作了重要發言。1935年，面對日本侵略形勢十分嚴峻的時候，需要全國團結一致，周揚等人提出“國防文學”口號。魯迅等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針鋒相對，還把周揚、陽翰笙、田漢、夏衍、四人打成“四條漢子”。在左翼陣營內部口水仗打得不可開交。

對當時中國的學術界，無論左中右都一律“狺狺”謾罵，甚至臨死前還咬牙切齒發誓，“一個都不寬恕”。不由得讓人想起，《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罵王朗的“一條斷脊之犬，還敢在我軍陣前狺狺狂吠……”

4.污衊傳統文化

魯迅的刀又砍向中國的傳統文化。罵死去的人當然不怕人家來算帳，同樣沒有風險的。1918年，他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把傳統中國文化和道德體系統統污衊是“吃人”， 也只有狂人或瘋子才有這樣的能耐。文章最後還假惺惺的呼喊：“救救孩子！”

這篇文章很投合當時一大批浮躁青年——或者說是憤青——的口味，頓時，魯迅名聲大噪。在當時的情況下，年輕人由於不夠成熟，急於改變現狀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魯迅已經是38歲了，早就過了而立之年了，依然還是那麼不成熟？其實，魯迅的內心由於極度的扭曲而處於發狂狀態的，《狂人日記》裡的話，實際上就是他癲狂狀態下的內心寫照，他確實是一直猜忌別人會“吃”他的。然而，試想一個民族的文明統統被誣衊為“吃人”，予以徹底打倒，那麼，這個民族將淪為什麼狀態？

魯迅還把矛頭指向漢字，他在《關於新文字》一文中揚言：“方塊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裡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臨死前竟然還對“答救亡情報訪員”說：“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其理由是，方塊漢字難學，勞苦大眾難以學習。方塊漢字確實難學，但是，不是造成文盲率高的唯一理由。有經濟方面的原因，也有宗教、社會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2019年左右，印度由於對女性的歧視和種姓制度，男性的文盲率為20%，女性的文盲率超過了30%，文盲總數高達3.5億，事實上，印度的文盲標準是相當低的，只要能寫出自己的名字就不算是文盲了。而我國的文盲率已降到8．72％，我國的脫盲的標準是要至少能認識500個漢字。日本雖然繼續採用方塊漢字，其文盲率則為0，而其科技力量雄踞世界榜首。

應該說，方塊漢字確實比較難學，但是，能簡單一刀砍嗎？

我國語言學家趙元任寫了兩篇妙文《施氏食獅史》，《季姬擊雞記》兩篇文章都有數十個漢字，但是，這些字在文章內是用的是同一拼音。

我們的語言與印歐語言有一個很大不同。我們語言的詞彙基本上是單音節和雙音節，而印歐語系則多採用多音節詞彙。例如：我們說冰箱，英語則為Refrigerator，德語為Kühlschrank，俄語是 xолодильник, 拉丁語armarium frigidarium；我們說電視，英語為television，德語Fernsehen，俄語телевидение，拉丁語televisionem。

單音節和雙音節詞彙要簡單採用拼音，不可避免出現不同的詞用同樣的拼音，勢必造成巨大的混亂。

就拿他那兩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來說，同樣的拼音也可以是“恨沒楞懟千父至，婦手甘餵乳汁妞”。鬧出大笑話來。所以，要避免採用拼音文字後發生異義同音問題，還必須把我們的語言改成多音節詞。那我們只能不說漢語了。

此外，語言也絕不只是文字，語法也非常重要，事實上，漢語在語法上是最簡單的語種之一。一些印歐語言的語法之複雜，變格變位之繁多，讓他們本國人都叫苦連天。

另外，真要強制廢除方塊字，我們的傳統寶貴文獻絕大多數無法被下一代人認識。

當初人類步入文明後，走上了不同的語言道路，要完全回頭，談何容易。就好比，有戶人家的孩子已經長成女孩了，卻要她退回去重新開始變成男孩，做得到嗎？所以，日本雖然採用了平假名和片假名，但是還是採用當用漢字1850個。

我國的傳統文化是二千多年歷史和環境中鑄就的，進入近代後，面對西方勢力的進入，確實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然而，正如人生了病，需要用手術刀治療，而不是大砍刀。一個民族的文化這個民族的靈魂，具有極其重要的合理性、必要性和根本性。如果丟棄了民族的文化傳統，就像人丟掉了魂。徹底否定其傳統文化，新的道德觀念和信仰不可能很快建立，其結果必將導致嚴重的道德滑坡，社會爾虞我詐，一盤散沙。

對此，章士釗早在20世紀20年代，已為文學和道德領域破舊立新深感憂慮 :“今人講新文學，頗采報端之見，揮斥一切舊者，欲從文學上劃出一新紀元，號之曰新。愚謂所見太狹，且亦決不可能”，“今之社會道德，舊者破壞，新者未立，頗呈青黃不接之觀……人心世道之憂。莫切於此。”因此，他認為:“新機不可滯，舊德亦不可忘，挹彼注此，逐漸改善，新舊相銜，斯成調和”。 “躁妄者悍然莫明其非，謹厚者菑然喪其所守，父無以教子，兄無以詔弟，以言教化，乃全陷於青黃不接、轅轍背馳之一大恐慌也。”

林文慶是英國愛丁堡皇家醫學會會員，英國醫學會馬來亞分會會員，比利時根脫醫學會通訊會員，日本京都醫學會會員。任廈門大學校長，用《大學》中的“止於至善”作為廈大的校訓，以培養學生“人人為仁人君子”。1926年，廈大成立國學研究院，林文慶親自兼任院長，自稱“對於國學，提倡不遺餘力”。他於1929年完成《離騷》的英譯，由英國著名漢學家翟理斯和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作序出版。

先後在牛津大學、巴黎大學從事研究的吳宓認為“只有找出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中普遍有效和亙古長存的東西，才能重建我們民族的自尊”聲稱要“昌明國粹”，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創辦《學衡》，主張中西融合，既要吸收西方先進文化，又要保留傳統優秀文化。

這些學者對西方文化有深刻的研究，有很好的西方文化的學歷，都如此重視中國傳統文化。

即使是魯迅自己十分崇拜的日本，對中國的傳統文化也是非常尊重的。日本的年號多年來一直選自中國經書，如：“明治”摘自《易經》“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大正”摘自《易經》“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昭和”摘自《書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日本從天皇“惟仁”(公元858～876年在位)起，皇室男子的名字就都有一個是“仁”字，意為“有德之人”，如“裕仁”、“明仁”、“德仁”、“文仁”等等。據宮內廳解釋，儒教的“仁義禮智信”裡面，最高的德為仁，用於天皇的名字最合適。“仁”以外的另一個字也多出自中國古典文化的四書五經。發布的詔書中天皇自稱中國的文言文的“朕”。

 圖 1945年日本天皇投降詔書

日本把“仁”看得如此重要，魯迅卻說“仁義道德”都是吃人的。這個連日本的三流醫專都讀不下去，不過是半罐子醋“叮噹響”而已。

但是，其影響是非常惡劣和長久的。文革中的所謂“破四舊”就是繼承其衣缽。

進入二十世紀下半葉後，受到中國儒家文化薰陶的日本、韓國、新加坡和台灣的東亞國家和地區經濟飛速發展，在國際上獨樹一幟。正說明了我國傳統文化蘊含的寶貴內容。

5.污衊辛亥革命

魯迅沒參加過辛亥革命的任何活動，辛亥革命成功後，正如一些懦怯卻又卑劣的人會千方百計抹黑別人。當然，不敢明里攻擊辛亥革命運動，卻一次次潑髒水射暗箭，進行詆毀和嘲諷：

第一支暗箭是其作品《藥》，裡面說到，秋瑾英勇就義後，當地老百姓吃沾有她鮮血的饅頭，以治療癆病。

對此，筆者到紹興秋瑾紀念館參觀時，特地詢問了工作人員。他們說，沒有老百姓吃秋瑾鮮血饅頭的任何歷史記錄，紹興當地也沒有這種陋習。那麼，魯迅為什麼編造出這樣的故事來呢？是說百姓大眾的愚昧？還是暗示，秋瑾為此而犧牲生命是愚昧？這篇短篇的後果是極其惡劣的。

第二支暗箭更惡毒了。《阿Q正傳》中說，阿Q後來參加革命，還糊裡糊塗的被砍掉了腦袋。作為一篇小說，主人公阿Q是個反面丑角，滿可以安排到某個衙門當狗腿子或者當街頭流氓。魯迅卻為什麼要讓他參加革命呢？文中說阿Q是紹興未莊人。那麼，當年紹興地區的革命黨活動是什麼情況呢？1906年，秋瑾從日本回國，聯絡各地革命黨人，主持大通學堂，以辦學堂為名，作為革命據點。1907年7月6日，徐錫麟在安徽安慶起義失敗被害。7月10日，她已得知徐錫麟失敗，但拒絕要她離開紹興的一切勸告。當時山陰縣令李鍾岳十分敬佩秋瑾，在接到抓捕令後，故意一再拖延，想讓秋瑾得以逃脫。然而，秋瑾表示“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遣散眾人，留守大通學堂。14日下午，清軍包圍大通學堂，秋瑾被捕。7月15日，秋瑾從容就義，時年僅32歲。

當時紹興地區的革命力量是由秋瑾領導的。魯迅描寫阿Q在紹興參加革命，糊裡糊塗的掉了腦袋，明顯是企圖極力醜化和貶低秋瑾領導的革命。真是太卑劣無恥了。

第三支暗箭是：中山先生去世後，許多愛國華僑捐獻巨資修建陵園。1926年，國民政府開始修建，歷時五年，至1931年第三期工程完工。各界人士都去拜謁中山陵。魯迅卻發文杜撰所謂南京民謠，“大家去謁陵，強盜裝正經。靜默十分鐘，各自想拳經！”拜謁孫中山先生，也是紀念在辛亥革命中壯烈犧牲的革命志士。去謁陵的人中不僅有政界人士，也有很多革命烈士的家人。魯迅的筆下居然都成了“強盜裝正經。”在任何國家都是絕對不允許對他們的國家紀念陵園說這樣的話的。

而魯迅就這樣說了，什麼樣的人啊！

……

秋瑾當年的確是看透了他的卑劣本性。

6.污衊中華民族

魯迅一再唱衰中國，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如果中國真是這樣，還有存在的必要嗎？攻擊中國是一個鐵的黑屋子，是完全沒有自由可言的。

其實，當時的輿論環境還是相當寬鬆的。

北洋政府時期，身為兩部總長的章士釗與魯迅展開激烈論戰。章士釗並沒有以勢壓人。後來魯迅帶領學生鬧事，章士釗把他免職，魯迅狀告章士釗，居然贏了官司。

那時候，胡適與蔣介石合影時架起了二郎腿，還當面指責蔣介石錯了。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敢於在蔣介石辦公室里和蔣介石肢體衝突。

當時的政府對他也是相當寬厚的，允許他的那些污衊本民族的話發表，放到今天任何一個法制國家，這些話都會認為是種族歧視，輕則遭人鄙視，重則要吃官司。

那麼，事實真相究竟如何呢？當時的中國百廢待興，內戰還沒有完全結束，外侮日盛，但是，在那麼困難的條件下，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林語堂先生在1935年初版的《中國人》中說到：當時國民政府的內閣中有不少是國外留學歸來的高級人才，建設得到飛速發展，國家經濟和精神面貌迅速變化：

“用西方進步的尺度來衡量，下列事實是顯而易見的：學校和學院紛紛建立，書報發行量的穩步增長，公路和鐵路的飛速發展，婦女解放和婦女參與政治，統一的民族語言普遍流行。最重要的是人們有了全新的精神面貌，充滿希望，不遺餘力……南京政府卻能投資成千上萬到公眾建築、廣播電台、碼頭、衛生檢疫船、體操房、體育館和鐵路，單是科學研究一項，每月就要投資10萬美元。

“中國的新生得到進一步鞏固，經濟得以迅速重建，民族自衛在緊張進行，具體說來也有以下事例：幣值的改革，國家銀行的建設……全國巨大的網絡公路建設的飛速發展，把南京和西北、西南連接起來（1921年，1185公里，1927年30000公里，1936年96345公里）；四條新的鐵路幹線和四條支線的建設，最重要的是廣東-漢口鐵路的竣工，工作完全是夜間進行的。工人們在手電筒燈光下勞作。1936年該鐵路全線通車；隴海線延伸到西安，上海到西安有了快車。一條連接杭州與江西南昌的鐵路，穿山越嶺在一年半內建成通車。乍浦、海州、南京防禦工事的加強。新建空軍迅猛發展……防洪堤的修建和河流保護工作的進行（1933年花費價值689萬美元，1934年13.59萬美元，1935年353.1萬美元的中國貨幣）博物館的修建和一個耗資700萬元修建在江灣的碼頭……在杭州的錢塘江上修建了雙層鐵橋。

“看來，中國好像終於走上了進步的道路，新的自信心誕生了。應該注意到，正是這種民族精神使得以上各種進步變得可能。”（1）

這就是林語堂看到的當時的中國。然而，魯迅對這樣的大規模建設一概抹殺，攻擊當時政府是“除了大造監獄之外，什麼也沒有了。”

美國人賽珍珠自小就在中國長大，她說，“當我生活在中國人民當中的時候，是中國人民給了我最大的愉快和興趣。”1930年，她以中國生活的經歷和見聞寫成長篇小說《大地》，贏得了1938年諾貝爾文學獎。在授獎儀式中，她充滿激情的談到中國：

“如果我也不以我本人的完全非官方的方式談到中國的人民，我就不是真正的我自己，因為多年以來他們的生活也是我的生活，確實，他們的生活一定永遠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祖國的精神以及我的撫育之國——中國的精神，在許多方面是相似的，但尤其在我們對自由的共同熱愛相類似，而且今天尤其如此，這一點毫無疑問，因為現在中國的整個存在正進行着一切鬥爭中最為偉大的鬥爭，亦即力爭取自由的鬥爭。我現在對中國的敬仰勝似以往任何時候，因為我看見她空前團結，與威脅着她的自由的敵人進行着鬥爭。由於有着這種為自由而奮鬥的決心，而這在一種極其深刻的意義上又是她的天性中的根本性質，因而我知道她是不可征服的。”

羅素在1920年曾經訪華，1921年出版了《中國問題》一書。書中說，儘管中國當時四分五裂的北洋政府時期，羅素就預言中國必將漸漸崛起成，並且完全能一躍而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強國。他期待中國真正成為梁啓超筆下的“少年中國”，能把吞食中國主權的外國強邦掃地出門，又留住中華民族持有的“溫文爾雅，恭敬有禮之風，率真平和之氣”。書中提到，他在杭州游西湖時，“我記得有一天，天氣很熱，我們幾個人坐轎子翻山。山勢陡峭，山路高低不平，轎夫很是辛苦。走到山頂的時候，我們停了下來，讓轎夫歇息十分鐘。他們很快坐成一排，拿出煙斗，說說笑笑，仿佛世上沒有什麼愁心事。”

1925年4月，魯迅在《墳·燈下漫筆》中挖苦道：“至於羅素在西湖見轎夫含笑，便讚美中國人，則也許別有意思罷。但是，轎夫如果能對坐轎的人不含笑，中國也早就不是現在似的中國了。”

明明是羅素描寫的是轎夫們儘管十分辛苦，依然說說笑笑的頑強樂觀精神。到了魯迅那裡則變成了轎夫對坐轎人含笑，還說是別有意思。

魯迅進一步說：“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事實上，賽珍珠等人也確實提名林語堂諾貝爾文學獎，這裡，恐怕有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味道。

魯迅還說“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讚中國文化的，都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把羅素和賽珍珠都罵了進去。

反過來，他又說：“我常常想，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奉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願意吃中國人的肉的！”甚至說：“倘有外國的誰……還替我們詛咒中國的現狀者，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當時，日本出版的《支那民族性的解剖》《支那國民性與經濟精神》等書，將一切醜惡的東西都加在我國“國民性”中。在他們筆下，充斥着愚昧、殘忍甚至變態等詞語來描繪中國人。中國人的形象被糟蹋得體無完膚。一名日本兵日記中寫：“支那人不如一頭豬，豬還可以殺了吃肉，支那人卻什麼用處都沒有。”

按照魯迅的邏輯。賽珍珠、羅素等讚揚中國的人，以及李提摩太、明恩溥、司徒雷登等無數幫助中國建立現代教育和醫療體系，終身為中國熱誠服務的人，都成了不懷好意的人。而那些說，“支那人不如一頭豬”，“軍人用刀劍來刺支那人，我們文化人就是要用筆把他們的靈魂挖出來”的日本人，魯迅認為的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什麼樣的邏輯啊！

當時國際上所謂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泛濫，宣揚一些民族是優秀民族，另一些是劣等民族。優秀民族將劣等民族斬盡殺絕，天經地義。德國納粹宣揚日耳曼民族優秀，大肆屠殺猶太人、斯拉夫人。日本軍國主義則宣揚大和民族之魂如何優秀，中華民族是何等下賤。

魯迅緊密配合這種種族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思潮，全面否定中國：中國的傳統是吃人，歷史是做穩了奴隸和連奴隸都做不穩的，老百姓統統是窩囊廢、官員是強盜、民族精英的知識分子是一群狗，甚至連狗都不如……用他在《吶喊》自序中的話說，中國是“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而拆毀鐵屋子，他認定是“必無的證明”。他說：“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終究只能動手狠狠打。”

這種污衊自己國家民族的人，就如，一戶人家出了個二流子把祖墳刨了，給人家建豬圈。

四．扭曲性格和心理之形成

少年時期的經歷會對每個人以後一生的性格形成常常會起到關鍵作用。美國20世紀心理學家 Harlow，把新生的幼猴從母猴身邊拿走，在孤立的環境下撫養。這些幼猴沒有母親或者其他猴子作伴，餵奶的只是人造假媽媽。成長起來後，呈現抑鬱，自閉的行為。有些甚至在回到猴群後，絕食而死。由於這項試驗過於殘忍，後來就被禁止了。

對孩子來說，家庭是他們的保護傘，是他們成長的庇護所。即使家庭比較清貧，但只要是健全的，也是孩子們的天堂。而父親在家庭里，又對孩子們的心理成長起到極為關鍵的兩大作用：首先，在孩子們的心目中，父親是家庭的保護者，有父親的保護，孩子就有了安全感，也有了自信心；其次，父親又是孩子們的表率和崇敬對象，孩子從父親那裡，培養了對權威的尊敬和服從，也學會了義無反顧的責任感和道德感。即使是十分清貧的家庭，父親的這個角色也是不可替代的。

然而，對於那些有犯罪入獄的父親的家庭來說，這一切都不存在。這樣的家庭常被稱為問題家庭，孩子也往往可能成為問題孩子。這些家庭的孩子往往會認為，家庭不是他們的天堂，而是造成他們苦難和遭歧視的根本原因。

魯迅出身的家庭恰恰也是這樣的情況。與一般的問題家庭略為不同的是，魯迅在13歲前，曾經有過比周圍多數人較富裕的生活。強大的落差，讓他比一般問題家庭的孩子有更強烈的憤世嫉俗的情感。他作品中的阿Q 口頭上常掛着的，“我家祖上比他們闊多了”，恐怕也是他少年時期的內心的一種流露。魯迅少年時期這段經歷，對其一生扭曲性格形成和對社會仇視的心理有重大影響。他在《吶喊•自序》一文中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嗎？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他家的科場舞弊為傳統道德觀所不容，他又不得不一次次走出家門去當鋪和藥店，飽受別人歧視，又無法躲避。使得他心中充滿了怨恨。

魯迅在21歲時去留學日本，直至29歲才回國，大部分青年時期是在日本度過的。然而，這一段經歷，對他來說更是不堪。

他在仙台醫專的同學都是十八九歲的日本孩子，誰會看得起這個比他們大好幾歲的中國人，魯迅自己的《藤野先生》一文中也談到了這一情景。然而，他在仙台醫專退學後，恐怕比《藤野先生》中的情況更為難堪。他回到了自己說的“也無非是這樣”的東京後，不可避免要遇到中國留學生了，免不了要互相介紹，某某是東京大學的，某某是早稻田大學的。而周某人呢，不僅是三流的仙台醫專，還退學了，臉往哪裡擱啊！還遭秋瑾當眾斥責了一通，羞愧難當。秋瑾犧牲後，有了個冒頭機會，在悼念大會上慷慨陳詞，氣壯如牛，獲得滿堂掌聲，後來卻又膽小如鼠，打了退堂鼓。他可以想象得到，中國的留學生們沒一個人會看得起他，即使躲開了當面奚落，躲不過背後的冷嘲熱諷。

說到親人吧，父親早已撒手人寰，母親說有病要他回去，卻給了他一門極不情願的親事。連親人都會欺騙自己，世界上的其他人更會欺騙自己了。

因此，魯迅內心對周圍的一切有強烈的猜忌心，眼前一片漆黑，對社會充滿了仇恨。《狂人日記》中的狂人懷疑周圍的一切人，都在吃人，都要來吃自己，中國人是具有“最壞的惡意的”，正反映了他的強烈的猜忌心理。

內心沒有可崇敬的對象，也無法培養起相應的責任感，導致蔑視社會上的一切崇高價值觀，對聖者和道德箴言不惜一顧，認為都是騙人的。

但是，他又是十分懦怯和貪婪的，先後多次錯過改變命運的機會：

第一次，在傳統壓力下，他退縮了，接受了強加於他的婚姻；

第二次，在學醫成績不理想時，他沒有鍥而不捨，而是選擇輟學；

第三次，在日本的革命黨安排他任務時，他膽怯逃避了；

第四次，當廣州成為革命力量的中心的時候，他始終在北洋政府內戀棧；

第五次，在廣州中山大學時，貪圖小便宜，利用職權安排姘婦但自己助教，名聲掃地，無法再在大學學堂容身；

第六次，從蔡元培那裡獲得了“大學院特約撰述員”職位後，不能安心做學問，最後被除名，

他無論是婚姻家庭、學術事業和政治前程都處處碰壁。

心中沒有保護神，缺乏安全感外，身體十分孱弱，肉體上的軟弱，會在精神上更幻想強者的保護。又因為孤立，渴望得到保護，於是，崇拜擁有強大暴力手段的強者。夢想依靠強者的力量保護自己，並實現對社會報復。在這方面，他與尼采十分相像。尼采早年喪父，體格一直孱弱，於是，把精神寄託到強者——超人身上。尼采徹底否定傳統道德，崇尚武力，他說，“什麼叫‘善’？所有增加人的強力感，強力意志和強力本身就是善。什麼叫‘惡’源於弱的一切都是惡。”

魯迅在尼采的強者理論中找到了共鳴聲，在他的20多篇雜文和10多封書信中都提到尼采，大肆宣揚尼采。當時徐志摩和增田涉都把他稱作是中國的尼采。他稱頌尼采是“個人主義之至雄者”，“若夫尼采，斯個人主義之雄傑者矣。”他還說“而以愚民為本位，則惡之不如蛇蠍。”

尼采十分崇拜拿破崙，他說，他那個世紀裡差不多一切遠大希望都來自拿破崙。在他眼裡，拿破崙大大的了不起，林肯則肯定是下賤的。（2）

既然，尼采作為一個德國人可以狂熱崇拜法國人拿破崙。那麼，為什麼魯迅作為一個中國人不能崇拜日本人呢？與尼采相比，魯迅似乎是幸運的。尼采一輩子沒找到保護自己的“強者”，最後發了瘋。但是，魯迅找到了可以保護自己的強者——日本人，於是，急不及待的投靠他們。背靠了日本帝國主義這棵大樹，他就可以大肆發泄心中的怨恨，放膽向祖國和同胞潑髒水。然而，最後也不見得比尼采強多少，還是死於日本醫生之手。

應該說，祖國對待魯迅是不薄的。然而，他卻以怨報德，把國家和人民說得一無是處，中國的前途只有滅亡一途：墳！

雖然問題家庭會有可能產生問題孩子，但是，並不是每個問題家庭都會產生問題孩子，很多這樣出身的孩子還是靠自己的努力和拼搏，對社會做出貢獻和回報。但是，魯迅的仇恨心理伴隨他終生。

魯迅膽子並不大，也遠不是什麼硬骨頭，他不敢罵慈禧太后，不敢罵袁世凱竊國稱帝（章太炎就敢指名道姓的罵他們），不敢罵出賣國家利益的二十一條，也不敢指名道姓的罵蔣介石和軍閥，更不敢罵日本鬼子。他指名道姓罵的都是些文人而已。這也罷了，居然在生命的最後十年，一頭鑽進日本間諜的懷抱里，大罵祖國和人民，還值得原諒嗎？

事實上，他在與許廣平的《兩地書》中也承認：“我的作品，太黑暗了”，“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終不能確知是否正確……”他還說，“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里有毒氣和鬼氣。”這句話倒確實有自知之明。

 再看其《秋夜》，“......鬼䀹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藍，不安了，仿佛想離去人間，避開棗樹，只將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東邊去了。而一無所有的乾子，卻仍然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樣地䀹着許多蠱惑的眼睛。

哇的一聲，夜遊的惡鳥飛過了。

我忽而聽到夜半的笑聲，吃吃地，似乎不願意驚動睡着的人，然而四圍的空氣都應和着笑。夜半，沒有別的人，我即刻聽出這聲音就在我嘴裡，我也即刻被這笑聲所驅逐，回進自己的房.......”

被無數詩人讚頌的明月夜晚，在他的文中卻是被鬼魅龍珠。自己在笑卻不知道，是夢遊或囈語，還是《狂人日記》的自我翻版寫照？

五．社會根源和影響後果

任何社會現象的出現都可以從當時的社會環境中找到根源。魯迅的《狂人日記》和一系列文章是當時的一種思潮的代表，也有其當時的社會環境根源。

1847年10月2日，俄國在沙皇的極端專制統治的時候，莫斯科以北350公里伊萬諾夫鎮的一個工匠家庭誕生了一名男孩，他名叫謝爾蓋·格那季耶奇·涅恰耶夫。涅恰耶夫編寫了一本著名的小冊子《革命者教義問答》。世界各國學者普遍認為現代政治恐怖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起源於俄國，而涅恰耶夫就是他們的“鼻祖”。這本《革命者教義問答》是“恐怖主義聖經”。其中如是說：

“他（指革命者，下同）不僅在言論上而且在行動上，都與公民秩序和整個文明世界及其一切法律、財產、社會常規和倫理規則徹底決裂。他是這個文明世界的不妥協的死敵。如果他繼續活在其中，那也只是為了更有效地摧毀它。”“他蔑視公眾輿論，他鄙視並憎恨現存社會道德的一切表現。”“日日夜夜，他只能有一種想法、一個目標——無情地毀滅。他必須冷血地、不知疲倦地朝着這個目標努力，必須準備毀滅自己，準備親手毀滅攔在革命之路上的一切東西。”

俄國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於1871-1872年創作了一部長篇小說《群魔》，書中描寫的魔鬼彼得·韋爾霍文斯基是個喪盡天良的陰謀家和政治騙子，其原形即是涅恰耶夫。

數千年來，我們民族在東亞這塊土地上勞苦耕作，創造了獨樹一幟的燦爛文明，然而，隨着西方更先進的現代文明來到後，我們民族的文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空前危機，產生普遍的失落感，產生了強烈的變革願望。

我國傳統文化教育始終缺乏西方傳統的邏輯思辨，缺乏審慎對問題作深入分析的習慣，於是，涅恰耶夫的極端思潮也進入了中國，大批激進“憤青”，只想不顧一切打倒一切，以為就打倒了，新的自然就會來了，甚至連想都不去想新的會不會來，在什麼基礎上撿了起來。而所謂的“舊的”，至於其中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必須保留的，也想都不去想，只知道一個勁的破壞。

魯迅恰恰是這種思潮的代表。對比一下魯迅和涅恰耶夫的言論，何其相似乃爾，簡直是涅恰耶夫在中國的化身，恨不得把中國的一切都毀滅。

他們的口號是，“砸爛舊世界，建設新世界”。但是，舊房子炸平了，新房子還沒蓋起來，住哪裡去住？把稻田毀了，能一下子種上小麥嗎？青黃不接吃什麼呀？

而日本帝國主義和個別野心家，就想讓你把中國毀了，好讓他們乘虛而入，將魯迅捧到天上，不可一世。一些糊塗民眾，居然把他奉為 “民族魂”，而這個“民族魂”把自己民族說成是“衰亡的”和“具有最大惡意”的，那他代表的是什麼“魂”，對大惡意的魂？

由於他被捧到無上地位，產生了很多極壞的影響。

好多遭他咒罵的人，後來命運十分悲慘，例如：

施蟄存曾被魯迅命名為妄想在對立的鬥爭中保持中立的“第三種人”被升級變成了第二種人，被打成右派。

學者吳宓遊學西歐，先後在牛津大學、巴黎大學從事研究。回國後先後在東南大學、西南聯大等大學當教授。在中國開創了世界文學和比較文學的研究，把比較文學引入中國學術領域。在近半個世紀的教學生涯中，曾經培養出大批學有所成的知名文學家、語言學家、哲學家以及外國文學的研究和翻譯人才。當代著名學者錢鍾書、曹禺、李健吾、趙瑞蕻、張駿祥、季羨林、李賦寧、王力、呂叔湘、許國璋等數十人都出自他的門下或受到他的教誨。吳宓主張中西融合，既要吸收西方先進文化，又要保留傳統優秀文化。堅持“儒道思想為國之本”。被魯迅罵為“現代中國的孔夫子”。後來被四人幫按照“反魯迅就是反黨的政治邏輯，受到殘酷批鬥和監禁勞改。在批鬥中，致左腿骨折，後來又雙目失明。

邵洵美出生於上海，官宦世家，曾於英國劍橋大學攻讀英國文學。新月派詩人、散文家、出版家、翻譯家。譯有馬克·吐溫、雪萊、泰戈爾等人的作品。但，魯迅曾經罵過他是“富家的贅婿”。以後，工作無着，又“帝特嫌疑”被捕，長期關押在提籃橋監獄。一九六二年四月被釋放出獄，只好與兒子住在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小屋裡，僅有一張單人床，他只能睡地板上。備受凌辱之後，他選擇了死亡，去世的時候，只有六十二歲。

民國時期的許多大師和精英由於遭他污衊，遭到打壓，難以發聲，噤若寒蟬，沒有了正常的學術交流的風氣：

胡適、梁實秋、林語堂等移居海外的人士也遭到嚴厲批判。

由於他的影響，在學術討論中，不是講道理和理性分析，而是以他為榜樣，動輒謾罵扣帽子。

使得我國文藝界、教育界和歷史學領域缺乏了包容和宏大的氣魄，百花齊放困難重重。

不僅是那些所謂的右派，就是當初的“左派”也未能倖免，甚至更慘。四人幫把“國防文學”被定為賣國文學、漢奸文學，魯迅所提到的“四條漢子”都遭受了嚴重的政治迫害。

　周揚被無數次抄家、批鬥、辱罵和毆打，然後是8年的冤獄。1975年7月，從秦城監獄出來的時候，滿頭白髮，面容憔悴，臉色蒼白，說話、走路都很吃力。

夏衍在1968年因為身體虛弱，走路時稍慢，被看守者踢倒，右腿股骨脛骨骨折，沒有得到及時醫治，從此終身殘疾。到了1969年2月，的十二指腸潰瘍急性發作導致大出血，送醫後稍有好轉，又被繼續送回逼供。共關了8年半，最後才拄着雙拐離開了秦城監獄。

　陽翰笙在1966年6月，被關進“牛棚”，每天多次拉出去掛牌示眾，挨斗、挨批、挨打……最後被關進秦城監獄。專案組連續幾晝夜地實施車輪戰，身體受到嚴重摧殘，耳骨被擰斷，牙齒被打落，吐血、便血……奄奄一息，昏迷不醒。被關押了達9年之久。

這三位還算是幸運的，活到了平反的日子。然而，田漢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田漢遭批鬥時，被帶鋼扣的皮鞭沒頭沒臉抽打。田漢有糖尿病，有時小便忍不住尿在地上，還迫他趴在地上把尿喝掉。他除了有糖尿病，又有腎病和心臟病，尿毒症和冠心病一起發作，沒有得到醫治，還要不斷被審問、逼供、拷打。他時而清醒時而昏迷，想念妻子安娥，想念兒女；也想念前妻林維中；還想念也在被審查的弟弟田洪的一家……漢最想念的是母親：“放我回家見見我媽媽吧！”但是，專案組告訴他，他是“叛徒”、“特務”，不可能！ 他死得很慘，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在北京三○一醫院病房，孤零零走了，終年七十歲……

當田漢離開人間之際，廣播裡正響着他寫的《畢業歌》：“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梁……”這是為把知青趕去農村送行的。殊不知這歌也在為田漢送行！   

 田漢死後，軍方人士對他的兒子田大畏宣布：“田漢死了，罪大惡極”，嚇得大畏連骨灰都不敢去取回。其他親友均不知情。

一九七○年大規模批鬥“四條漢子”，田漢雖已死，其名字也要陪周揚、夏衍、陽翰笙挨斗。 一九七一年冬，田漢母親穿着陳舊的棉衣，整天孤零零一個人坐在房門口，等待兒子回家。直至去世，她也不知道，兒子田漢已在三年前死於獄中。在他的骨灰盒中只有他的眼鏡、鋼筆，和生前創作的《義勇軍進行曲》、《關漢卿》。一九七五年，他再次被宣布為“叛徒”，永遠開除黨籍。  一九七九年，田漢得到“昭雪平反”。是年四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八寶山為田漢補開追悼會，那時他已死去十一年了。一九八二年全國人大決定：恢復《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一個國家的國歌的作者遭到如此殘酷打擊，在自古至今的世界歷史上也恐怕很少見。

很長一段時間，魯迅很多污衊下層民眾愚昧麻木的陰暗作品被放到中學教科書中，對青少年心理成長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文革期間更有年輕人提出極端口號“懷疑一切，打倒一切”。 “破四舊”運動，大量文物古蹟遭到嚴重破壞。

今天，社會上的粗鄙語言流行，基本道德被蔑視，這些問題的出現，魯迅的影響是不能低估的。這方面的問題應該也值得專題研究。

（1）林語堂《中國人》p367，學林出版社，1996年

（2）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卷，p314,321，商務印書館，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