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被某些人捧上了天，戴上了大文豪的桂冠。说起大文豪无论中外都有长篇巨著精美绝伦的诗作，如西方的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拜伦等等，以及我国的杜甫、李白、陆游和辛弃疾等等。而鲁迅一辈子只写了几篇短篇，绝大多数则是些杂文，凭这些作品评上大文豪也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这些文章往往语句极不通顺。即使是小学生写的作文，老师都要打红叉叉。例如，其一本正经写的遗嘱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

什么意思啊？难道是伤了别人的牙齿和眼睛，还要再报复？

又譬如其一篇名作《为了忘却的纪念》连题目都莫名其妙。

当时虽然开始提倡白话文，但无论是胡适、林语堂或者是沈从文等其他人，没有哪位如此。

往往更是整篇文章，从头到底都事实不清，文不对题，不知所云。如《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那五人是为何而死的？是冤死还是犯了罪，例如贩毒或者当了日本间谍？如果是冤死当然要纪念的，而是贩毒那就死有余辜，还去纪念吗？如果是冤枉的，应该拿出充分的证据为他们辩护。但全文除了说他们对自己如何崇拜，没有一点儿交代。

此外而且通篇往往用街头痞子流氓的粗话脏话骂街。例如其代表作《十字街头》中，“中华民国老是没头脑，想受党治也不能，小民恐怕要苦了……放屁、放屁、放狗屁。“？

然而，如此粗话脏话却深被某些人赞赏，毛泽东在《念奴娇·鸟儿问答

》中，也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怪不得要奉为大文豪了——骂脏话的大文豪。

这些并不值得多加讨论。回到前面提到胡适在给苏雪林的回信说：“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要看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

“狺狺”在中文中历来是形容狗吠。如：《楚辞·九辩》“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后汉书·文苑传下·赵壹》“又羣吠之狺狺。”等等。胡适素来宽容，君子风度，在这里却用犬吠来形容鲁迅可见鄙夷之意。提出讨论鲁迅的思想和信仰，也确实可以认清其灵魂本质和社会影响。

然而，要回答鲁迅究竟信仰是什么，却是个难题。鲁迅与梁实秋争论了好多年。梁实秋责问他，“你这也骂，那也骂，那么什么是你主张的呢？”鲁迅回答说，“有一种主义我不骂。”梁实秋又问他不骂的是哪一种主义？鲁迅避而不答。正派的人都认为自己的信仰堂堂正正，可以放到光天化日之下。而不敢说出来，无法是十分肮脏。那么，他信仰什么呢？他不说，我们也难以知道。我们只能看他否定的是什么。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第二天，天津《大公报》发表了《鲁迅的七条遗嘱》，其中第七条云，“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大公报》还提到鲁迅在44天前写下一篇题为《死》的杂文。在这篇杂文中鲁迅写道：“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不仅是欧洲基督教要求人在临死前要宽恕别人，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鲁迅却一个都不宽恕。其实，他都快去阴曹地府了，谁还在乎他的宽恕。只能说是他自己内心仇恨的纠结和自我安慰。但，正是这种内心深处仇恨使他不断四面八方发起攻击。

1.对亲人的冷酷残忍

被他首先祭刀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的母亲和妻子。他和朱安婚姻是母亲作操办的。封建婚姻都是凭父母之命，往往造成婚姻悲剧。但是，二十世纪初叶，世风已经出现不少变化，勇于同传统婚姻决裂的例子已经很多。早在他之前，杨荫榆和秋瑾尽管都是弱女子，却敢于冲破当时的婚姻束缚，孤身一人出走国外。鲁迅不敢向传统势力挑战，1906年回家与朱安女士完婚了。这时，鲁迅已经是26岁的成年人了，而且远在日本，要退掉婚约难度并不是太大，可以找到种种借口，他的两个弟弟不都是娶了日本老婆吗？但是，他懦怯地退缩了。

回到绍兴后，鲁迅恭顺的一步步执行所有的结婚仪式。但是，第二晚就睡到母亲房间去了，他这是在用行动告诉母亲，“看你干的好事，以后，你这辈子就等着瞧吧！”第三天，他就离开绍兴回日本。

任何一位堂堂男子汉一旦做了决定，就必须勇于承担相应的责任，即使当初并不太情愿，也是你自己选择妥协的结果。李大钊和胡适都是封建包办婚姻，但是，他们始终善待自己的妻子。

退一步讲，作为一个成年人，只要不是精神病患者，就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然而，世界上所有的懦夫都会把自己的懦怯变成无比仇恨，加害到最无反抗能力的人的身上。

他对朱安一次次施加冷暴力，丝毫没有怜悯之心，到了极为恶毒冷酷的地步。他这样做不仅是对朱安，也是针对自己的亲生母亲。他说过，母爱如同湿棉袄，脱了感到冷，穿着感到难受。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而他居然把母爱比作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潮湿棉袄。事实上，鲁迅母亲年青守寡，抚养他们弟兄三人，历尽艰辛。但是，鲁迅心里没有任何感恩之情，而是比作湿棉袄，充满了对母亲的怨恨，对待朱安也是为了给母亲看的——看你做的好事！最后，干脆把“湿棉袄”扔给他的挂名的妻子，自己带了情妇远走高飞了。

鲁迅口口声声说要唤醒民众，“救救孩子”。但是，朱安是你的发妻，天天与你相伴，对你百依百顺，为什么不能教育唤醒她呢？她同你一样都是不幸婚姻的受害者，为什么不救救她呢？朱安出身士绅家庭，年纪还轻，学文化也来得及的吧，我们有许多农民是中年扫盲的。缠脚也可以放开，民国时候，许多裹脚女人就放脚了。所以，他唤醒民众的话完全是骗人的。

他新婚时就计划好，要以极其冷酷的方式报复这门强加给他的亲事，要让这个女人一辈子在寂寞的冷宫中痛苦生活。也让自己母亲一辈子在悔恨和自责中煎熬。他没有把她们当人，而是发泄仇恨的工具。何等可怕的阴毒心理！

然而，他没有迈出这一步，而是继续保持与朱安的婚约，与许广平同居。或许是舍不得离婚必须分割财产吧。但非法同居等同通奸，法律不允许，社会舆论也不齿。许广平恐怕内心也很纠结。更严重的是，他们的儿子周海婴成了私生子，这在当时社会将受到非常严重的歧视。然而，他在长达十多年时间里，直至临死都没有跨这一步。

一个人把母亲比喻为湿棉袄，对母亲都不爱，对他自己独生子和他的母亲也不担责任，还能不对周围的一切有巨大的仇恨吗。

2.污蔑劳苦大众

鲁迅口口声声说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的口号那么革命，是不是对穷苦大众情有独钟呢？然而，他在赞扬尼采的时候说，“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如蛇蝎。”也即是说，以底层百姓为本位是极端恶毒的。那他所谓的大众文学的大众是哪些人呢？

且看鲁迅笔下的劳苦大众的形象：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陈士成、祥林嫂、七斤……一个比一个愚昧、一个比一个迟钝，一个比一个窝囊，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阿Q则完全是既愚蠢又无赖。这些人就是鲁迅作品里的劳苦大众。

这暴露他内心深处根本看不起底层民众，认为他们是“猥下”和“肮脏”的。

那么，这种所谓的劣根性是不是存在呢？事实是这样的吗？

在同时代作家中，在老舍、沈从文和李劼人等人笔下的劳苦大众，虽然有各种不同的命运，有的最终命运悲惨，但是，都是一个个有鲜活的人生，敢于抗争，敢作敢为，没一个像阿Q的。

任何个人或任何民族都有优点也有局限性。法国实证哲学家丹纳对欧洲的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的特性进行了详细对比，指出双方的长处和短处。中华民族也不例外，我们民族有长处也有很多短处，有的还是非常严重的。然而，这是必须与其他民族仔细对比后，才能比较明显看出来。

著名的秦朝和隋末农民大起义，都是大兴土木过度消耗民力造成的。而埃及一座座巨大的金字塔和神庙，要消耗多少人力物力啊！胡夫金字塔的高度在艾菲尔铁塔建成前是世界最高建筑，其工程量之大，即使现在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敢去做。当时，埃及就那么大一块地方，老百姓应该是苦极了，换了中国，早就翻天了，但是，3千多年埃及没有一次基层民众的起义。

古希腊是西方民主发源地，然而，奴隶人口超过总人口一半，却也没有一次奴隶起义。

古罗马的奴隶制更残酷了，角斗士斗兽互相厮杀，但在长达400多年的历史中，只发生过一次斯巴达克斯起义。时间要比陈胜吴广发动的起义晚一百多年，人数和规模也远远不能相比。罗马奴隶那么多，却仅仅只有几万人参加斯巴达克斯的起义。

公元467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入中世纪。教会和封建领主压迫和残害普通百姓非常残忍。仅所谓的女巫审判，杀死妇女几十万，甚至二三百万（无详细历史记录）。被害死的是母亲、是妻子或是女儿，却没见到有人因此揭竿起义。欧洲的农奴制延续了超过1000多年，直到十五世纪才在一些国家渐渐取消，一些国家到18世纪还有贵族初夜权。而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奴隶制就消亡了。

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之前，长达13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无论从英国、西班牙、法国、到波兰、巴尔干半岛的数十个国家的广袤的土地上，只发生过一次规模很小的胡斯运动。而国家和民族间的战争无穷无尽，仅三十年战争单德国就死了2/3人口，800多万人，那为什么老百姓不起来反抗这些统治者？

东罗马帝国长达1000多年，没爆发过一次基层起义。

奥斯曼帝国建立后，横跨亚欧非三大陆，时间长达700年，也是没有一次奴隶起义的记录。

印度的种姓制度，许多人成了贱民，过着非人生活，但贱民们并没有揭竿而起，一次都没有。

中国人从古到今也没有那么惨吧，而中国在这些时间里已经爆发了无数次农民起义了。我国历史上爆发的农民起义或暴动多得不可胜数，仅席卷全国数以百万人卷入的就有数十次。

世界上虽然爆发了许多大规模国际冲突，民族战争。但基层民众爆发的起义或暴动加起来总数都比中国差远了。而规模和持续年代加起来还不及我国其中的一次农民暴动。

中外基层民众暴动比较:

进入近现代：

一战中，索姆河战役双方士兵伤亡高达120万人，所谓的凡尔登绞肉机，双方士兵伤亡75万人。一批批士兵上去，一批批士兵倒下，他们手中都有武器，为什么不反抗上级军官？看着英国士兵一排排倒下，一位德国军官讽刺说，“一群狮子被一头愚昧的羊的率领”，其实，德国军队的情况也同样如此。

犹太民族是非常聪明的，中东战争时，以色列一次次大败周围国家。然而，希特勒统治时期，犹太人一个个乖乖走向集中营和毒气室，被屠杀了600万犹太人。

事实上，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个人是无法抗衡的，要想反抗，只能白白送死。所以，在强大的专制国家统治下，个人只能逆来顺受，是没有选择权的。所以，所谓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完全是一句空话。

而到了鲁迅生活的年代，事实上，我国普通民众也远不是不争，而是组织了一次次抗争。无数普通民众参与革命，仅黄花岗72烈士中有25人是普通工人和农民。武昌起义也是由普通士兵首先发动的。

我国是亚洲第一个实行共和制的国家。那时候，欧洲除了法国还都是君主制。民国建立后还有无数次工农运动。

在这些年月里，工潮和农民运动此起彼伏，最著名的有：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4年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上海总工会成立，香港大罢工。

可是，对这些声势浩大的劳苦大众抗争的运动，鲁迅别说去声援，连话都不敢说一句，而是规规矩矩的“充教育部佥事”“恪恭将事”从而“屡获奖叙”。

有人说，鲁迅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阴暗面，和民族的局限性。不错，世界上有许多伟大作家，也揭露了本民族的一些阴暗面。

俄罗斯作家果戈理写下了《钦差大臣》、《狂人日记》和《死农奴》等等批判性作品（鲁迅曾经翻译为《死灵魂》，然而错误多不胜数，2009年娄自良重新翻译，上海译文社出版，书名改为《死农奴》），无情地揭露了沙皇制度下的许多丑恶的现象。然而，在果戈理的笔下，俄罗斯人民并不是一群任人宰割的奴隶痞子，在他的名著《塔拉斯•布尔巴》中，哥萨克的英勇豪迈表现得淋漓尽致。

号称无产阶级作家的高尔基，写了许多当时社会的阴暗面，描写了社会底层的流浪汉、妓女和工人等悲惨的生活。但同时也描写了工人农民的英勇和坚强。其名著《母亲》塑造了一大批工人的英勇形象和高尚品德。尤其是主人公巴威尔在沙皇的法庭上，挺直胸膛，用无比英雄的气概说：“我们工人是一定会胜利的！”

在列宾的名作《伏尔加河的纤夫》中，尽管是一批被纤绳束缚住的纤夫，但是，画面的第一个青年正挺起胸膛，一个英勇抗争的姿势。

就拿鲁迅推崇的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科勒惠支来说，其作品大量描绘了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但是，她的作品中也大量反映被压迫人民英勇斗争的场面，如《农民起义》和《织工起义》等等，笔法震撼人心。

这些伟大的作家一方面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同时也歌颂了他们自己民族的伟大精神，一个民族如果有了这样的精神，就是不可战胜的。

这些作品真正起到促使人们改变现实，鼓舞斗志的巨大作用。而抹煞了这些伟大精神，也就没有了民族灵魂，这样的民族也就没有未来。

多年来的事实表明，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早在一百多年前，海外华人就取得了骄人的成就，遭致许多其他民族的忌恨。二战后，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首先崛起的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地区。今天，我国的建设飞速发展，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许多工人或许没受过多少教育，或许举止粗鲁，有些人还不免有些油气，然而，他们身上确实有聪明、豪放、有志气、勇敢、讲义气等很多优秀品质。这些品质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

这些伟大精神在鲁迅的作品中反映了没有？没有！他把这些伟大斗争统统一概抹煞，把中国人说成是黑屋子里昏睡的人群，中国人是最具恶意的，中国是一个衰亡中的民族。这样做能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吗？中国人中间确实有阿Q式的人物，但是，阿Ｑ决不能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

3.对中国文化精英的无休止攻击

鲁迅极度蔑视底层民众，那么，对待接受了先进文明的知识分子呢？被鲁迅痛骂过的文人多得不可胜数，越是有名，越是高学历，他越是骂得狠，一方面可以出于妒忌以泄愤，另方面也特别吸引人们眼球，一箭双雕。看鲁迅否定的是什么，或者说，他骂的是什么？首先看他骂哪些人？

鲁迅的嘴里，任何有名的人提出主张，他都要痛骂一番，一生骂过无数文化界人士，如吴宓、章士钊、胡适、林语堂、梁实秋、陈西滢、徐志摩、顾颉刚、施蛰存、沈从文、施成蛰、朱光潜、徐懋庸、郭沫若、成仿吾，还有“四条汉子”的阳翰笙、田汉、夏衍、周扬，甚至地理学家李四光。囊括了大批当时中国的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和科学家，简直将当时之人才翘楚统统一网打尽。他不仅挖空心思或污蔑，或嘲讽、或影射、或诅咒，甚至动辄用“狗”、“叭儿狗”、“走狗”、“落水狗”之类极粗鄙的词汇如泼妇流氓骂街。

如我们前文提到的杨荫榆，被他骂为“寡妇”、“准寡妇”。

章士钊早在1904年就密谋参与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运动，先后在日本、英国求学。他常为国内报刊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说，于立宪政治尤多发挥，对当时中国政坛很有影响。被鲁迅骂为“落水狗”。

被鲁迅骂过的人中，最有名的应该是胡适。胡适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约翰•杜威。1938年，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红学等方面，一生获得荣誉博士学位35个。早在1925年，鲁迅迅就不点名骂他“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 1933年，鲁迅直接点名骂胡适，“帮忙文人”——“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

梁实秋于1923年8月赴美留学，取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先后在多所高校担任教授。翻译了包括《莎士比亚戏剧集》等大量西方著作。他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主张人性论观点。鲁迅则从阶级立场挖苦说“贾府里的焦大绝不会爱上林妹妹的”。（这一说法恐怕很难站得住脚，焦大不是不会爱上林妹妹，而是即使想爱又不敢去爱。）鲁迅将他谩骂为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等。

顾颉刚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多所高效担任教授，作为史学家，享誉中外学术界，影响深远。他将史学上的创见运用到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探讨新方法，取得极大成就。鲁迅以“鼻”或“红鼻”代称顾颉刚，取笑顾颉刚的红鼻子，还在小说《故事新编》《铸剑》篇里影射顾颉刚，对其生理缺陷口吃进行嘲笑。

林语堂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于1940年和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林语堂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被鲁迅说成是“麻醉文学”；林语堂主张宽恕之道和公平规则，他则说：“费厄泼赖（FAIR PLAY）应该缓行”，就是说，对公平置之不理。鲁迅还挖苦讽刺说“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

地质学家李四光由于写了一篇支持杨荫榆的文章刊登在徐志摩的刊物上。鲁迅就在《纪念刘和珍君》中影射李四光是打手。徐志摩意图调解，于是，连徐志摩也一起挨骂。

施蛰存是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兼通古今中外，在文学创作、古典文学研究、碑帖研究、外国文学翻译方面均有成绩。1993年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却被鲁迅骂为妄想在对立的斗争中保持中立的“第三种人”的“洋场恶少”。

即使原来与他是很好的朋友的钱玄同，后来观点不一后，就开始诅咒了。1935年，鲁迅在太白半月刊上发表短文说“今年，北平马廉教授正在教书，骤然中风，在教室里逝世了，疑古玄同教授便从此不上课了，怕步马教授的后尘。”咒别人死。

就连京剧大师梅兰芳也躺着中枪。梅兰芳先生于1930年访问美国，以中国戏曲艺术的巨大魅力和精湛的演技，征服了美国民众，获得了美国艺术界和学术界的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1934年，鲁迅写了《略论梅兰芳及其他》，挖苦说梅兰芳，“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原来，他心底里希望相近的是“猥下，肮脏”。

蔡元培是辛亥革命元老，对鲁迅可谓恩重如山，但鲁迅在信中骂蔡元培为傀儡:“太史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蔡元培在清末曾做过翰林，所以鲁迅蔑称他为“太史”）

而其门徒高长虹由于1925年前后，跟许广平有过一些亲近，师徒变情敌，于是醋意大发，《鲁迅全集》中提到高长虹100余次，都是诋毁和中伤。

鲁迅早就把中医说成是骗子，或许，当初中医生没能治好他父亲的病，似乎有埋怨，可是，如绘画、戏剧这样的艺术应该与鲁迅井水不犯河水了，但是，鲁迅也是照骂不误，而且刻薄到极点。

不仅骂胡适、梁实秋这样的“高等华人”、“金元博士”，他们是地道的资产阶级右派，活该痛骂。同为“左派”的战友，也逃不了挨他骂的命运。1930年3月，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与会参加，并作了重要发言。1935年，面对日本侵略形势十分严峻的时候，需要全国团结一致，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口号。鲁迅等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针锋相对，还把周扬、阳翰笙、田汉、夏衍、四人打成“四条汉子”。在左翼阵营内部口水仗打得不可开交。

对当时中国的学术界，无论左中右都一律“狺狺”谩骂，甚至临死前还咬牙切齿发誓，“一个都不宽恕”。不由得让人想起，《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骂王朗的“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狺狺狂吠……”

4.污蔑传统文化

鲁迅的刀又砍向中国的传统文化。骂死去的人当然不怕人家来算帐，同样没有风险的。1918年，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把传统中国文化和道德体系统统污蔑是“吃人”， 也只有狂人或疯子才有这样的能耐。文章最后还假惺惺的呼喊：“救救孩子！”

这篇文章很投合当时一大批浮躁青年——或者说是愤青——的口味，顿时，鲁迅名声大噪。在当时的情况下，年轻人由于不够成熟，急于改变现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鲁迅已经是38岁了，早就过了而立之年了，依然还是那么不成熟？其实，鲁迅的内心由于极度的扭曲而处于发狂状态的，《狂人日记》里的话，实际上就是他癫狂状态下的内心写照，他确实是一直猜忌别人会“吃”他的。然而，试想一个民族的文明统统被诬蔑为“吃人”，予以彻底打倒，那么，这个民族将沦为什么状态？

鲁迅还把矛头指向汉字，他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扬言：“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临死前竟然还对“答救亡情报访员”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其理由是，方块汉字难学，劳苦大众难以学习。方块汉字确实难学，但是，不是造成文盲率高的唯一理由。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宗教、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2019年左右，印度由于对女性的歧视和种姓制度，男性的文盲率为20%，女性的文盲率超过了30%，文盲总数高达3.5亿，事实上，印度的文盲标准是相当低的，只要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就不算是文盲了。而我国的文盲率已降到8．72％，我国的脱盲的标准是要至少能认识500个汉字。日本虽然继续采用方块汉字，其文盲率则为0，而其科技力量雄踞世界榜首。

应该说，方块汉字确实比较难学，但是，能简单一刀砍吗？

我国语言学家赵元任写了两篇妙文《施氏食狮史》，《季姬击鸡记》两篇文章都有数十个汉字，但是，这些字在文章内是用的是同一拼音。

我们的语言与印欧语言有一个很大不同。我们语言的词汇基本上是单音节和双音节，而印欧语系则多采用多音节词汇。例如：我们说冰箱，英语则为Refrigerator，德语为Kühlschrank，俄语是 xолодильник, 拉丁语armarium frigidarium；我们说电视，英语为television，德语Fernsehen，俄语телевидение，拉丁语televisionem。

单音节和双音节词汇要简单采用拼音，不可避免出现不同的词用同样的拼音，势必造成巨大的混乱。

就拿他那两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来说，同样的拼音也可以是“恨没楞怼千父至，妇手甘喂乳汁妞”。闹出大笑话来。所以，要避免采用拼音文字后发生异义同音问题，还必须把我们的语言改成多音节词。那我们只能不说汉语了。

此外，语言也绝不只是文字，语法也非常重要，事实上，汉语在语法上是最简单的语种之一。一些印欧语言的语法之复杂，变格变位之繁多，让他们本国人都叫苦连天。

另外，真要强制废除方块字，我们的传统宝贵文献绝大多数无法被下一代人认识。

当初人类步入文明后，走上了不同的语言道路，要完全回头，谈何容易。就好比，有户人家的孩子已经长成女孩了，却要她退回去重新开始变成男孩，做得到吗？所以，日本虽然采用了平假名和片假名，但是还是采用当用汉字1850个。

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二千多年历史和环境中铸就的，进入近代后，面对西方势力的进入，确实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然而，正如人生了病，需要用手术刀治疗，而不是大砍刀。一个民族的文化这个民族的灵魂，具有极其重要的合理性、必要性和根本性。如果丢弃了民族的文化传统，就像人丢掉了魂。彻底否定其传统文化，新的道德观念和信仰不可能很快建立，其结果必将导致严重的道德滑坡，社会尔虞我诈，一盘散沙。

对此，章士钊早在20世纪20年代，已为文学和道德领域破旧立新深感忧虑 :“今人讲新文学，颇采报端之见，挥斥一切旧者，欲从文学上划出一新纪元，号之曰新。愚谓所见太狭，且亦决不可能”，“今之社会道德，旧者破坏，新者未立，颇呈青黄不接之观……人心世道之忧。莫切于此。”因此，他认为:“新机不可滞，旧德亦不可忘，挹彼注此，逐渐改善，新旧相衔，斯成调和”。 “躁妄者悍然莫明其非，谨厚者菑然丧其所守，父无以教子，兄无以诏弟，以言教化，乃全陷于青黄不接、辕辙背驰之一大恐慌也。”

林文庆是英国爱丁堡皇家医学会会员，英国医学会马来亚分会会员，比利时根脱医学会通讯会员，日本京都医学会会员。任厦门大学校长，用《大学》中的“止于至善”作为厦大的校训，以培养学生“人人为仁人君子”。1926年，厦大成立国学研究院，林文庆亲自兼任院长，自称“对于国学，提倡不遗余力”。他于1929年完成《离骚》的英译，由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和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作序出版。

先后在牛津大学、巴黎大学从事研究的吴宓认为“只有找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普遍有效和亘古长存的东西，才能重建我们民族的自尊”声称要“昌明国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办《学衡》，主张中西融合，既要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又要保留传统优秀文化。

这些学者对西方文化有深刻的研究，有很好的西方文化的学历，都如此重视中国传统文化。

即使是鲁迅自己十分崇拜的日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非常尊重的。日本的年号多年来一直选自中国经书，如：“明治”摘自《易經》“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大正”摘自《易經》“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昭和”摘自《書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日本从天皇“惟仁”(公元858～876年在位)起，皇室男子的名字就都有一个是“仁”字，意为“有德之人”，如“裕仁”、“明仁”、“德仁”、“文仁”等等。据宫内厅解释，儒教的“仁义礼智信”里面，最高的德为仁，用于天皇的名字最合适。“仁”以外的另一个字也多出自中国古典文化的四书五经。发布的诏书中天皇自称中国的文言文的“朕”。

 图 1945年日本天皇投降诏书

日本把“仁”看得如此重要，鲁迅却说“仁义道德”都是吃人的。这个连日本的三流医专都读不下去，不过是半罐子醋“叮当响”而已。

但是，其影响是非常恶劣和长久的。文革中的所谓“破四旧”就是继承其衣钵。

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后，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熏陶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飞速发展，在国际上独树一帜。正说明了我国传统文化蕴含的宝贵内容。

5.污蔑辛亥革命

鲁迅没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任何活动，辛亥革命成功后，正如一些懦怯却又卑劣的人会千方百计抹黑别人。当然，不敢明里攻击辛亥革命运动，却一次次泼脏水射暗箭，进行诋毁和嘲讽：

第一支暗箭是其作品《药》，里面说到，秋瑾英勇就义后，当地老百姓吃沾有她鲜血的馒头，以治疗痨病。

对此，笔者到绍兴秋瑾纪念馆参观时，特地询问了工作人员。他们说，没有老百姓吃秋瑾鲜血馒头的任何历史记录，绍兴当地也没有这种陋习。那么，鲁迅为什么编造出这样的故事来呢？是说百姓大众的愚昧？还是暗示，秋瑾为此而牺牲生命是愚昧？这篇短篇的后果是极其恶劣的。

第二支暗箭更恶毒了。《阿Q正传》中说，阿Q后来参加革命，还糊里糊涂的被砍掉了脑袋。作为一篇小说，主人公阿Q是个反面丑角，满可以安排到某个衙门当狗腿子或者当街头流氓。鲁迅却为什么要让他参加革命呢？文中说阿Q是绍兴未庄人。那么，当年绍兴地区的革命党活动是什么情况呢？1906年，秋瑾从日本回国，联络各地革命党人，主持大通学堂，以办学堂为名，作为革命据点。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徽安庆起义失败被害。7月10日，她已得知徐锡麟失败，但拒绝要她离开绍兴的一切劝告。当时山阴县令李钟岳十分敬佩秋瑾，在接到抓捕令后，故意一再拖延，想让秋瑾得以逃脱。然而，秋瑾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遣散众人，留守大通学堂。14日下午，清军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7月15日，秋瑾从容就义，时年仅32岁。

当时绍兴地区的革命力量是由秋瑾领导的。鲁迅描写阿Q在绍兴参加革命，糊里糊涂的掉了脑袋，明显是企图极力丑化和贬低秋瑾领导的革命。真是太卑劣无耻了。

第三支暗箭是：中山先生去世后，许多爱国华侨捐献巨资修建陵园。1926年，国民政府开始修建，历时五年，至1931年第三期工程完工。各界人士都去拜谒中山陵。鲁迅却发文杜撰所谓南京民谣，“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拜谒孙中山先生，也是纪念在辛亥革命中壮烈牺牲的革命志士。去谒陵的人中不仅有政界人士，也有很多革命烈士的家人。鲁迅的笔下居然都成了“强盗装正经。”在任何国家都是绝对不允许对他们的国家纪念陵园说这样的话的。

而鲁迅就这样说了，什么样的人啊！

……

秋瑾当年的确是看透了他的卑劣本性。

6.污蔑中华民族

鲁迅一再唱衰中国，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如果中国真是这样，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攻击中国是一个铁的黑屋子，是完全没有自由可言的。

其实，当时的舆论环境还是相当宽松的。

北洋政府时期，身为两部总长的章士钊与鲁迅展开激烈论战。章士钊并没有以势压人。后来鲁迅带领学生闹事，章士钊把他免职，鲁迅状告章士钊，居然赢了官司。

那时候，胡适与蒋介石合影时架起了二郎腿，还当面指责蒋介石错了。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敢于在蒋介石办公室里和蒋介石肢体冲突。

当时的政府对他也是相当宽厚的，允许他的那些污蔑本民族的话发表，放到今天任何一个法制国家，这些话都会认为是种族歧视，轻则遭人鄙视，重则要吃官司。

那么，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内战还没有完全结束，外侮日盛，但是，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林语堂先生在1935年初版的《中国人》中说到：当时国民政府的内阁中有不少是国外留学归来的高级人才，建设得到飞速发展，国家经济和精神面貌迅速变化：

“用西方进步的尺度来衡量，下列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学校和学院纷纷建立，书报发行量的稳步增长，公路和铁路的飞速发展，妇女解放和妇女参与政治，统一的民族语言普遍流行。最重要的是人们有了全新的精神面貌，充满希望，不遗余力……南京政府却能投资成千上万到公众建筑、广播电台、码头、卫生检疫船、体操房、体育馆和铁路，单是科学研究一项，每月就要投资10万美元。

“中国的新生得到进一步巩固，经济得以迅速重建，民族自卫在紧张进行，具体说来也有以下事例：币值的改革，国家银行的建设……全国巨大的网络公路建设的飞速发展，把南京和西北、西南连接起来（1921年，1185公里，1927年30000公里，1936年96345公里）；四条新的铁路干线和四条支线的建设，最重要的是广东-汉口铁路的竣工，工作完全是夜间进行的。工人们在手电筒灯光下劳作。1936年该铁路全线通车；陇海线延伸到西安，上海到西安有了快车。一条连接杭州与江西南昌的铁路，穿山越岭在一年半内建成通车。乍浦、海州、南京防御工事的加强。新建空军迅猛发展……防洪堤的修建和河流保护工作的进行（1933年花费价值689万美元，1934年13.59万美元，1935年353.1万美元的中国货币）博物馆的修建和一个耗资700万元修建在江湾的码头……在杭州的钱塘江上修建了双层铁桥。

“看来，中国好像终于走上了进步的道路，新的自信心诞生了。应该注意到，正是这种民族精神使得以上各种进步变得可能。”（1）

这就是林语堂看到的当时的中国。然而，鲁迅对这样的大规模建设一概抹杀，攻击当时政府是“除了大造监狱之外，什么也没有了。”

美国人赛珍珠自小就在中国长大，她说，“当我生活在中国人民当中的时候，是中国人民给了我最大的愉快和兴趣。”1930年，她以中国生活的经历和见闻写成长篇小说《大地》，赢得了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在授奖仪式中，她充满激情的谈到中国：

“如果我也不以我本人的完全非官方的方式谈到中国的人民，我就不是真正的我自己，因为多年以来他们的生活也是我的生活，确实，他们的生活一定永远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祖国的精神以及我的抚育之国——中国的精神，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但尤其在我们对自由的共同热爱相类似，而且今天尤其如此，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现在中国的整个存在正进行着一切斗争中最为伟大的斗争，亦即力争取自由的斗争。我现在对中国的敬仰胜似以往任何时候，因为我看见她空前团结，与威胁着她的自由的敌人进行着斗争。由于有着这种为自由而奋斗的决心，而这在一种极其深刻的意义上又是她的天性中的根本性质，因而我知道她是不可征服的。”

罗素在1920年曾经访华，1921年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书中说，尽管中国当时四分五裂的北洋政府时期，罗素就预言中国必将渐渐崛起成，并且完全能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他期待中国真正成为梁启超笔下的“少年中国”，能把吞食中国主权的外国强邦扫地出门，又留住中华民族持有的“温文尔雅，恭敬有礼之风，率真平和之气”。书中提到，他在杭州游西湖时，“我记得有一天，天气很热，我们几个人坐轿子翻山。山势陡峭，山路高低不平，轿夫很是辛苦。走到山顶的时候，我们停了下来，让轿夫歇息十分钟。他们很快坐成一排，拿出烟斗，说说笑笑，仿佛世上没有什么愁心事。”

1925年4月，鲁迅在《坟·灯下漫笔》中挖苦道：“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就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明明是罗素描写的是轿夫们尽管十分辛苦，依然说说笑笑的顽强乐观精神。到了鲁迅那里则变成了轿夫对坐轿人含笑，还说是别有意思。

鲁迅进一步说：“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事实上，赛珍珠等人也确实提名林语堂诺贝尔文学奖，这里，恐怕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味道。

鲁迅还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把罗素和赛珍珠都骂了进去。

反过来，他又说：“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奉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甚至说：“倘有外国的谁……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当时，日本出版的《支那民族性的解剖》《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等书，将一切丑恶的东西都加在我国“国民性”中。在他们笔下，充斥着愚昧、残忍甚至变态等词语来描绘中国人。中国人的形象被糟蹋得体无完肤。一名日本兵日记中写：“支那人不如一头猪，猪还可以杀了吃肉，支那人却什么用处都没有。”

按照鲁迅的逻辑。赛珍珠、罗素等赞扬中国的人，以及李提摩太、明恩溥、司徒雷登等无数帮助中国建立现代教育和医疗体系，终身为中国热诚服务的人，都成了不怀好意的人。而那些说，“支那人不如一头猪”，“军人用刀剑来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的日本人，鲁迅认为的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什么样的逻辑啊！

当时国际上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泛滥，宣扬一些民族是优秀民族，另一些是劣等民族。优秀民族将劣等民族斩尽杀绝，天经地义。德国纳粹宣扬日耳曼民族优秀，大肆屠杀犹太人、斯拉夫人。日本军国主义则宣扬大和民族之魂如何优秀，中华民族是何等下贱。

鲁迅紧密配合这种种族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全面否定中国：中国的传统是吃人，历史是做稳了奴隶和连奴隶都做不稳的，老百姓统统是窝囊废、官员是强盗、民族精英的知识分子是一群狗，甚至连狗都不如……用他在《呐喊》自序中的话说，中国是“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而拆毁铁屋子，他认定是“必无的证明”。他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终究只能动手狠狠打。”

这种污蔑自己国家民族的人，就如，一户人家出了个二流子把祖坟刨了，给人家建猪圈。

四．扭曲性格和心理之形成

少年时期的经历会对每个人以后一生的性格形成常常会起到关键作用。美国20世纪心理学家 Harlow，把新生的幼猴从母猴身边拿走，在孤立的环境下抚养。这些幼猴没有母亲或者其他猴子作伴，喂奶的只是人造假妈妈。成长起来后，呈现抑郁，自闭的行为。有些甚至在回到猴群后，绝食而死。由于这项试验过于残忍，后来就被禁止了。

对孩子来说，家庭是他们的保护伞，是他们成长的庇护所。即使家庭比较清贫，但只要是健全的，也是孩子们的天堂。而父亲在家庭里，又对孩子们的心理成长起到极为关键的两大作用：首先，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父亲是家庭的保护者，有父亲的保护，孩子就有了安全感，也有了自信心；其次，父亲又是孩子们的表率和崇敬对象，孩子从父亲那里，培养了对权威的尊敬和服从，也学会了义无反顾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即使是十分清贫的家庭，父亲的这个角色也是不可替代的。

然而，对于那些有犯罪入狱的父亲的家庭来说，这一切都不存在。这样的家庭常被称为问题家庭，孩子也往往可能成为问题孩子。这些家庭的孩子往往会认为，家庭不是他们的天堂，而是造成他们苦难和遭歧视的根本原因。

鲁迅出身的家庭恰恰也是这样的情况。与一般的问题家庭略为不同的是，鲁迅在13岁前，曾经有过比周围多数人较富裕的生活。强大的落差，让他比一般问题家庭的孩子有更强烈的愤世嫉俗的情感。他作品中的阿Q 口头上常挂着的，“我家祖上比他们阔多了”，恐怕也是他少年时期的内心的一种流露。鲁迅少年时期这段经历，对其一生扭曲性格形成和对社会仇视的心理有重大影响。他在《呐喊•自序》一文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他家的科场舞弊为传统道德观所不容，他又不得不一次次走出家门去当铺和药店，饱受别人歧视，又无法躲避。使得他心中充满了怨恨。

鲁迅在21岁时去留学日本，直至29岁才回国，大部分青年时期是在日本度过的。然而，这一段经历，对他来说更是不堪。

他在仙台医专的同学都是十八九岁的日本孩子，谁会看得起这个比他们大好几岁的中国人，鲁迅自己的《藤野先生》一文中也谈到了这一情景。然而，他在仙台医专退学后，恐怕比《藤野先生》中的情况更为难堪。他回到了自己说的“也无非是这样”的东京后，不可避免要遇到中国留学生了，免不了要互相介绍，某某是东京大学的，某某是早稻田大学的。而周某人呢，不仅是三流的仙台医专，还退学了，脸往哪里搁啊！还遭秋瑾当众斥责了一通，羞愧难当。秋瑾牺牲后，有了个冒头机会，在悼念大会上慷慨陈词，气壮如牛，获得满堂掌声，后来却又胆小如鼠，打了退堂鼓。他可以想象得到，中国的留学生们没一个人会看得起他，即使躲开了当面奚落，躲不过背后的冷嘲热讽。

说到亲人吧，父亲早已撒手人寰，母亲说有病要他回去，却给了他一门极不情愿的亲事。连亲人都会欺骗自己，世界上的其他人更会欺骗自己了。

因此，鲁迅内心对周围的一切有强烈的猜忌心，眼前一片漆黑，对社会充满了仇恨。《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怀疑周围的一切人，都在吃人，都要来吃自己，中国人是具有“最坏的恶意的”，正反映了他的强烈的猜忌心理。

内心没有可崇敬的对象，也无法培养起相应的责任感，导致蔑视社会上的一切崇高价值观，对圣者和道德箴言不惜一顾，认为都是骗人的。

但是，他又是十分懦怯和贪婪的，先后多次错过改变命运的机会：

第一次，在传统压力下，他退缩了，接受了强加于他的婚姻；

第二次，在学医成绩不理想时，他没有锲而不舍，而是选择辍学；

第三次，在日本的革命党安排他任务时，他胆怯逃避了；

第四次，当广州成为革命力量的中心的时候，他始终在北洋政府内恋栈；

第五次，在广州中山大学时，贪图小便宜，利用职权安排姘妇但自己助教，名声扫地，无法再在大学学堂容身；

第六次，从蔡元培那里获得了“大学院特约撰述员”职位后，不能安心做学问，最后被除名，

他无论是婚姻家庭、学术事业和政治前程都处处碰壁。

心中没有保护神，缺乏安全感外，身体十分孱弱，肉体上的软弱，会在精神上更幻想强者的保护。又因为孤立，渴望得到保护，于是，崇拜拥有强大暴力手段的强者。梦想依靠强者的力量保护自己，并实现对社会报复。在这方面，他与尼采十分相像。尼采早年丧父，体格一直孱弱，于是，把精神寄托到强者——超人身上。尼采彻底否定传统道德，崇尚武力，他说，“什么叫‘善’？所有增加人的强力感，强力意志和强力本身就是善。什么叫‘恶’源于弱的一切都是恶。”

鲁迅在尼采的强者理论中找到了共鸣声，在他的20多篇杂文和10多封书信中都提到尼采，大肆宣扬尼采。当时徐志摩和增田涉都把他称作是中国的尼采。他称颂尼采是“个人主义之至雄者”，“若夫尼采，斯个人主义之雄杰者矣。”他还说“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如蛇蝎。”

尼采十分崇拜拿破仑，他说，他那个世纪里差不多一切远大希望都来自拿破仑。在他眼里，拿破仑大大的了不起，林肯则肯定是下贱的。（2）

既然，尼采作为一个德国人可以狂热崇拜法国人拿破仑。那么，为什么鲁迅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崇拜日本人呢？与尼采相比，鲁迅似乎是幸运的。尼采一辈子没找到保护自己的“强者”，最后发了疯。但是，鲁迅找到了可以保护自己的强者——日本人，于是，急不及待的投靠他们。背靠了日本帝国主义这棵大树，他就可以大肆发泄心中的怨恨，放胆向祖国和同胞泼脏水。然而，最后也不见得比尼采强多少，还是死于日本医生之手。

应该说，祖国对待鲁迅是不薄的。然而，他却以怨报德，把国家和人民说得一无是处，中国的前途只有灭亡一途：坟！

虽然问题家庭会有可能产生问题孩子，但是，并不是每个问题家庭都会产生问题孩子，很多这样出身的孩子还是靠自己的努力和拼搏，对社会做出贡献和回报。但是，鲁迅的仇恨心理伴随他终生。

鲁迅胆子并不大，也远不是什么硬骨头，他不敢骂慈禧太后，不敢骂袁世凯窃国称帝（章太炎就敢指名道姓的骂他们），不敢骂出卖国家利益的二十一条，也不敢指名道姓的骂蒋介石和军阀，更不敢骂日本鬼子。他指名道姓骂的都是些文人而已。这也罢了，居然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一头钻进日本间谍的怀抱里，大骂祖国和人民，还值得原谅吗？

事实上，他在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中也承认：“我的作品，太黑暗了”，“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他还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这句话倒确实有自知之明。

 再看其《秋夜》，“......鬼䀹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䀹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

被无数诗人赞颂的明月夜晚，在他的文中却是被鬼魅龙珠。自己在笑却不知道，是梦游或呓语，还是《狂人日记》的自我翻版写照？

五．社会根源和影响后果

任何社会现象的出现都可以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找到根源。鲁迅的《狂人日记》和一系列文章是当时的一种思潮的代表，也有其当时的社会环境根源。

1847年10月2日，俄国在沙皇的极端专制统治的时候，莫斯科以北350公里伊万诺夫镇的一个工匠家庭诞生了一名男孩，他名叫谢尔盖·格那季耶奇·涅恰耶夫。涅恰耶夫编写了一本著名的小册子《革命者教义问答》。世界各国学者普遍认为现代政治恐怖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起源于俄国，而涅恰耶夫就是他们的“鼻祖”。这本《革命者教义问答》是“恐怖主义圣经”。其中如是说：

“他（指革命者，下同）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行动上，都与公民秩序和整个文明世界及其一切法律、财产、社会常规和伦理规则彻底决裂。他是这个文明世界的不妥协的死敌。如果他继续活在其中，那也只是为了更有效地摧毁它。”“他蔑视公众舆论，他鄙视并憎恨现存社会道德的一切表现。”“日日夜夜，他只能有一种想法、一个目标——无情地毁灭。他必须冷血地、不知疲倦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必须准备毁灭自己，准备亲手毁灭拦在革命之路上的一切东西。”

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1-1872年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群魔》，书中描写的魔鬼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是个丧尽天良的阴谋家和政治骗子，其原形即是涅恰耶夫。

数千年来，我们民族在东亚这块土地上劳苦耕作，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明，然而，随着西方更先进的现代文明来到后，我们民族的文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空前危机，产生普遍的失落感，产生了强烈的变革愿望。

我国传统文化教育始终缺乏西方传统的逻辑思辨，缺乏审慎对问题作深入分析的习惯，于是，涅恰耶夫的极端思潮也进入了中国，大批激进“愤青”，只想不顾一切打倒一切，以为就打倒了，新的自然就会来了，甚至连想都不去想新的会不会来，在什么基础上捡了起来。而所谓的“旧的”，至于其中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必须保留的，也想都不去想，只知道一个劲的破坏。

鲁迅恰恰是这种思潮的代表。对比一下鲁迅和涅恰耶夫的言论，何其相似乃尔，简直是涅恰耶夫在中国的化身，恨不得把中国的一切都毁灭。

他们的口号是，“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但是，旧房子炸平了，新房子还没盖起来，住哪里去住？把稻田毁了，能一下子种上小麦吗？青黄不接吃什么呀？

而日本帝国主义和个别野心家，就想让你把中国毁了，好让他们乘虚而入，将鲁迅捧到天上，不可一世。一些糊涂民众，居然把他奉为 “民族魂”，而这个“民族魂”把自己民族说成是“衰亡的”和“具有最大恶意”的，那他代表的是什么“魂”，对大恶意的魂？

由于他被捧到无上地位，产生了很多极坏的影响。

好多遭他咒骂的人，后来命运十分悲惨，例如：

施蛰存曾被鲁迅命名为妄想在对立的斗争中保持中立的“第三种人”被升级变成了第二种人，被打成右派。

学者吴宓游学西欧，先后在牛津大学、巴黎大学从事研究。回国后先后在东南大学、西南联大等大学当教授。在中国开创了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把比较文学引入中国学术领域。在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曾经培养出大批学有所成的知名文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以及外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人才。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曹禺、李健吾、赵瑞蕻、张骏祥、季羡林、李赋宁、王力、吕叔湘、许国璋等数十人都出自他的门下或受到他的教诲。吴宓主张中西融合，既要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又要保留传统优秀文化。坚持“儒道思想为国之本”。被鲁迅骂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后来被四人帮按照“反鲁迅就是反党的政治逻辑，受到残酷批斗和监禁劳改。在批斗中，致左腿骨折，后来又双目失明。

邵洵美出生于上海，官宦世家，曾于英国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新月派诗人、散文家、出版家、翻译家。译有马克·吐温、雪莱、泰戈尔等人的作品。但，鲁迅曾经骂过他是“富家的赘婿”。以后，工作无着，又“帝特嫌疑”被捕，长期关押在提篮桥监狱。一九六二年四月被释放出狱，只好与儿子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仅有一张单人床，他只能睡地板上。备受凌辱之后，他选择了死亡，去世的时候，只有六十二岁。

民国时期的许多大师和精英由于遭他污蔑，遭到打压，难以发声，噤若寒蝉，没有了正常的学术交流的风气：

胡适、梁实秋、林语堂等移居海外的人士也遭到严厉批判。

由于他的影响，在学术讨论中，不是讲道理和理性分析，而是以他为榜样，动辄谩骂扣帽子。

使得我国文艺界、教育界和历史学领域缺乏了包容和宏大的气魄，百花齐放困难重重。

不仅是那些所谓的右派，就是当初的“左派”也未能幸免，甚至更惨。四人帮把“国防文学”被定为卖国文学、汉奸文学，鲁迅所提到的“四条汉子”都遭受了严重的政治迫害。

　周扬被无数次抄家、批斗、辱骂和殴打，然后是8年的冤狱。1975年7月，从秦城监狱出来的时候，满头白发，面容憔悴，脸色苍白，说话、走路都很吃力。

夏衍在1968年因为身体虚弱，走路时稍慢，被看守者踢倒，右腿股骨胫骨骨折，没有得到及时医治，从此终身残疾。到了1969年2月，的十二指肠溃疡急性发作导致大出血，送医后稍有好转，又被继续送回逼供。共关了8年半，最后才拄着双拐离开了秦城监狱。

　阳翰笙在1966年6月，被关进“牛棚”，每天多次拉出去挂牌示众，挨斗、挨批、挨打……最后被关进秦城监狱。专案组连续几昼夜地实施车轮战，身体受到严重摧残，耳骨被拧断，牙齿被打落，吐血、便血……奄奄一息，昏迷不醒。被关押了达9年之久。

这三位还算是幸运的，活到了平反的日子。然而，田汉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田汉遭批斗时，被带钢扣的皮鞭没头没脸抽打。田汉有糖尿病，有时小便忍不住尿在地上，还迫他趴在地上把尿喝掉。他除了有糖尿病，又有肾病和心脏病，尿毒症和冠心病一起发作，没有得到医治，还要不断被审问、逼供、拷打。他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想念妻子安娥，想念儿女；也想念前妻林维中；还想念也在被审查的弟弟田洪的一家……汉最想念的是母亲：“放我回家见见我妈妈吧！”但是，专案组告诉他，他是“叛徒”、“特务”，不可能！ 他死得很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在北京三○一医院病房，孤零零走了，终年七十岁……

当田汉离开人间之际，广播里正响着他写的《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这是为把知青赶去农村送行的。殊不知这歌也在为田汉送行！   

 田汉死后，军方人士对他的儿子田大畏宣布：“田汉死了，罪大恶极”，吓得大畏连骨灰都不敢去取回。其他亲友均不知情。

一九七○年大规模批斗“四条汉子”，田汉虽已死，其名字也要陪周扬、夏衍、阳翰笙挨斗。 一九七一年冬，田汉母亲穿着陈旧的棉衣，整天孤零零一个人坐在房门口，等待儿子回家。直至去世，她也不知道，儿子田汉已在三年前死于狱中。在他的骨灰盒中只有他的眼镜、钢笔，和生前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关汉卿》。一九七五年，他再次被宣布为“叛徒”，永远开除党籍。  一九七九年，田汉得到“昭雪平反”。是年四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八宝山为田汉补开追悼会，那时他已死去十一年了。一九八二年全国人大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一个国家的国歌的作者遭到如此残酷打击，在自古至今的世界历史上也恐怕很少见。

很长一段时间，鲁迅很多污蔑下层民众愚昧麻木的阴暗作品被放到中学教科书中，对青少年心理成长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文革期间更有年轻人提出极端口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破四旧”运动，大量文物古迹遭到严重破坏。

今天，社会上的粗鄙语言流行，基本道德被蔑视，这些问题的出现，鲁迅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这方面的问题应该也值得专题研究。

（1）林语堂《中国人》p367，学林出版社，1996年

（2）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p314,321，商务印书馆，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