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投票和三代人的惨祸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576个代表，毛泽东包括他投自己的一票，共得575票。接着就严令查未投赞成票者，追查结果是张东荪。

张东荪（1886年12月29日—1973年6月2日），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中国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曾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秘书长。

张东荪像

张东荪家族数代为官。1905年，被官派留学日本，先后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私立哲学馆。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张东荪回国。1912年，参加南京临时政府并任临时政府内务部秘书。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进入报界，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1927年8月，创办中国第一个哲学研究专刊《哲学评论》杂志。1934年，他任图书《唯物辩证法论战》的主编批判马克思主义唯物论。1930年，任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37年任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兼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

1941年12月，留在燕京大学的张东荪被日军逮捕收监。被判缓刑保释出狱，处于被软禁的状态，遂一心写作。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他继续当选中央常务委员，当选为秘书主任。1月21日，被蒋中正接见。1948年底，张东荪作为傅作义代表与中共秘密谈判，促使北平和平转交中共统治。此后，他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

· 主要著作有：《科学与哲学》、《精神分析学》、《道德哲学》、《现代伦理学》、《唯物辩证法论战》、《认识论》、《理性与民主》和1946《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等等不下一二十部。

其子女中：长子张宗炳，美国康奈尔大学生物博士、次子张宗燧，英国剑桥大学数学博士、三子张宗颖，日本早稻田大学化学博士、女儿张宗烨，近代中国优秀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

1951年，朝鲜爆发内战，联合国军队进入南朝鲜，中国志愿军整装待发。引起很多知识分子忧虑。张东荪曾为“国共调停人”，便想从中斡旋。此时来了个名叫王志奇的陌生人，英语流利，学识渊博，对美国政要如数家常。张东荪遂请王传话，敬告美国政府不要打中国。还将有关资料交给王，以证明自己身份。不久后，王志奇离奇被捕。1952年，张东荪因泄露国家机密。被免去政府职务，开除出民盟。王志奇从此人间蒸发，到底是何人，坐了几分钟或几十年大牢，无人知晓。

１９６８年１月，张东荪被逮捕，关入北京郊区的特种监狱“秦城”，当时已８２岁高龄。“秦城”监狱把被关押者单独囚禁，数年里不能和人说话，更不能和家人通信。以至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直到1973年，家人被通知，张东荪死在“秦城”监狱中。

张东荪一生热爱和平。1915年，他既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也反对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以后又促成了北京政权和平交接。然而，他最后还是成了毕生向往的和平事业之殉道者。

张东荪的妻子刘拙如，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图书馆工作。在单位中被“批判斗争”，并且被“扭送”到海淀公安局，在那里被监禁了近一年。

当张东荪被逮捕并关入“秦城”的同时，他的大儿子、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被逮捕，也被关入“秦城”监狱。但是父子两并不知道他们都被关在同一监狱中。他在监狱中精神错乱。被秘密关押７年以后，1975年被释放。

1969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二儿子张宗燧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中自杀。

1966年，张东荪的三儿子张宗颖和其妻子吕乃朴遭到“斗争”后一起自杀。

张宗炳的儿子张鹤慈，1963年时被逮捕。经过审讯关押后，被送往茶淀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三年期满后正逢“文革”，他又被加重处理：“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在“劳改农场”一共待了１６年。

张宗颖的儿子张佑慈，文革时在天津当工人，他的父母在１９６６年自杀后，他因“企图给父母报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获“平反”被释放时，已经在监狱中被关了10年多。

就这样，文革十年中，张东荪一家七人坐牢，四人死于非命。其中最著名学术成就最高的是其次子张宗燧。

张宗燧像

张宗燧 （1915～1969）中国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15年6月1日生于浙江杭州，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先后去丹麦、瑞士进行科学研究。1938年，去尼尔斯·波尔（N．Bohr）领导的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在这个“哥本哈根学派”的学府里，他有幸会见狄拉克、泡利、罗森菲尔德、维克、莫勒、威尔逊等世界级大师。张宗燧进入了量子理论最前沿的研究。

1938年10月玻尔研究所全体成员合影(前排右一为张宗燧，左四为Wick，左七为N.Bohr，右三为 Møller)

年轻的张宗燧受到玻尔全家的关怀，而且得到了玻尔本人的赏识。1939年1月，在一封推荐信中，玻尔写道：“在哥本哈根的半年来，张显示了很高的学术才能和人品……他在莫勒教授指导下，研究了核理论新发展中的各种问题，特别是β蜕变现象。张在处理新的复杂的数学方法上表现出十分不平常的水平，并且还能最透彻地理解其物理内涵。”

1939年张宗燧回国任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1945年以英国文化协会高级研究员身份赴英国剑桥大学进行科学研究。1947年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费城加尼基工业大学工作。

他在剑桥完成四篇高水平的论文。狄拉克支持并安排他在剑桥开课，讲授场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步上剑桥讲坛。张宗燧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剑桥哲学会会员，并被录入美国《世界名人录》（1950年版）。

1948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1951年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合聘研究员。此间，与北京农业大学化学系助教傅素冉女士结婚，育有一子张洪青。

30多年来，共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科学著作三本。

1951年，“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张宗燧受父亲张东荪的株连，遂成北大批判的重点。不久他与傅素冉女士离异。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

波兰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英菲尔德来访，听说宗燧在师范大学任教，大呼浪费人才。一九五六年底，华罗庚建议调宗燧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一级研究员，兼理论物理研究室主任。一九五七年，宗燧就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到数学所后，宗燧为有了安定的研究环境，而十分高兴，并与包坤铎女士结婚，育有次子张敏。

在数学所工作期间，前后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又与胡宁、朱洪元先生举办的量子场论讨论班，培养了一批中国自己的粒子物理理论人才。

张宗燧严谨的学者风度，讲话表态都以事实为依据，从而遭到不止一次的责难和批判。

1962年，尼·玻尔的儿子，著名理论核物理学家阿·玻尔（A．Bohr）来华讲学。张宗燧在哥本哈根时，阿·玻尔还在上中学，两人年岁相近，私交甚好。阿·玻尔见到宗燧时，随便问起了中国是否实行配给棉布的布票制度。张宗燧从不过问家务，不知道天下有布票，于是随口答道没有那回事。回家之后，他从妻子那里知道实情，却为自己说了不实的话而痛苦，第二天又去宾馆向阿·玻尔做了更正。如此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竟是“里通外国”的大罪行。

大跃进期间，他和数学所的许多人一起去参观徐水人民公社的万头养猪场，回来后大家开会谈体会和所受教育时，他却说，为什么那里的猪那么多，而菜市场上却买不到猪肉？引起对他的批评。

中苏关系恶化后，数学所一会议上批判苏修科学是“老、大、黑、粗”。他却说，不要以为苏联的科技都不行，有的领域是很好的，又招来对他的批判。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更遭到冲击，多年积累的研究笔记，被抄家抄走而遗失。他伤心欲绝，从此难以入眠，身体逐渐衰弱。而无休止的斗争折磨，更使他难以承受。一位目击者对当时的情景回忆说：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红卫兵莫名其妙地（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把张宗燧揪出来，在身上挂上牌子(或者是戴高帽子，或者两者兼有，我记不清楚了)，在从前的计算所与数学所的大楼前面开了一个斗争会，然后由红卫兵押送他在中关村游街示众。第二年的夏天，我在上班的路上遇见他穿了一件冬天的大衣也是上班去劳动(打扫卫生)。我很奇怪，我说“张先生，天气那么热，为什么还穿大衣？”他说“陆启(铿)啊陆启(铿)，我快要死了!”我大吃一惊，正想问他“你得了什么病如此严重？”但后面来了一些小孩，向他投掷小石头，口里还骂着难听的话，有的石头落在我身上。我赶快离开他。以后我上班总绕路而走，避免和他相遇以免受袭。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数学所造反派宣布“张宗燧畏罪自杀”。我听了后心情十分沉重。当我在听到他对我讲“快要死”的话时，应该意识到，他受到极大的人格污辱，为了人的尊严，已萌发一死的念头，可是我为了躲避几个小石头的攻击，不敢和他多谈。他的话明显有“诀别”的意思，如果我当时能和他多谈一会儿，了解他的话的真实意思，并且加以劝导，比方说一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之类的话，也许悲剧不至于发生，他的正处盛年的生命不会骤然了结，还可能会做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我有内疚的感觉，直到今天这个阴影一直存在我的心中。”

张宗燧是为学严谨的完美主义者，认为复杂的物质世界能为理论物理的数学方程表述是的无比美妙，是他的毕生向往和追求。而当这一切遭到毁灭的时候，他的生命失去了意义。

1969年6月30日， 陷于极度痛苦的张宗燧先生服用大量安眠药自尽，年仅 54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