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里根复活？ ——写于杨鲁军《论里根经济学》再版之际 钱 宏 按语：今年又逢美国大选年，四年前，当Trump离开白宫之际，我写了《Trump总统的三大政治遗产（理念和领导力）——写于川普第一任总统离任日》(http://symbiosism.com.cn/5659.html)t和《Trumpism=SG2——化解人类“分裂-对立-冲突”及“美国百年挑战”因应之道！》（http://symbiosism.com.cn/4347.html）两篇文章，对我称之为Trumpnomics（川普经济学）之于美国和世界的重大创新（包括其已经展开的和未展开的部分），进行了一番富有“全球共生”及其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意义的总结！ 今天重刊15年前（2009）写的这篇为杨鲁军《第二次革命——论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写的序言《假如里根复活？》，希望读者在80年代带领世界走出“经济滞胀”的“撒切尔夫人-里根经济学”与反思和超越“单纯经济全球化”的“川普经济学”之间的联想，甚至产生与阿根廷总统反特权《五月公约》的“米莱经济学”、孟加拉国学生反“配给制”运动及临时政府首脑诺奖得主尤努斯“普惠金融学”之间的联想，进而由“奥派经济学”（Austrian Economics）的联想，进入“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思维的现实拓展。 另外，我日前对一朋友转发美国大选的中口水战中的极端言论说：“我好奇的是你们曾经的和现在的川粉为何都这么极端，不是美如花，就是烂泥巴”。这位朋友回复我说：“您属于言语不极端，意志超坚定的川粉”。我对他说：“谢谢你慷慨给我一顶帽子，今天刚好买了一顶，我就不收了。我仅仅是谁做对了什么就肯定什么，所以会傻乎乎的在川普下台时，肯定他在任时做对了三件事，拜登都退选了，肯定他任内部分承接了川普的政经政策又把川普任性弄坏的盟友关系重新联结起来了⋯⋯不过，他們做对了什么也不过是尽己而已，算个人物吧！哲學共生人評估一切人，一切價值⋯⋯所以，我邏輯上沒有理由做任何人的粉絲！” 2024年9月3日于Vancouver 20世纪刚刚翻开80年代的第一页，罗纳德·里根以他“复兴经济计划”的口号和乐观的精神赢得了美国人民的信赖，入主白宫。他的复兴计划后来被称为“里根经济学”。 商务印书馆《英汉证券投资词典》解释说：“里根经济学，英语为：Reaganomics。名词。不可数。由美国第40任总统罗纳德•里根推行的经济政策。主要内容包括支持市场自由竞争、降低税收和公共开支、降低政府对企业经营的控制等。这些政策带来了美国80年代后的经济持续繁荣，拖垮了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 还在里根总统第一个任期内，一位天才的中国青年学子，就在酝酿撰写一本大书——《论里根经济学》。尽管该书正式出版已是1987初的事，但书中对“里根经济学”超乎寻常的通透描述和精准判断，直到今天依然如初。 这本大书的作者，就是中国新一代经济学家杨鲁军。在评价1936年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时的凯恩斯时，人们曾经写道：“不光阐述了他认为的凡尔赛条约的整体经济后果，而且确立了他作为一个有可以影响国家决策的实际从政经验的经济学家的地位。”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众所周知事件，我想，鲁军完全可能侪身于中国“可以影响国家决策的实际从政经验的经济学家”行列。 这就是我阅读杨鲁军的旧作《论里根经济学》后的感受。也是我最后答应为该书再版写序的原因。不过，我不想再去充当一名导读，也不打算对《论里根经济学》进行学理评述，我相信原版中朱嘉明先生写的序，以其深厚的学养和在学界的地位，已经表达得臻于完美且具权威性。这里，我只想说出自己的上述感受后，借鲁军之题发挥一下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当今世界经济理论，或者说经济学思维方式和经济政策将往何处去的看法，如果超出了读者对一篇序言的阅读期待，我在此先表示歉意。 我总感到，把一种经济政策称之为“经济学”，有那么点疙瘩。常识告诉我们，任何经济政策都是对某种政治现实的策略反应，而政治，永远包含着各种利益关系的冲突与调和，所以政治策略乃至经济政策永远不可能做到理论上的纯粹性、彻底性、自洽性。反过来，任何经济学或经济学流派，无论是古典主义经济学，还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抑或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都只能是基于某个大前提来建构其能够形式化的理论模型。所以，凯恩斯正确地指出过：在不同时期，我们需要不同的经济学模型。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之所以精妙，就是因为包罗了种种适用于不同条件的模型。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既不可能共时性，更不可能历时性地策应一切经济现实。 我想，里根经济学，更多地是一种政策体系，而非学理意义上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而作为一种国家政策体系中的经济部分，事实上永远不可能纯粹到只是依赖某一种经济理论和方法，如果真有这样的国家或政府，无论其是否取得一时的辉煌或优势，都是自废武功行之不远。 所以，我只能认为，所谓里根经济学，是一种“准经济学”，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引导人们排除偏见，深入了解里根经济政策的结构和阈限，而避免文明社会的理论家陷入传统社会（如政教合一的社会）那种只能为统治者的意志和政策作注的悲剧性命运的历史窠臼。同时，也有利于理论家们明白另一个常识，即美国经济学家哈里·约翰逊说的：“决定（学术理论——引者注）成败的关键因素并非学术领域，而是政策的现实。新的观点之所以赢得公共性和本行专家的吸取，并不在于它们的科学价值，而在于它们是否能够为重要问题提供解决办法，而这些问题又是已确立的正统观念被证明为无力解决的”。 
在这个意义上，杨鲁军1987出版的《论里根经济学》的智慧力量和现实针对性才得以显现。 如果非要把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称之为“经济学”，那么，把“里根经济学”称之为“撒切尔-里根经济学”，也许更符合实际，更具有时代特征，也更有助于今天的人们借鉴历史，正视当下，面向未来。因为1979年上任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和1980年当选的美国总统里根的经济政策，在以下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1、面对的问题——滞胀：经济停滞、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并存，政府管制过度。 2、采取的措施——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任即实行四项措施：紧缩货币、压缩公共开支、减税刺激生产、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1981年初里根宣布的四项复兴经济纲领：减税，削减预算支出，撤销或放宽政府管理企业的有关法令规章，控制货币供应量。两位政治家所采取的措施共同蕴涵的基本经济哲学就是减少政府对于经济的控制和干预。 3、最终效果——滞胀得到有效控制，经济繁荣国力增强，同时政府财政赤字创历史新高。同时，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卸任后分别被评为“二战后最伟大的首相”和“美国历史上离任时威望最高的总统”。 而且，自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以后，美英两国关系已度过近三十年的蜜月期，这多少也说明经济关系对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力。不管“撒切尔-里根经济学”对于振兴美英经济取得成就贡献是否特别突出，但其确实从根本上重组了美英两国的经济结构。特别是里根，他所开创的经济政策新理念、并初步建立起来的新的政策框架，为持续经济增长、甚至为90年代的电脑、网络和生物技术等新技术革命创造了良好的商营环境。 如果要说不同，似乎仅在于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是出于一位政治家的“自觉实践”，而里根的经济政策则是一位政治家对货币主义、供应学派、新古典综合派主张的现实价值的“理性直觉”。 此外在实施后果上，尽管《论里根经济学》当时就独具慧眼地指出，里根高利率政策在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寻求到了一种新的均衡点和支撑点，同时，里根严控货币供应量，通过高利率、高赤字、低税率、低工资、缩减社会福利、放松政府管制，以扶持刺激高投资（包括巨额外资，扩大军费开支，客观推动新技术革命浪潮、企业兼并和私有化），实现“供应创造自身的需求”而非“需求创造自身的供应”，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此前杨鲁军发表的《高利率——美国经济的新特征》一文得到中国科学界泰斗钱学森的关注。但在今天看来，里根在其政策实践中，由于其政府职能——对内“管制”和“扶持”都是政府职能只是表现方式不同，对外军备竞赛和推进全球化带来的全方位贸易关系的需要——实际上在不断扩大，而加重政府赤字和债务负担——包括金融体系不良资产、社会保障欠帐等隐性债务——成为不可避免，实际上，里根经济学减税与预算平衡兼得的“拉弗尔曲线”并不成功。 同时，里根似乎确实曾经为政府举债方便而放松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从而为25年后的美国金融危机埋下伏笔。最近，并非像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 撰写的专栏文章——《给执着于凯恩斯的经济学家上历史课》所说的完全健忘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其《是里根干的》的专栏文章中指出，里根在1982年签署的《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案》，放松管制使银行业--其存款由联邦给予保障--可以滥用纳税人的钱，最好的情况是用这些钱投机，最坏的情况是干脆将钱据为己有。克鲁格曼认为，越深入探究当前危机的源头就会越清楚地发现，关键性的错误转折点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里根执政时期，造成当前金融混乱的罪魁祸首，是里根及其顾问班子。我还没有与鲁军交流过，作为《论里根经济学》一书的作者，不知他是否同意克鲁格曼今天的看法。 对此，英国华威大学荣誉教授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在发表《假如凯恩斯还活着》一文指出：市场可能是以古典和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方式运转的，但并非必须如此。因此，重要的是采取措施预防不良行为。“凯恩斯革命并不是优秀的科学战胜了愚昧的科学，而是良好的判断战胜了糟糕的判断。”但是，新古典综合派代表劳埃德·雷诺兹(L.G.Reynolds)在《宏观经济学：分析与政策》中早就指出: “经济学中的任何思想，几乎不会完全死亡。有些思想似乎在1940年已被埋葬，但现在又重新出现并赢得现代的支持者。这种思想包括：经济本来就比凯恩斯想的要稳定，……这就是说，经济学是一门活的学科，它从凯恩斯著作中汲取营养，但同时又超过它。” 经济学中这种“秉承与超越”现象，不仅是经济学思想发展的特征，是“劳动价值论”背后的原因，也是人类所有行为展开历史性变化（Change）的动力与价值所在。因此，有必要直接提出“思想价值论”。 所以，有网友说，经济的变化性太强，绝对不能单纯的依靠历史方案解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行文至此，我也想提出一个问题，这就是：今天，面对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我指的包括大型实体经济企业纷纷破产，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上涨，自然环境恶化，能源枯竭，商营环境恶化和各国基尼系数攀升——20世纪70年代困扰西方国家的“滞胀风险”已在发达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中初露端倪，甚至已经成为全球挑战，那么，今天世界各国政治家、理论家、战略思想家和商界领袖们，难道依然只能在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应学派或新古典综合学派、里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公平革命）之间，说白了在“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之间，又一次作非此即彼的“钟摆式选择”吗？ 如果25年前，30年前似乎只是所谓西方国家的“滞胀”，真的只是一个经济学或经济政策的问题，难道今天的人们依然会这样简单地看待人类全球经济行为的问题吗？ 在我看来，无论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效率与公平，通缩与通胀，发展与停滞，富民与强国，边界与通关，赤字与税率，投资与贸易，无论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争论到最后无非是个方法、手段、模式及其侧重点或孰先孰后动态平衡的问题，而现实情况即使仅仅是滞胀及其成因，其不确定性因素、非均衡因素、非理性因素也太多。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这叫“人算不如天算”，或“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且仅这一“智者之失”，可能就成“千古恨”！ 因此，如果人们继续遵循“就经济说经济”，或者说“单纯经济观点”的经济学思维方式，当下世界和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只会继续沦为“按下葫芦浮起瓢”顾此失彼的尴尬境地。我在农村长大，加起来只受过一年半学校教育，农民和生活本身是我的老师，所以，我比较早地明白一切所谓“发展”，包括人类创造的文明形态的基本目的，都是为了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和天下相安。这是人类，严格说是我们的先辈，世代感悟笃行着的丝毫不敢怠慢的大自然循环的常识和常态（亦即所谓“普世价值”）。我相信，把中国社会放到世界之中，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正面临着一个结构性转变的问题，今天的人类正处在一个“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到善待他者竞合共生”的历史转折点上。 从文明进程角度来讲，不管大家承不承认，人类基本上的发展，是从久古的狩猎文明，到农耕文明，到工商文明，再到生态文明的今天历时又共时性存在。从文明的起点上反过来看，从结构性问题上可以找到突破口。我们看到人类的发展有这样的主义，那样的模式，都代表着某个发展方式。关键问题是如何把生活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在新的文明形态上导向人类生活的基本目的。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发展是硬道理没有错，但发展不是目的本身，尤其是当发展基本等于美国人发明的GDP时，情况就可能完全走向了反面。而我们中国现在的发展，恰恰在这一根本点上迷失了方向，颠倒了人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似乎发展就是为了GDP，所有人的生活，特别是社会主流生活方式都在围绕“GDP增长率”的轴心运转。为了增长和增长率，人们完全忘记了罗马俱乐部1970年代关于“增长的极限”的告诫；为了寻求单边优势，完全忘记了1980年代冷战结束的原因，是那些富有眼光、勇气和慈悲心的人们意识到了“对抗的极限”；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人们为了谋求超额私利背信弃义昧着良心而不顾他者死活，而忘记信息时代“超限战”的现实，某个没有受到善待的年轻人（黑客）仅凭一己之力，就可以毁掉一个国家核心枢纽，使一个国家一夜之间陷入瘫痪，这就是我一直在说的“第三大极限”——即“施恶的极限”或“以强凌弱的极限”。 最近几年，我一直在想，人类如何才能超越“增长、对抗、施恶三大极限”这个问题。我想，如果说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价值理念果真是我所谓的共生主义（Symbiosism），而公民作为社会公共性的基本载体和生态文明的主体呈现者、受益者，那么，在社会政治的层面上，未来最可能也最值得期待的政治形式，也许是一种超越现行各式各样“利益共同体”的“公民共生体”——即一种充分体现尊严主义（东方）和自由主义（西方）传统、整合超越农耕文明和工商文明的全生态社会组织形态。 所以，根本问题，还是人和人性本身，是人的身心灵健康。“身心健康”是所有生灵的“课题”，唯“灵的健康”属于人类特有。所谓灵，并不神秘，无非是一种超然物外、己外的对上天、上帝、佛祖、三清、安拉……或者干脆说“大自然循环”的自我认知和超验感应，以及由此产生的某种“自觉而觉他”、“自爱而爱他”的行为约定。如《旧约》(上帝与以色列人的律法之约)、《新约》（上帝与所有人类的福音之约）及各种“经书”，只是对这种“灵性约定”、“灵验约定”的某种追忆、追述。在现实中，它往往表现为超越自己身心利益之上对于他者（Other,她它祂）的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 我想，由于身心灵健康大而言之是大自然循环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小而言之是社会和各种共同体内部循环的基本动因，所以，身心灵健康远不只是一个个人修为的问题。可以说，它也是真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甚至可以说“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是一种“全生态社会建设”的问题。我们的政治家、理论家、思想战略家和商界领袖们，如果再不改变人类行为的经济学思维方式，这场世界经济危机的最大风险将可能是另一次全球“大洪荒”，它不再是“天灾”，而是“人祸”，这就是操纵世界的强势精英们贪婪的无限制、无节制和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满足其贪婪的手段、资源的有限性之间永恒矛盾和周期性危机的总爆发！而基于经济学思维方式的修修补补的经济政策，最多只能暂时掩盖和推迟这一矛盾的总爆发。 基于共生思想建构的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发现了这样一种逻辑链条：经济（资本）的背后是劳动（价值），劳动的背后是思想（价值），而思想的背后是人的生命（价值）——身心灵健康！ 现行经济理论，或者干脆说经济学思维方式，无论是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或新保守主义，无论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或后凯恩斯主义，充其量说的都是人的经济行为的不同侧面及其动态平衡问题。人非牛马，亦非宠物，人的生活需要手段、工具，包括机器、理论、人及其组织的经济行为，你可以作为一个对象来研究，但千万不要迷失其中，以非为是，倒果为因、倒矢为的，以致忘记了人是目的，生活本身就是目的、每个人都有最基本的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Symbiotic Rights）这些一基本常识和常态。 人们之所以迷失，也许并非真糊涂，而是装糊涂。那么，人们为什么会装糊涂呢？很简单，因为装糊涂对可以操纵机器、理论、人及其组织经济行为的那一部分人——即所谓的权力精英、财富精英、知识精英这“三种人”——有明显的特殊好处。特别是在一个非共生关系或非伙伴关系模式的社会里，连什么可以进入经济行为的统计评价范畴，因而得到绩效肯定，什么不进入统计评价范畴，而得到不到认可，或“白干”——比如女人、家庭生产培养孩子（即所谓人力资本的生产）就没有作为长期投资和就业行为计入GDP或GNP，而是相反作为社会负担而加以限制；或“耗竭”——比如被政府或企业组织垄断的自然资源，还有大气、地球环境、人的健康至今没有作为能耗负值从GDP或GNP中扣除……还有更重要的游戏规则，等等，都是可以被人为地堂而皇之地操纵的。 金融危机不就是那些“操纵者”玩过火的结果之一吗？所以，当去年第一次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G20峰会即将召开之前，我曾著文热烈期待各国领袖们能动议制定一部继《谢尔曼反垄断法》（《资本论》发表23年后的1890年）之后，又一部划时代的国际法——《反操纵法》，尽管我很清楚这是我的一厢情愿。 由于操纵者享有这样的特权（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享有远远超出平均利润率之上的权利），同时，其行为又没有被有效监管，这部分貌似人类精英的“操纵者”们最好的情形，就是：出钱让一些人挖洞，出钱让另一些人把洞填平；而比单纯经济垄断者更可笑、可恶而可诅咒的情形，则是：用权把土地和树木铲平盖高楼大厦，再制造就业和服务的需求，过几年再重来一遍，循环往复，直至人类的乡村生活破坏殆尽，所有城市变成灯红酒绿、冷漠孤独的钢筋混凝土丛林。 因此，我的主张是：既然金融危机前的世界经济状态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那么，这其中应当正视并着手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回溯人类经济行为的统计评价历史，重建适应当下及今后经济社会生态运行价值评估体系及其客观参照物，亦即“全涵盖力的经济指标”。通过改变和重塑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及其客观参照物，建构一种全新的“全生态经济体系”。 这种“全涵盖力的经济指标”，是“全生态经济体系”的基础之一，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全生态经济体系其他部分包括：1、人类全生态经济图景，2、全生态的文化观念与体制，3、全生态的经济政策、规章和措施，4、共生关系的经济、社会、国际结构，5、建立在“共生主义”伦理哲学基点上的经济理论。但是，重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及其客观参照物，是改变的突破口！ 最近，我有幸读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权-性-钱”三部曲》，让我不胜惊奇惊喜而欣然。这里，我想顺便与读者分享一下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国际伙伴关系研究中心的创始人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的智慧和勇气。 理安·艾斯勒女士关于“伙伴关系模式和统治关系模式两种可能的基本社会模式”的理论，与我们的“从权力关系模式到共生关系模式”的理论，简言之，其“伙伴关系”与“共生关系”、“伙伴主义”与“共生主义”，简直不谋而合。如果我们把人类社会“从统治或权力关系模式，到伙伴关系模式，再到共生关系模式”，看作一个“统治-伙伴-共生”的历史链条，那么，理安·艾斯勒所阐述的“伙伴关系”，可看作既是“从特权主义到共生主义的一个世界性过渡”的绝妙建言，又是当今国际政治中出现许多国家自觉结成诸如“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现实写照。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艾斯勒女士还与他的丈夫大卫·罗耶一起首创全球第一个“国际伙伴关系研究中心”，身体力行她的理论主张和建言。 让我倍感亲切的，是理安·艾斯勒女士的新书《国家的真正财富——创建关怀经济学》。艾斯勒女士在该书中关于现今世界经济体系残缺性的批评，以及经济学的六大支撑基础，与我们关于“改变与重建人类经济行为的评价体系及其客观参照物”的出发点，也几乎是不谋而合。 艾斯勒女士已经通过“创建关怀经济学”的全方位努力，在理论上走得很远，让我们大受启发。艾斯勒甚至在该书中提出并主张用“生活质量（QL）测量指标和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取代诸如GDP和GNP这样的经济指标，以便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国民的幸福和环境的可持续性。艾斯勒富于天才的理论探索，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创建“全生态经济体系”的勇气和信心。 这里不妨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作为中国人提出展开的一种新的研究，即：“建设生态文明GDE全球经济社会生态一体化发展价值评估体系及其新参量研究”，简称：GDE新价值评估体系研究。我们的初步构想如下： 基于Energy一词，具有能源、能量、活力、产能、干劲、精力、能力、能效等多种涵盖力，而且，一切自然物质运动、社会生产运动和精神文化运动都是以一定量的Energy Conversion（能量转换或能源转换）为介质来完成的，因而，可以把人自身的生产、人的物质、精神生产，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全方位、全生态地加以观照参详。所以，也许用Energy Conversion总值来做经济社会生态一体化发展价值参量将更具有科学性、可行性。 这里的能量转换或能源转换，可以同时依据3个值的综合评价来加以计算（具体可以再细化，并作出若干理论模型与方法规则），即： 能产1：能量转换的消耗量（-值），生产过程消耗原材料量及对环境生态（包括社会公平损害率、游戏规则混乱带来社会交易成本、机会成本增长、国民身心健康受损、非法经济）破坏量等； 能产2：能量转换的产生量（+值），生产产出价值及环境（包括人自身的生产<如所谓“人口红利”>、家庭乡村社区公益经济、政府投资产值、市场投资产值包括巨额外资投资产值、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自然资源贡献率、社会公益建设贡献率、幸福指数）优化价值等； 能产3：创意（精神能量、思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金融创新、新技术革命和科技创新及自主知识产权、参与自然修复循环、时尚流行潮流生活方式）生产量（+值）。 这种“能产值123综合评价体系”，显然是一种人与自然经济社会生态一体化成长评价体系。能产值123综合评价体系，既把现行GDP或GNP的方法考虑在内，又把所谓Green GDP或Green GNP的方法考虑在内，还把“创意产业”（所谓GDC和GNC的方法）考虑在内了，同时全方位涵盖了人自身的生产、家庭生产、社区乡村生产、自然资源贡献、社会公益贡献、政府与市场投资的正负能产值。 在现实运用或运作过程中，能产值123综合评价体系内部3值之间将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包括不断重新评估的平衡。3值统计中第1值显然是负值，为了强化环境、气候、生态意识，人类首先应当了解自己“能量转换的消耗量（-值）”，其次才是正值，即第2值和第3值，相当于现在GDP或GNP的统计方法，但较之涵盖面宽阔得多。尤其是第3值，远不是目前所说的“文化创意产业”和“非物质文化创造”所能概括的，它将是从“知识经济”（后工业经济）到生态文明时代“生态经济”的主要评价指标和基本参量指标。 能产值123综合评价体系，或许可以提出三个与生态文明及其生态经济（自然创意经济）这一新增长模式相应的参量： 一是：国内能产转换值，即GDE=Gross Domestic Energy-conversion Conversion； 二是：国民能产转换值，即GNE=Gross National Energy-conversion Conversion； 三是：世界公民能产业转换值，即GWE= Gross world-Civil Energy-conversion Conversion。 我们相信，只有完成了生产业绩评价体系及发展参量的改变才能改变发展方式、增长模式和政府职能，从而超越在“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之间作选择的历史悖论。 新的参量，及其人与自然经济社会一体化成长评价体系，将改变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和生产、生活、生态格局。当美国金融海啸带来世界经济危机的同时，也给新的世界文明——即“生态文明”及其人类健康且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带来了转机；当世界新的“全生态经济体系”及其经济社会生态运行价值评估体系及其客观参照物，亦即“全涵盖力的经济指标”诞生之时——当然这其中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人们倾注自己天才秀的智慧——人类还需要死撑美国人80年前贡献的GDP及其增长率吗？ 最后，据说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赢得总统选举，靠的是“改变”两个字，我相信，那是因为美国人民同全世界人民一样，渴望“改变”，并且挚爱“改变的智慧”。我们的政治家、理论家、思想战略家和商界领袖们，有什么理由不顺水推舟，顺应这改变的世界潮流呢？如果奥巴马总统能够读到重版的《论里根经济学》和这篇序言，我在此冒昧地向提一个建议：聘请富有改变的智慧的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女士作他的战略顾问——我指的是超越奥巴马总统经济管理团队和外交管理团队的顾问。 本序言写到这里，必须赶紧打住了，如果需要一个题目，那么，我想借用上述《假如凯恩斯还活着》一文标题的句法，把这篇借题发挥的序言叫作《假如里根复活》。这里的“复活”，有二层含义，一是1994年给公众写那封令人忧伤的信，告诉大家他患上老人痴呆症的消息，说要真正退出公众视线了的里根，一直保持健全记忆和判断，二是葆有“复兴美国”坚定意志和乐观精神的里根。我很好奇，假如里根复活，他将“如何改变”？其实，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再次想起了现在已经85岁高龄而仍然耳聪目明的撒切尔夫人，到2002年还能写出她的《治国方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Statecraft : Strategies for a Changing World），到前年英国保守党还有人呼吁她出任党魁……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伟大的女性对世界也是对中国的警示与告诫，在谈到所谓“中国威胁论”时，她说，中国不会构成冷战时期苏联的那种挑战，她解释道：“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感染力的理论。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是啊，什么是“具有国际感染力的理论”？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逻辑，她首先应当“具有国内感染力”，而所谓理论的感染力，思想观念的感染力，则在于其所涵摄的核心价值具有文化覆盖性，在于其毫无阻隔地自然抓住人心，且温暖和照亮我们的灵魂，在于其体现了人类的普遍旨趣与价值！ 此时此刻，我突然想到鲁迅当年发表《未有天才之前》时的情形，于是，我禁不住还想问，我们这位当初年轻的《论里根经济学》的天才作者，后来下海亦学亦商，如今已然不算年轻的杨鲁军先生，将“如果改变”？而我们中国的社会土壤，现在准备好接纳“改变的天才”和具有国内国际普世感染力的思想观念了吗？ 是为序。 钱 宏 2009年6月13日于上海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凤凰新媒体凤凰博报首席评论员、中欧社会论坛首席顾问、创办“思想力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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