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里根復活？ ——寫於楊魯軍《論里根經濟學》再版之際 錢 宏 按語：今年又逢美國大選年，四年前，當Trump離開白宮之際，我寫了《Trump總統的三大政治遺產（理念和領導力）——寫於川普第一任總統離任日》(http://symbiosism.com.cn/5659.html)t和《Trumpism=SG2——化解人類“分裂-對立-衝突”及“美國百年挑戰”因應之道！》（http://symbiosism.com.cn/4347.html）兩篇文章，對我稱之為Trumpnomics（川普經濟學）之於美國和世界的重大創新（包括其已經展開的和未展開的部分），進行了一番富有“全球共生”及其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意義的總結！ 今天重刊15年前（2009）寫的這篇為楊魯軍《第二次革命——論里根經濟學（Reaganomics）》寫的序言《假如里根復活？》，希望讀者在80年代帶領世界走出“經濟滯脹”的“撒切爾夫人-里根經濟學”與反思和超越“單純經濟全球化”的“川普經濟學”之間的聯想，甚至產生與阿根廷總統反特權《五月公約》的“米萊經濟學”、孟加拉國學生反“配給制”運動及臨時政府首腦諾獎得主尤努斯“普惠金融學”之間的聯想，進而由“奧派經濟學”（Austrian Economics）的聯想，進入“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思維的現實拓展。 另外，我日前對一朋友轉發美國大選的中口水戰中的極端言論說：“我好奇的是你們曾經的和現在的川粉為何都這麼極端，不是美如花，就是爛泥巴”。這位朋友回復我說：“您屬於言語不極端，意志超堅定的川粉”。我對他說：“謝謝你慷慨給我一頂帽子，今天剛好買了一頂，我就不收了。我僅僅是誰做對了什麼就肯定什麼，所以會傻乎乎的在川普下台時，肯定他在任時做對了三件事，拜登都退選了，肯定他任內部分承接了川普的政經政策又把川普任性弄壞的盟友關係重新聯結起來了⋯⋯不過，他們做對了什麼也不過是盡己而已，算個人物吧！哲學共生人評估一切人，一切價值⋯⋯所以，我邏輯上沒有理由做任何人的粉絲！” 2024年9月3日於Vancouver 20世紀剛剛翻開80年代的第一頁，羅納德·里根以他“復興經濟計劃”的口號和樂觀的精神贏得了美國人民的信賴，入主白宮。他的復興計劃後來被稱為“里根經濟學”。 商務印書館《英漢證券投資詞典》解釋說：“里根經濟學，英語為：Reaganomics。名詞。不可數。由美國第40任總統羅納德•里根推行的經濟政策。主要內容包括支持市場自由競爭、降低稅收和公共開支、降低政府對企業經營的控制等。這些政策帶來了美國80年代後的經濟持續繁榮，拖垮了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 還在里根總統第一個任期內，一位天才的中國青年學子，就在醞釀撰寫一本大書——《論里根經濟學》。儘管該書正式出版已是1987初的事，但書中對“里根經濟學”超乎尋常的通透描述和精準判斷，直到今天依然如初。 這本大書的作者，就是中國新一代經濟學家楊魯軍。在評價1936年發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時的凱恩斯時，人們曾經寫道：“不光闡述了他認為的凡爾賽條約的整體經濟後果，而且確立了他作為一個有可以影響國家決策的實際從政經驗的經濟學家的地位。”如果不是後來發生眾所周知事件，我想，魯軍完全可能儕身於中國“可以影響國家決策的實際從政經驗的經濟學家”行列。 這就是我閱讀楊魯軍的舊作《論里根經濟學》後的感受。也是我最後答應為該書再版寫序的原因。不過，我不想再去充當一名導讀，也不打算對《論里根經濟學》進行學理評述，我相信原版中朱嘉明先生寫的序，以其深厚的學養和在學界的地位，已經表達得臻於完美且具權威性。這裡，我只想說出自己的上述感受後，借魯軍之題發揮一下我作為一個中國人對當今世界經濟理論，或者說經濟學思維方式和經濟政策將往何處去的看法，如果超出了讀者對一篇序言的閱讀期待，我在此先表示歉意。 我總感到，把一種經濟政策稱之為“經濟學”，有那麼點疙瘩。常識告訴我們，任何經濟政策都是對某種政治現實的策略反應，而政治，永遠包含着各種利益關係的衝突與調和，所以政治策略乃至經濟政策永遠不可能做到理論上的純粹性、徹底性、自洽性。反過來，任何經濟學或經濟學流派，無論是古典主義經濟學，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抑或新古典綜合派經濟學，都只能是基於某個大前提來建構其能夠形式化的理論模型。所以，凱恩斯正確地指出過：在不同時期，我們需要不同的經濟學模型。他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之所以精妙，就是因為包羅了種種適用於不同條件的模型。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也既不可能共時性，更不可能歷時性地策應一切經濟現實。 我想，里根經濟學，更多地是一種政策體系，而非學理意義上的經濟理論和分析方法。而作為一種國家政策體系中的經濟部分，事實上永遠不可能純粹到只是依賴某一種經濟理論和方法，如果真有這樣的國家或政府，無論其是否取得一時的輝煌或優勢，都是自廢武功行之不遠。 所以，我只能認為，所謂里根經濟學，是一種“准經濟學”，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引導人們排除偏見，深入了解里根經濟政策的結構和閾限，而避免文明社會的理論家陷入傳統社會（如政教合一的社會）那種只能為統治者的意志和政策作注的悲劇性命運的歷史窠臼。同時，也有利於理論家們明白另一個常識，即美國經濟學家哈里·約翰遜說的：“決定（學術理論——引者注）成敗的關鍵因素並非學術領域，而是政策的現實。新的觀點之所以贏得公共性和本行專家的吸取，並不在於它們的科學價值，而在於它們是否能夠為重要問題提供解決辦法，而這些問題又是已確立的正統觀念被證明為無力解決的”。 
在這個意義上，楊魯軍1987出版的《論里根經濟學》的智慧力量和現實針對性才得以顯現。 如果非要把一屆政府的經濟政策稱之為“經濟學”，那麼，把“里根經濟學”稱之為“撒切爾-里根經濟學”，也許更符合實際，更具有時代特徵，也更有助於今天的人們借鑑歷史，正視當下，面向未來。因為1979年上任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經濟政策和1980年當選的美國總統里根的經濟政策，在以下方面有着驚人的一致性： 1、面對的問題——滯脹：經濟停滯、高失業率和高通貨膨脹率並存，政府管制過度。 2、採取的措施——1979年撒切爾夫人上任即實行四項措施：緊縮貨幣、壓縮公共開支、減稅刺激生產、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1981年初里根宣布的四項復興經濟綱領：減稅，削減預算支出，撤銷或放寬政府管理企業的有關法令規章，控制貨幣供應量。兩位政治家所採取的措施共同蘊涵的基本經濟哲學就是減少政府對於經濟的控制和干預。 3、最終效果——滯脹得到有效控制，經濟繁榮國力增強，同時政府財政赤字創歷史新高。同時，撒切爾夫人和里根卸任後分別被評為“二戰後最偉大的首相”和“美國歷史上離任時威望最高的總統”。 而且，自撒切爾夫人和里根以後，美英兩國關係已度過近三十年的蜜月期，這多少也說明經濟關係對國際政治關係的影響力。不管“撒切爾-里根經濟學”對于振興美英經濟取得成就貢獻是否特別突出，但其確實從根本上重組了美英兩國的經濟結構。特別是里根，他所開創的經濟政策新理念、並初步建立起來的新的政策框架，為持續經濟增長、甚至為90年代的電腦、網絡和生物技術等新技術革命創造了良好的商營環境。 如果要說不同，似乎僅在於撒切爾夫人的經濟政策是出於一位政治家的“自覺實踐”，而里根的經濟政策則是一位政治家對貨幣主義、供應學派、新古典綜合派主張的現實價值的“理性直覺”。 此外在實施後果上，儘管《論里根經濟學》當時就獨具慧眼地指出，里根高利率政策在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之間尋求到了一種新的均衡點和支撐點，同時，里根嚴控貨幣供應量，通過高利率、高赤字、低稅率、低工資、縮減社會福利、放鬆政府管制，以扶持刺激高投資（包括巨額外資，擴大軍費開支，客觀推動新技術革命浪潮、企業兼併和私有化），實現“供應創造自身的需求”而非“需求創造自身的供應”，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此前楊魯軍發表的《高利率——美國經濟的新特徵》一文得到中國科學界泰斗錢學森的關注。但在今天看來，里根在其政策實踐中，由於其政府職能——對內“管制”和“扶持”都是政府職能只是表現方式不同，對外軍備競賽和推進全球化帶來的全方位貿易關係的需要——實際上在不斷擴大，而加重政府赤字和債務負擔——包括金融體系不良資產、社會保障欠帳等隱性債務——成為不可避免，實際上，里根經濟學減稅與預算平衡兼得的“拉弗爾曲線”並不成功。 同時，里根似乎確實曾經為政府舉債方便而放鬆對金融機構的監管，從而為25年後的美國金融危機埋下伏筆。最近，並非像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 撰寫的專欄文章——《給執着於凱恩斯的經濟學家上歷史課》所說的完全健忘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其《是里根干的》的專欄文章中指出，里根在1982年簽署的《加恩-聖傑曼存款機構法案》，放鬆管制使銀行業--其存款由聯邦給予保障--可以濫用納稅人的錢，最好的情況是用這些錢投機，最壞的情況是乾脆將錢據為己有。克魯格曼認為，越深入探究當前危機的源頭就會越清楚地發現，關鍵性的錯誤轉折點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里根執政時期，造成當前金融混亂的罪魁禍首，是里根及其顧問班子。我還沒有與魯軍交流過，作為《論里根經濟學》一書的作者，不知他是否同意克魯格曼今天的看法。 對此，英國華威大學榮譽教授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在發表《假如凱恩斯還活着》一文指出：市場可能是以古典和新古典理論所描述的方式運轉的，但並非必須如此。因此，重要的是採取措施預防不良行為。“凱恩斯革命並不是優秀的科學戰勝了愚昧的科學，而是良好的判斷戰勝了糟糕的判斷。”但是，新古典綜合派代表勞埃德·雷諾茲(L.G.Reynolds)在《宏觀經濟學：分析與政策》中早就指出: “經濟學中的任何思想，幾乎不會完全死亡。有些思想似乎在1940年已被埋葬，但現在又重新出現並贏得現代的支持者。這種思想包括：經濟本來就比凱恩斯想的要穩定，……這就是說，經濟學是一門活的學科，它從凱恩斯著作中汲取營養，但同時又超過它。” 經濟學中這種“秉承與超越”現象，不僅是經濟學思想發展的特徵，是“勞動價值論”背後的原因，也是人類所有行為展開歷史性變化（Change）的動力與價值所在。因此，有必要直接提出“思想價值論”。 所以，有網友說，經濟的變化性太強，絕對不能單純的依靠歷史方案解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行文至此，我也想提出一個問題，這就是：今天，面對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世界經濟衰退——我指的包括大型實體經濟企業紛紛破產，能源、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急劇上漲，自然環境惡化，能源枯竭，商營環境惡化和各國基尼係數攀升——20世紀70年代困擾西方國家的“滯脹風險”已在發達國家和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中初露端倪，甚至已經成為全球挑戰，那麼，今天世界各國政治家、理論家、戰略思想家和商界領袖們，難道依然只能在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供應學派或新古典綜合學派、里根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社會公平革命）之間，說白了在“政府管制與市場自由”之間，又一次作非此即彼的“鐘擺式選擇”嗎？ 如果25年前，30年前似乎只是所謂西方國家的“滯脹”，真的只是一個經濟學或經濟政策的問題，難道今天的人們依然會這樣簡單地看待人類全球經濟行為的問題嗎？ 在我看來，無論供給與需求，生產與消費，效率與公平，通縮與通脹，發展與停滯，富民與強國，邊界與通關，赤字與稅率，投資與貿易，無論政府管制與市場自由，爭論到最後無非是個方法、手段、模式及其側重點或孰先孰後動態平衡的問題，而現實情況即使僅僅是滯脹及其成因，其不確定性因素、非均衡因素、非理性因素也太多。用我們中國人的話說，這叫“人算不如天算”，或“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且僅這一“智者之失”，可能就成“千古恨”！ 因此，如果人們繼續遵循“就經濟說經濟”，或者說“單純經濟觀點”的經濟學思維方式，當下世界和中國經濟問題的解決，只會繼續淪為“按下葫蘆浮起瓢”顧此失彼的尷尬境地。我在農村長大，加起來只受過一年半學校教育，農民和生活本身是我的老師，所以，我比較早地明白一切所謂“發展”，包括人類創造的文明形態的基本目的，都是為了休養生息安居樂業和天下相安。這是人類，嚴格說是我們的先輩，世代感悟篤行着的絲毫不敢怠慢的大自然循環的常識和常態（亦即所謂“普世價值”）。我相信，把中國社會放到世界之中，無論中國，還是世界，都正面臨着一個結構性轉變的問題，今天的人類正處在一個“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到善待他者競合共生”的歷史轉折點上。 從文明進程角度來講，不管大家承不承認，人類基本上的發展，是從久古的狩獵文明，到農耕文明，到工商文明，再到生態文明的今天曆時又共時性存在。從文明的起點上反過來看，從結構性問題上可以找到突破口。我們看到人類的發展有這樣的主義，那樣的模式，都代表着某個發展方式。關鍵問題是如何把生活和生產方式的轉變，在新的文明形態上導向人類生活的基本目的。我想特別強調的是，發展是硬道理沒有錯，但發展不是目的本身，尤其是當發展基本等於美國人發明的GDP時，情況就可能完全走向了反面。而我們中國現在的發展，恰恰在這一根本點上迷失了方向，顛倒了人的目的與手段的關係，似乎發展就是為了GDP，所有人的生活，特別是社會主流生活方式都在圍繞“GDP增長率”的軸心運轉。為了增長和增長率，人們完全忘記了羅馬俱樂部1970年代關於“增長的極限”的告誡；為了尋求單邊優勢，完全忘記了1980年代冷戰結束的原因，是那些富有眼光、勇氣和慈悲心的人們意識到了“對抗的極限”；特別是1990年代以來，人們為了謀求超額私利背信棄義昧着良心而不顧他者死活，而忘記信息時代“超限戰”的現實，某個沒有受到善待的年輕人（黑客）僅憑一己之力，就可以毀掉一個國家核心樞紐，使一個國家一夜之間陷入癱瘓，這就是我一直在說的“第三大極限”——即“施惡的極限”或“以強凌弱的極限”。 最近幾年，我一直在想，人類如何才能超越“增長、對抗、施惡三大極限”這個問題。我想，如果說與生態文明相適應的價值理念果真是我所謂的共生主義（Symbiosism），而公民作為社會公共性的基本載體和生態文明的主體呈現者、受益者，那麼，在社會政治的層面上，未來最可能也最值得期待的政治形式，也許是一種超越現行各式各樣“利益共同體”的“公民共生體”——即一種充分體現尊嚴主義（東方）和自由主義（西方）傳統、整合超越農耕文明和工商文明的全生態社會組織形態。 所以，根本問題，還是人和人性本身，是人的身心靈健康。“身心健康”是所有生靈的“課題”，唯“靈的健康”屬於人類特有。所謂靈，並不神秘，無非是一種超然物外、己外的對上天、上帝、佛祖、三清、安拉……或者乾脆說“大自然循環”的自我認知和超驗感應，以及由此產生的某種“自覺而覺他”、“自愛而愛他”的行為約定。如《舊約》(上帝與以色列人的律法之約)、《新約》（上帝與所有人類的福音之約）及各種“經書”，只是對這種“靈性約定”、“靈驗約定”的某種追憶、追述。在現實中，它往往表現為超越自己身心利益之上對於他者（Other,她它祂）的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 我想，由於身心靈健康大而言之是大自然循環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小而言之是社會和各種共同體內部循環的基本動因，所以，身心靈健康遠不只是一個個人修為的問題。可以說，它也是真正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問題，甚至可以說“當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是一種“全生態社會建設”的問題。我們的政治家、理論家、思想戰略家和商界領袖們，如果再不改變人類行為的經濟學思維方式，這場世界經濟危機的最大風險將可能是另一次全球“大洪荒”，它不再是“天災”，而是“人禍”，這就是操縱世界的強勢精英們貪婪的無限制、無節制和人與社會、人與自然滿足其貪婪的手段、資源的有限性之間永恆矛盾和周期性危機的總爆發！而基於經濟學思維方式的修修補補的經濟政策，最多只能暫時掩蓋和推遲這一矛盾的總爆發。 基於共生思想建構的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發現了這樣一種邏輯鏈條：經濟（資本）的背後是勞動（價值），勞動的背後是思想（價值），而思想的背後是人的生命（價值）——身心靈健康！ 現行經濟理論，或者乾脆說經濟學思維方式，無論是古典主義和新古典主義或新保守主義，無論凱恩斯主義和新凱恩斯主義或後凱恩斯主義，充其量說的都是人的經濟行為的不同側面及其動態平衡問題。人非牛馬，亦非寵物，人的生活需要手段、工具，包括機器、理論、人及其組織的經濟行為，你可以作為一個對象來研究，但千萬不要迷失其中，以非為是，倒果為因、倒矢為的，以致忘記了人是目的，生活本身就是目的、每個人都有最基本的人權、事權、物權三位一體的共生權（Symbiotic Rights）這些一基本常識和常態。 人們之所以迷失，也許並非真糊塗，而是裝糊塗。那麼，人們為什麼會裝糊塗呢？很簡單，因為裝糊塗對可以操縱機器、理論、人及其組織經濟行為的那一部分人——即所謂的權力精英、財富精英、知識精英這“三種人”——有明顯的特殊好處。特別是在一個非共生關係或非夥伴關係模式的社會裡，連什麼可以進入經濟行為的統計評價範疇，因而得到績效肯定，什麼不進入統計評價範疇，而得到不到認可，或“白干”——比如女人、家庭生產培養孩子（即所謂人力資本的生產）就沒有作為長期投資和就業行為計入GDP或GNP，而是相反作為社會負擔而加以限制；或“耗竭”——比如被政府或企業組織壟斷的自然資源，還有大氣、地球環境、人的健康至今沒有作為能耗負值從GDP或GNP中扣除……還有更重要的遊戲規則，等等，都是可以被人為地堂而皇之地操縱的。 金融危機不就是那些“操縱者”玩過火的結果之一嗎？所以，當去年第一次應對全球經濟危機的G20峰會即將召開之前，我曾著文熱烈期待各國領袖們能動議制定一部繼《謝爾曼反壟斷法》（《資本論》發表23年後的1890年）之後，又一部劃時代的國際法——《反操縱法》，儘管我很清楚這是我的一廂情願。 由於操縱者享有這樣的特權（用經濟學的話說，就是享有遠遠超出平均利潤率之上的權利），同時，其行為又沒有被有效監管，這部分貌似人類精英的“操縱者”們最好的情形，就是：出錢讓一些人挖洞，出錢讓另一些人把洞填平；而比單純經濟壟斷者更可笑、可惡而可詛咒的情形，則是：用權把土地和樹木剷平蓋高樓大廈，再製造就業和服務的需求，過幾年再重來一遍，循環往復，直至人類的鄉村生活破壞殆盡，所有城市變成燈紅酒綠、冷漠孤獨的鋼筋混凝土叢林。 因此，我的主張是：既然金融危機前的世界經濟狀態顯然是不可持續的，那麼，這其中應當正視並着手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回溯人類經濟行為的統計評價歷史，重建適應當下及今後經濟社會生態運行價值評估體系及其客觀參照物，亦即“全涵蓋力的經濟指標”。通過改變和重塑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評價體系及其客觀參照物，建構一種全新的“全生態經濟體系”。 這種“全涵蓋力的經濟指標”，是“全生態經濟體系”的基礎之一，是其有機組成部分。全生態經濟體系其他部分包括：1、人類全生態經濟圖景，2、全生態的文化觀念與體制，3、全生態的經濟政策、規章和措施，4、共生關係的經濟、社會、國際結構，5、建立在“共生主義”倫理哲學基點上的經濟理論。但是，重建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評價體系及其客觀參照物，是改變的突破口！ 最近，我有幸讀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權-性-錢”三部曲》，讓我不勝驚奇驚喜而欣然。這裡，我想順便與讀者分享一下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國際夥伴關係研究中心的創始人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的智慧和勇氣。 理安·艾斯勒女士關於“夥伴關係模式和統治關係模式兩種可能的基本社會模式”的理論，與我們的“從權力關係模式到共生關係模式”的理論，簡言之，其“夥伴關係”與“共生關係”、“夥伴主義”與“共生主義”，簡直不謀而合。如果我們把人類社會“從統治或權力關係模式，到夥伴關係模式，再到共生關係模式”，看作一個“統治-夥伴-共生”的歷史鏈條，那麼，理安·艾斯勒所闡述的“夥伴關係”，可看作既是“從特權主義到共生主義的一個世界性過渡”的絕妙建言，又是當今國際政治中出現許多國家自覺結成諸如“夥伴關係”、“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現實寫照。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艾斯勒女士還與他的丈夫大衛·羅耶一起首創全球第一個“國際夥伴關係研究中心”，身體力行她的理論主張和建言。 讓我倍感親切的，是理安·艾斯勒女士的新書《國家的真正財富——創建關懷經濟學》。艾斯勒女士在該書中關於現今世界經濟體系殘缺性的批評，以及經濟學的六大支撐基礎，與我們關於“改變與重建人類經濟行為的評價體系及其客觀參照物”的出發點，也幾乎是不謀而合。 艾斯勒女士已經通過“創建關懷經濟學”的全方位努力，在理論上走得很遠，讓我們大受啟發。艾斯勒甚至在該書中提出並主張用“生活質量（QL）測量指標和物質生活質量指數（PQLI）”，取代諸如GDP和GNP這樣的經濟指標，以便準確地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活動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國民的幸福和環境的可持續性。艾斯勒富於天才的理論探索，極大地鼓舞了我們創建“全生態經濟體系”的勇氣和信心。 這裡不妨簡單介紹一下我們作為中國人提出展開的一種新的研究，即：“建設生態文明GDE全球經濟社會生態一體化發展價值評估體系及其新參量研究”，簡稱：GDE新價值評估體系研究。我們的初步構想如下： 基於Energy一詞，具有能源、能量、活力、產能、幹勁、精力、能力、能效等多種涵蓋力，而且，一切自然物質運動、社會生產運動和精神文化運動都是以一定量的Energy Conversion（能量轉換或能源轉換）為介質來完成的，因而，可以把人自身的生產、人的物質、精神生產，以及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係全方位、全生態地加以觀照參詳。所以，也許用Energy Conversion總值來做經濟社會生態一體化發展價值參量將更具有科學性、可行性。 這裡的能量轉換或能源轉換，可以同時依據3個值的綜合評價來加以計算（具體可以再細化，並作出若干理論模型與方法規則），即： 能產1：能量轉換的消耗量（-值），生產過程消耗原材料量及對環境生態（包括社會公平損害率、遊戲規則混亂帶來社會交易成本、機會成本增長、國民身心健康受損、非法經濟）破壞量等； 能產2：能量轉換的產生量（+值），生產產出價值及環境（包括人自身的生產<如所謂“人口紅利”>、家庭鄉村社區公益經濟、政府投資產值、市場投資產值包括巨額外資投資產值、可再生與不可再生自然資源貢獻率、社會公益建設貢獻率、幸福指數）優化價值等； 能產3：創意（精神能量、思想、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創新、金融創新、新技術革命和科技創新及自主知識產權、參與自然修復循環、時尚流行潮流生活方式）生產量（+值）。 這種“能產值123綜合評價體系”，顯然是一種人與自然經濟社會生態一體化成長評價體系。能產值123綜合評價體系，既把現行GDP或GNP的方法考慮在內，又把所謂Green GDP或Green GNP的方法考慮在內，還把“創意產業”（所謂GDC和GNC的方法）考慮在內了，同時全方位涵蓋了人自身的生產、家庭生產、社區鄉村生產、自然資源貢獻、社會公益貢獻、政府與市場投資的正負能產值。 在現實運用或運作過程中，能產值123綜合評價體系內部3值之間將保持一種動態平衡，包括不斷重新評估的平衡。3值統計中第1值顯然是負值，為了強化環境、氣候、生態意識，人類首先應當了解自己“能量轉換的消耗量（-值）”，其次才是正值，即第2值和第3值，相當於現在GDP或GNP的統計方法，但較之涵蓋面寬闊得多。尤其是第3值，遠不是目前所說的“文化創意產業”和“非物質文化創造”所能概括的，它將是從“知識經濟”（後工業經濟）到生態文明時代“生態經濟”的主要評價指標和基本參量指標。 能產值123綜合評價體系，或許可以提出三個與生態文明及其生態經濟（自然創意經濟）這一新增長模式相應的參量： 一是：國內能產轉換值，即GDE=Gross Domestic Energy-conversion Conversion； 二是：國民能產轉換值，即GNE=Gross National Energy-conversion Conversion； 三是：世界公民能產業轉換值，即GWE= Gross world-Civil Energy-conversion Conversion。 我們相信，只有完成了生產業績評價體系及發展參量的改變才能改變發展方式、增長模式和政府職能，從而超越在“政府管制”與“市場自由”之間作選擇的歷史悖論。 新的參量，及其人與自然經濟社會一體化成長評價體系，將改變中國和世界經濟發展的評價體系和生產、生活、生態格局。當美國金融海嘯帶來世界經濟危機的同時，也給新的世界文明——即“生態文明”及其人類健康且可持續的生活方式——帶來了轉機；當世界新的“全生態經濟體系”及其經濟社會生態運行價值評估體系及其客觀參照物，亦即“全涵蓋力的經濟指標”誕生之時——當然這其中還有大量的工作有待人們傾注自己天才秀的智慧——人類還需要死撐美國人80年前貢獻的GDP及其增長率嗎？ 最後，據說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贏得總統選舉，靠的是“改變”兩個字，我相信，那是因為美國人民同全世界人民一樣，渴望“改變”，並且摯愛“改變的智慧”。我們的政治家、理論家、思想戰略家和商界領袖們，有什麼理由不順水推舟，順應這改變的世界潮流呢？如果奧巴馬總統能夠讀到重版的《論里根經濟學》和這篇序言，我在此冒昧地向提一個建議：聘請富有改變的智慧的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女士作他的戰略顧問——我指的是超越奧巴馬總統經濟管理團隊和外交管理團隊的顧問。 本序言寫到這裡，必須趕緊打住了，如果需要一個題目，那麼，我想借用上述《假如凱恩斯還活着》一文標題的句法，把這篇借題發揮的序言叫作《假如里根復活》。這裡的“復活”，有二層含義，一是1994年給公眾寫那封令人憂傷的信，告訴大家他患上老人痴呆症的消息，說要真正退出公眾視線了的里根，一直保持健全記憶和判斷，二是葆有“復興美國”堅定意志和樂觀精神的里根。我很好奇，假如里根復活，他將“如何改變”？其實，我這樣說是因為我再次想起了現在已經85歲高齡而仍然耳聰目明的撒切爾夫人，到2002年還能寫出她的《治國方略——應對變化中的世界》（Statecraft : Strategies for a Changing World），到前年英國保守黨還有人呼籲她出任黨魁……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位偉大的女性對世界也是對中國的警示與告誡，在談到所謂“中國威脅論”時，她說，中國不會構成冷戰時期蘇聯的那種挑戰，她解釋道：“因為中國沒有那種可用來推進自己的權力而削弱我們西方國家的具有國際感染力的理論。今天中國出口的是電視機，而不是思想觀念。” 是啊，什麼是“具有國際感染力的理論”？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邏輯，她首先應當“具有國內感染力”，而所謂理論的感染力，思想觀念的感染力，則在於其所涵攝的核心價值具有文化覆蓋性，在於其毫無阻隔地自然抓住人心，且溫暖和照亮我們的靈魂，在於其體現了人類的普遍旨趣與價值！ 此時此刻，我突然想到魯迅當年發表《未有天才之前》時的情形，於是，我禁不住還想問，我們這位當初年輕的《論里根經濟學》的天才作者，後來下海亦學亦商，如今已然不算年輕的楊魯軍先生，將“如果改變”？而我們中國的社會土壤，現在準備好接納“改變的天才”和具有國內國際普世感染力的思想觀念了嗎？ 是為序。 錢 宏 2009年6月13日於上海 作者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鳳凰新媒體鳳凰博報首席評論員、中歐社會論壇首席顧問、創辦“思想力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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