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常征

田老板介绍的人名叫常征。是他以前的大客户之一，每年他都到赌场来玩几次，一般来的时候要田老板提供一千万筹码，玩二天就回去，赢了他只拿走一部分，其余存在赌场里，下次再用。输了他回去一个星期内肯定就把钱汇过来。感觉他不差钱，是来赌场散散心的节奏。他非常自律，有常人无法达到的自制能力，冷静，敏锐。因此，相比众多热衷和沉迷的赌徒，他是极少数赢多输少的高手。

2020年疫情期间，他突然单身一人来了，在凯旋大酒店长住五年之久。他一直深居简出，独来独往。每天仅带两万元钱来赌场玩一次，赢几千元就离场，有时输几千元他也会停下来回酒店房间休息。赌场经理偷偷为他记账，每一个月下来，他大致能赢十万左右。在赌场这种极其考验人性的地方，贪欲和恐惧会让众人都失去理性，他能长此以往坚持不贪不惧，保持赢率，这是很不容易的。

他在这里唯一只有田老板这个点头之交的朋友，偶尔也有国内朋友和少数缅甸的名人来看望他。所以田老板知道他来历不凡，一直敬而远之。

他昨天和我擦肩而过，之后，告诉田老板想约我。

我知道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曾经像一颗耀眼的明星时常在我年青时的脑海中闪耀。

在我大一的时候，校学生会请了两个优秀校友作专场报告，相当于入学教育的一部分。常征是其一。年轻的他在讲台上沉稳从容地讲述自己的经历，介绍在学校里的收获和毕业后的发展，特别是对中国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的描述，预测，展望，从全新的，高屋建瓴的视角给我这样刚从高考挣脱上来的傻小子上了永生难忘的一课。

常征是他成年后给自己改的名字。他的父亲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重要人物。幼年时期他在北京中南海里面居住。但是还没到文革，全家就被赶到外地。文革期间他回到北京参加了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而后加入大名鼎鼎的“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参加了诸多的行动，在六次冲击公安部之后，进了监狱待了几个月。出来后他回家发现父亲早被抓走，母亲也不知被关押在哪里。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自顾不暇，只有托他父亲的战友把15岁的他送进军队，在内蒙古的一个军队马场里圈了一年多。呆腻了后他溜回北京，脱下军装以初中毕业生名义和一群同学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不久他们一起越境缅甸，参加了缅甸共产党领导的“缅甸人民军”。抱着支援世界革命的信念，模仿他们父辈打江山的踪迹，他们在缅甸的崇山峻岭中，勇猛顽强，出生入死的与缅甸政府军战斗。不幸在滚弄战役中，他的战友们大部分战死，他重伤被送到医院，躺了半年才能下床。都以为他从此丧失活动能力了，辗转被回到建设兵团。兵团早已经把他除名了，只能以知青名义把他重新安排在云南一个偏远山寨里。不想在山寨里农民的照顾下，半年后他又生龙活虎地满血复活。他是个闲不住的人，给山寨设计了几个方案，把山溪水引到寨里，加上消毒，澄清，再用竹筒引进各家灶台。一时引起轰动，县知青办和公社把他树为典型。按照当时的火线入党的做法，入了党，做了寨里的党支部书记。

当时云南省革委会的领导，听说了他的事迹，专门接见他。见面一问起他父亲名字，立即发现是老首长的儿子，征求他的意见后，把他安排去了武汉，在军区大院警卫部队里当了班长。这应该算是他第三次参军。

不过，半年后，正在他要被提干，升为排长之际，林副统帅出事了。武汉军区的领导和云南那位领导都与林 副统帅有关联，连带他也成为审查对象，隔离关押了一年多，放出来到当地钢铁公司当工人。这是他第二次坐牢。

经此事变之后，他整个人完全变了，从一个热血青年变成积极思索，努力探寻人生方向的冷静的观察者。对伟大领袖狂热崇拜的温度下降到零点。因此在工厂里他埋头于自己能收集到的各种书籍里。在当时层出不穷的运动中保持着不温不火的消极状态。

1976年三月底他不声不响地去了北京。不几天他在“四五”的天安门现场被抓，关押了一周，遣送回来。这是他第三次坐牢。

其实经过多年革命的折腾，那时期大家潜意识里都厌倦文革，他被遣送回来后，也没太为难他，开了场口号式对他的批斗会糊弄了上级也就算了。

然后文革结束了，他的父亲的名字也重新以领导人身份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都以为他要离开，可是他不肯走。他拜了省图书馆的一个教授为老师，有空就去图书馆里和老师一起泡在故纸堆里。他哥哥和姐姐都回了北京，要他也回去并安排恢复军籍，劝过多次，不为所动。

1977年恢复高考，他也报名了。知道他初中课程都没有学过，看他复习时捧着数学书学一元一次方程。都认为他去参加高考是在讲笑话。

钢铁公司的年轻人报名参加高考的有五百多，其中大半是文革的老三届，技校，中专的毕业生，居然最后过了分数线的有他和其它不到五十人，而且他凭成绩第一批接到了录取通知书，进入了XX大学历史系。

入学后，因为一场辩论他成了学校轰动一时的人物。那是因为XX大学是全国著名高校之一，校长是中国思想解放的先行者，也鼓励学生有积极探索求真的精神，碰巧在课堂上教授在讲述“两个凡是”中被常征起身质疑，因此校长结合当时中国社会思想舆论的争论中心，在学校组织了“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会。常征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教授的毛思想是唯一标准进行唇枪舌战的辩论。他引经据典的精彩演说多次获得全场热烈掌声。在那个大众都没有走出对领袖的迷信和崇拜的愚昧年代里，他敢于破除迷信 ，言辞犀利地批判多年形成的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许多言论振聋发聩。

隔了一年，他又惹出了一件大事。学校放暑假期间，他观察到一个事情，因为学校校园太大，教学点也分散。因此学生需要有自行车帮助赶时间，比如从宿舍到食堂，宿舍去课堂，特别是一二节课和三四节课需要换课堂，必须尽快赶到教室占据一个好座位，学生们的自行车洪流成为校园风景。可是到了毕业生离校和暑假期间，这些自行车在校园内扔得遍地都是，残破不堪。在那个年代，一个国营工厂二级工人也只三十多元工资，自行车当然不是个小资产。所以他做了一件事：他租了后勤部的一个废场地，请了他原来钢铁公司的退休的一个老工人，在毕业典礼后，挂了个牌子，以10元至二十元价格根据自行车的新旧程度收购。毕业生是废物利用，其他同学们急于暑假回家，本来要扔的自行车能换点钱是好事，纷纷送来。一次收了三千多辆，堆在那里。老工人和他用一个暑假，擦洗，维修，装配。到开学时候，他把那一排排精光锃亮的自行车以三十至五十元的价格出售。比照当时的新自行车过百元的价格来说，常征的自行车颇为抢手，迅速售磬。除掉租场地，收购旧车，老工人的工资，购买的自行车配件等成本。常征净赚五万元。在当时“万元户”都凤毛麟角的时代，他这五万元引起很多人非议，学校保卫部甚至打了报告说这是投机倒把，要没收违法所得，追究刑事责任。

是校长批示了这是学生解放思想的社会实践活动，不要上纲上线，保了常征没被第四次入狱。

可以说，他就注定了不是一般人。

毕业时他三十岁，被分配去了人民日报社。

我在台下听他回母校作报告时，他已经是全国的知名记者，发过很有分量的几篇文章。他对我们这些学弟学妹在学校的学习方向，方法的指点，看待世界发展趋势，中国搞改革开放的步伐预测，分析得头头是道，让我口服心服。

听他报告后现在过去快三十年了，他怎么出现在这里，我当然很好奇。

常征的房间有很考究的茶具，我们都喜欢普洱茶。

他认识我，因为他与张秘书长和苗厅长很熟，他们提起过我。

这样我们得以在缅甸的夜空下，泯着普洱，促膝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