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正常的民主社會，各類人才的流動會遵循一個優勝劣汰的運行機制，即人才通過公平競爭優勝劣汰原則各得其所，使真正德才兼備的人脫穎而出，能者上庸者下。無論是機關、單位、學校、公司、企業、科研機構乃至軍隊，官員的選拔任免、職稱的評定升降等等，都需要納入這一體系中運行。在這種人才正序流動的環境中，既可以實現個體價值的最大化，又能為社會發展做到人盡其才，從而實現人才輩出的良性循環，使社會充滿生機和活力。

這個人才流動機制一旦呈現反向運作，由能者上庸者下變為庸者上能者下，劣勝優汰，這就形成了反常態的逆淘汰機制。

一個正向淘汰機制會使一個社會人才輩出生機勃勃；逆淘汰機制剛好相反，會使庸才當道小人得志，把持各級權力，占盡各種社會資源；而真正的社會菁英被壓制、排擠、打擊乃至被逐出局外，發生所謂“劣幣驅逐良幣”，最終導致拖垮整個社會的發展進步。

01

社會逆淘汰現象最突出的表現在體制內的官場上，而後由官場向社會其他領域各個角落輻射擴散。今日大國官場中的逆淘汰現象已是有目共睹的一種無法擺脫的伴隨性頑症。

在官場上，不同的利益資源被各種裙帶關係的利益圈子所壟斷，阿諛奉承、行賄受賄的腐臭風氣充斥在東西南北中各個角落。溜須拍馬、送禮行賄、趨炎附勢、賣官鬻爵之風長盛不衰。嫉賢妒能、任人唯親、任人為錢、任人唯忠不僅成為官場標配，並且成為廟堂之上袞袞諸公升遷上位的“潛規則”和“顯規則”。不行賄的敗給行賄的，行賄少的敗給行賄多的。從錢財到奢侈品再到工程項目甚至到性，無不成為行賄受賄之物。一旦被加官進爵，又要時時處處表現出對上司的效忠，以便保住既得利益並不斷使自己的官運亨通。選拔任命各級管理者的德才標準完全讓位於對上一級權力的行賄“力度”和忠誠程度這個唯一標準。對於官員的選拔任用，從任人唯親到任人唯錢到任人唯忠再到任人唯利益圈子。有兩個人們熟知的民間俗語對官場這一現象和危害概括得頗為精準：一個是“武大郎開店——比他高的不用”；一個是“黃鼠狼下耗子——一窩不如一窩。”

當官場成為一群嫉賢妒能且彼此爭寵踩踏的名利場時，仕途中人要莫隨波逐流與之同流合污，要莫潔身自好被邊緣化乃至被排擠出局。更不幸者，有些人才還會遭到權力者的殘酷打壓。在這樣的官場逆淘汰生態中,各類社會精英賢達不僅被權力堵死了上升的空間，而且還隨時處在可能被強加罪名遭到重擊的風險之中。那些德才兼備者或者是在洞悉了真相後選擇退避三舍遠離官場；或者是被蒙蔽入局後在半途遭到擠兌打壓狼狽出局。

於是，在呈現大範圍逆淘汰現象的官場上，烏央烏央的吮癰舐痔、不學無術之徒登堂入室，沐猴而冠，堂而皇之地占據了各級主導地位。一幫只會阿諛奉承並在各種政治秀場中充當權力寵狗和鷹犬的投機份子以及趨炎附勢、寡廉鮮恥之輩蛇鼠一窩，把持了各行業的管理大權，混得如魚得水，正所謂“金鐘毀棄，瓦釜雷鳴”。

逆淘汰最大的危害是各級庸才昏官專權、濫權，不作為和亂作為成為常態，給整個社會政治經濟外交秩序帶來混亂，直到徹底摧毀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和國際信譽，最終導致國家的崩潰。

02

對於這種官場逆淘汰現象，人們似乎已經覺得是司空見慣之事，甚至意識不到它在人們的生活中有什麼不正常。這是因為它在長久地滲透在人們生活中以後的產生的一種麻木狀態，如同孔子所說“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問其臭。”

一個社會逆淘汰之惡到底能夠走多遠呢？

20世紀中葉，中國社會曾發生了重大變革。國家政權的轉換使得一批對新政權抱有期待的社會精英沒有隨舊政府進退，而是堅守原地，等待着一個新天地的到來。另有一大批身居海外的赤子達人也在改朝換代中紛紛從世界各個角落回歸祖國懷抱，意欲大展雄才一酬報國之志。然而後來發生的事人所共知，這些社會各界的精英賢達很快發現他們身陷一個逆淘汰環境之中。在隨後二十年左右的時間裡，他們先後被“三反五反”、“反右”和“文革”等一波波嚴酷的政治整人運動反覆衝擊，從而使各個領域中無數懷揣着一腔報國熱情的知識菁英遭到一次次無情打擊，製造了數不清的假案冤案和人道慘劇。

翻開這段並不太久遠的歷史，滿篇皆是不忍卒讀的文字。這裡僅摘編其中幾則：

陳寅恪（1890-1969），學貫中西的一代大師，被尊為“中國最博學的人”。上世紀中葉政權轉換後執意留在大陸。文革中被扣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受到紅衛兵反覆批鬥，其工資被凍結，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稿也遭洗劫。他的被糊滿了大字報的住所被形容為“白色棺材”。當年過七旬的他被非人折磨得臥床不起時，紅衛兵又把高音喇叭架在他的床頭大聲播放。1969年10月7日陳寅恪在廣州因心力交瘁溘然長逝，一個月後其妻子唐篔也悽然離世。

蕭光琰（1920-1968），石油化學專家。在美國期間曾獲石油行業的最高榮譽——“石油金質獎章”。新政建立後他幾經波折回到祖國意欲一展報國夙願。然而，蕭光琰回國不到一年，一個專門針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便臨到了他的頭上。有着留美背景的蕭光琰自然被列為“重點批判對象”遭到批鬥。幾年後的又一場名為“拔白旗”的新運動開始後，蕭光琰再次成為打擊目標。一時間，研究所批判他的大字報鋪天蓋地。1966年文革爆發後蕭光琰即被關押。這期間因為不堪日以即夜的殘酷毆打和侮辱蕭光琰憤而服毒自殺。三天后，其妻子和15歲的女兒也雙雙自殺身亡。

沈元（1938-1970）中國歷史學家。1955年，沈元以全國高考文史類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1957年被打成“右派”受盡虐待。文革爆發後沈元再次被批鬥，未婚妻也受到牽連，兩人被趕出家門無處容身。1968年9月1日，沈元走投無路，以黑鞋油塗面扮裝黑人慾進入某非洲國家駐華使館避難被公安逮捕。1970年4月18日被槍決。更為荒唐的是兩年後，其家人才收到槍決通知並被索要5分錢的子彈費，其屍骨早已不知去向。

董堅毅，哈佛大學博士，1952年滿懷報國熱情毅然回國。1955年投身於支援大西北建設中。兩年後被打成右派送進甘肅夾邊溝農場勞改。1960年大饑荒襲來，董和同樣被關押這裡的三千多名勞改人員一樣不能倖免。董堅毅去世時只有35歲。他的妻子前來夾邊溝探望他時只找到一具殘缺不全的遺體，周身皮肉已被飢餓的難友割食一空，僅剩下一個頭顱掛在骨架之上，其狀之慘，難以直視。

羅隆基、王造時、彭文應，曾被稱為“安福三才子”。安福是江西的一個偏僻小縣。20世紀初，這三位年輕才俊由這裡走進了千里之外的清華園。後來，羅隆基稱為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王造時成為威斯康星大學的政治學博士，而彭文成為威斯康星大學的政治學碩士。新政權建立後，三人義無反顧地回到祖國投身新的環境中。1957年三人全都被打成“右派分子”遭受批判。在後來的文革中，他們再次被更加猛烈的政治風暴所衝擊，最終在這場運動中三人無一倖免地死於非命。

…………

 以上僅僅是成千上萬受到逆淘汰機制迫害的知識菁英中的幾個案例，像這樣被整死和被逼自殺的人因為太多無法一一列舉。

一個正常國家的發展與進步除了依靠先進的政治制度以外，主要依靠各種人才，這一點已經被許多發達國家的發展歷史所反覆證明，從英國的工業革命，到後來美國的崛起無不如此。然而，在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史中曾一度遵從的邏輯卻是“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分子被污稱為“臭老九”。主流媒體的宣傳機器一方面虛偽地宣稱工農群眾是國家主體和主要依靠力量，另一方面又真刀真槍地把知識分子列為被改造和防範的對象“批倒斗臭”，甚至認定為國家潛在的敵人。這種與人類文明發展反向操作行為，給國家知識精英和社會發展都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深重災難。自上世紀中葉開始後的幾十年間，幾乎每一場政治運動都把主要打擊對象對準了社會知識菁英，在“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的無情暴擊之下，成千上萬不惜放棄個人利益報效祖國和人民的知識分子幻想被粉碎人身被拋棄，有的身陷囹圄，還有的被肉體消滅。許許多多國家棟梁之材遭到了家破人亡的滅頂之災。面對這樣的處境，這些社會的菁英分子只剩下兩個選擇：或者退縮一隅徹底沉寂；或者自我輕賤投靠權力。

這樣的社會逆淘汰惡果很快就顯現了：到上世紀70年代中後期，這一大面積的社會逆淘汰趨勢徹底擊垮了一個國家的生機和活力，使全社會呈現一派政治晦暗經濟蕭條的衰敗局面，不要說快速發展，整個國民經濟都已經處在了崩潰的邊緣。這一慘痛的史實令許多人至今記憶猶新。

回顧和列舉這段慘痛的社會逆淘汰歷史，主要是說明社會逆淘汰在某些地域裡究竟曾達到過怎樣邪惡的程度。

03

通常情況下，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中不會出現逆淘汰現象。因為它不符合社會發展規律，不符合大眾的根本利益。觀察這種社會逆淘汰現象就會發現一個事實，就是這種腐敗不堪的社會醜態多發生在集權專制主導下的國家而很少發生在民主國家。這就讓人們思考這一現象產生或形成的機理是什麼，換言之，就是這個現象發生的根源是什麼。

專制體制與民主體制最本質的區別在於政權的目的性。民主政權的終極目的是為了謀求和守護全體公民的利益，目的指向於社會進步和民生福祉；專制政權的終極目的是少數獨裁者及其專制集團的私利，目的指向將國家資財據為己有並世代承襲。

正是由於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權目的才導致了在選拔和使用人才上的大相徑庭。一個真正為了人們的政權必然衍生出正向淘汰機制，使得那些一心為民德才兼備的人才源源不斷地湧現出來，成為各個行業的領軍人物，從而實現民富國強。反之，一個國家政權以獨裁者及其利益團伙私利為目的時，那些富有公心和才幹的正義之士必然被這樣的權力機器所不容，從而大面積形成逆向淘汰機制。

所以，一個政權的性質決定了其人才流動的機制，而政權目的是人才流動機制性質的決定性因素，也是人才流動機制產生的根源。

在專制國家的擁權者眼裡，什麼民生福祉國家利益比之他們手中的權力腚下的位子都一文不值。他們選人用人的首要條件是對他們自己的效忠，必須符合他們權力的目標，做他們獲取私利的家奴和看家護院的鷹犬。所以他們要的是忠心侍主的“奴僕”、“舔狗”而不是什麼德才兼備的人才。相反，越有德會越和他們“離心離德”；越有才越襯托出他們的庸碌無能，對他們的權力構成的威脅就越大。

社會逆淘汰環境中的所謂“劣幣驅逐良幣”，其“良幣”並非特指某些專業人才或技術能人，而主要是指那些“三觀”純正、德才俱優的人才。德行正道的專業人才與坐擁大權的腐敗團伙在觀念與利益訴求上必定相悖，這樣的人才別說被權力選用，甚至巴不得除之而後快，正所謂“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而忠犬般的平庸之輩才是他們最為青睞和最受寵溺的人力資源。

社會逆淘汰機制產生的根源是以權謀私。在逆淘汰機制的政治生態中，從最高權力者到各級官僚，掌控權力的唯一目的是獲取私利。

當國家政權實際上是以獨裁者及其利益團伙私利為目的時，逆淘汰現象就會成為一種必然發生和普遍存在的現實。因為任何德才兼備為民求利的菁英人才都會成為這種當權者的眼中釘和對立面，並且“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因此，逆淘汰現象是專制體制維護其統治權力和各級官僚利益的必然產物。

當然，沒有一個專制政權會公開宣稱其終極目的是為了個人或小集團的私利。大量竊取國家財產是要隱蔽的，對民眾的欺騙和愚化是最有效的隱蔽。因此，專制政權都會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國家的象徵和人民的代表，高調宣稱其目的是為大眾謀求幸福，標榜自己是所謂“人民公僕”並鼓吹其一切動機和行為都是出於為了國家和人民。實際上這套慣用的騙術完全是他們用來盜竊國庫擁權自肥的一片遮羞布。 

因此，觀察一個政權建政的目的，不是看它標榜了什麼，甚至不能看它外表上做了怎樣的裝飾，而要看它實際做了什麼。前蘇聯為首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諸國政權正是這樣的一干“掛羊頭賣狗肉”的權力組織。這樣的政權，最終結果就是在絕大多數民眾覺醒中騙術穿幫，政權垮塌或者徹底改弦更張。

綜上所述，一個政權的根本目的決定了其淘汰機制的形成。社會逆淘汰現象的本質是國家管理者擁權謀私。

當國家政權成為某個利益團伙謀取私利的工具時，社會逆淘汰現象必然應運而生並由官場向全社會各個行業大範圍複製蔓延。

逆淘汰機制下形成的逆淘汰現象不僅會重創社會正義而且會敗壞民風，從而使整個社會政治和經濟生態處在良莠不分正不壓邪的惡劣境地中，國勢也必因此不斷萎縮和頹敗。

一棵樹如果只是折斷枝幹而根本不動，再次長出來的依然會是原來的那棵舊樹。社會逆淘汰現象無藥可醫，除非革除病灶體制轉型，從根本上脫胎換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