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東方大國悄然向西方打開了她多年來緊閉的國門，隨着改革開放政策的推進，到了八十年代的時候，這微開的門縫兒被一浪高過一浪的出國留學洪流徹底推開。 我也隨着這股浪潮來到了美國中西部的一所大學讀博；雖說是自費留學，但也得到了系裡的資助。接近八十年代末的美國正是里根總統執政的最後兩年，他的理念是縮小政府開支，杜絕濫用納稅人的錢，所以公立學校給學生的資助極為有限。 一個月八百多美元的助學金，要交房租，交水電費，買菜，醫療保險，。。。我手頭拮据。有一天，我從報紙上讀到一則廣告，有個殘疾人需要照顧，報酬是free room and board。每個月能省下基本生活費用。 就這樣，我來到了Patti的家。主人四十開外，和藹可親。我和另一個從新英格蘭來讀書的美國女孩Gina一起，做她的personal attendant, 輪流照料她的起居；另外還有一個從明尼蘇達來的男學生負責給她倒垃圾和買菜。 Patti小時候聰明伶俐，活潑美麗。不幸12歲時患了小兒麻痹症, 導致全身癱瘓。 當時醫生給她媽媽兩個選擇： pro-life, 讓Patty活下來, 或者是 pro-choice, 給她的生命打上句號。這昨天還活蹦亂跳的孩子，難道今天就要命喪黃泉？ 媽媽不敢再想下去，她選擇了生命。 Patti很頑強, 她用嘴咬住筆，在紙上寫字畫畫；用嘴生動完美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就這樣，她在輪椅上完成了大學的social work的研究生課程，拿到了碩士學位； 並在downtown找到一份政府工作。 她的工作是為個人，家庭，團體，社區，和各類組織提供諮詢，幫助解決個人和社會問題。Patti具備別人沒有的那種人格魅力，她臉上的微笑和樂觀豁達的性格打動和吸引了許許多多的人。她的家常常人來人往，萬聖節那天的化妝晚會，家裡更是擠得水泄不通。 Patti 的一天是這樣度過的：一大早就有人來幫她起床，接她去上班；到了辦公室，另外有人協助她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到家後，就由小蘭和Gina輪流照顧她了；給她準備晚餐，餵她吃飯，然後幫助她從輪椅上下來, 躺到床上去。由於長年癱瘓無法運動, 她人又胖又重, 一般的人根本拉不動她，要用一種像起重機一樣的機械裝置把她"吊"起來, 然後移到床的上方, 再慢慢的把她放到床上去。 照顧Patti是一項十分艱難的工作, 夜裡往往要被她叫醒4，5次, 幫她用尿盆在床上上廁所；我夜裡無法好好休息，白天上課時難免犯困。有耕耘必有收穫, 我也因此有很多機會跟Patti聊天；她學識豐厚，思想深刻；經常是電影，小說，人文，信仰，烹調，。。。天高海闊，無所不談，使初來咋到的我對美國文化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英語水平自然也有了長足的進步。 作為一個殘疾人，Patti在生活中所經歷的困難是可以想見的, 她就象一個嬰兒一樣，一刻也離不開人；從早晨起床上班，到晚上下班回家，和上床睡覺, 需要有5-6個人的連鎖幫助和照顧。而這些人的報酬由政府補助支付，就連我的free room and board也是政府補助的。如此這般的周而復始，循環往復，使照顧她的人疲憊不堪。她告訴我, 有人勸她去死, 這樣活着多難受, 不如一走了之。說到此處, 她停頓下來，那雙淺綠色的大眼睛看着我, 眼神里流露出強烈的求生欲望: "不, 小蘭, 我不想死, 我要活！" Patti是個democrat, 但她反對墮胎, 我最初對此感到不解，因為在我的母國，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呀，這曾經甚至是強制性的，為什麼不可以呢。Patti給出的反對理由對我啟發很大。身為一個被邊緣化的殘疾人, 她對生命的權利極其敏感，並十分熱心於維護這個權利。她說, "如果我們現在允許人們僅僅因為將要出生的孩子會給他們帶來不方便而要殺死孩子, 那麼,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呢？誰將會成為他們的下一個刀下囚？ 顯然, 那將是殘疾人, 老年人, 智障者，以及所有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不便的人。" 不言而喻，Patti從墮胎的議題上看到了那可怕的對自身生命的威脅。 有道理啊！我繼續往深處想, 更恐怖的是, 他們可以基於對生命的蔑視和踐踏來自己定義什麼是inconvenience, 由他們來決定誰符合這個定義, 誰從而需要被剷除。原來，所有的殺戮都跟墮胎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啊！因為殺戮者在生命的最初形成期就無視生命的寶貴及神聖，無視創造生命的造物主。 我終於意識到，選擇生命, Pro-Life, 這不僅僅關繫到未出生胎兒的生命, 這也關繫到世上每一個人的生命，現在的生命, 人們變老時的生命，和變殘疾時的生命。這生命是上帝給的, 誰也不能奪去！ 胎兒是人類最弱勢的群體，他們連嬰兒用來表示抗議的哭聲都還無法發出，他們沒有任何自衛的能力。然而，Patti發自肺腑對生命的渴望訴求，代表了千千萬萬個胎兒的心聲：“我不想死，我要活!"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編織我” （詩篇139：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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