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日本下議院的選舉中，自民黨高票獲勝，高市早苗政府取得空前的政治權力。海外華人自媒體人一片歡呼——他們把高市早苗的勝利視為習近平的巨大失敗。
新西蘭的大康幸災樂禍地發問，"習近平該如何面對日本的民意？"—這是個令人莫名其妙的問題；另一位華人自媒體人則預測中日關係將因此緩和 — 這似乎是個誤判。
事實上，高市舊政府的結束與新政府的誕生，都有其更深層的結構性原因。

高市舊政府成功結束

1. "蜜月期"與弱勢政府的政治掩護

執政的意義在於做決定、推政策。任何政策都會讓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損，於是形成支持與反對的民意比例。

政客上任初期，即便尚未推出任何政策，民眾通常會持樂觀觀望的態度。這段時期的高支持率，不是對執政成績的評價，而是大眾在特定階段的寬容——這就是所謂的"蜜月期"。高市早苗上任後的高支持率，很大程度上來自這一普遍的政治慣性。

同時，自民黨(聯合其他政黨)在下議院僅有微弱多數，使高市政府成為"弱勢政府"。這種弱勢反而讓政治對手與社會大眾難以將日本的結構性問題歸咎於她，為她的民調提供了額外的掩護。

2. 台灣問題的公開化與"意外的團結效應"

台海緊張由來已久。為可能的衝突做準備，以保護日本的利益，是任何日本首相的責任。然而，台灣問題一直是中國政府的底線，而二戰的經歷，使得日本捲入其中後，中國政府更失去了任何妥協空間。高市早苗的失誤將這一敏感議題公開化，引發了中日關係危機。

面對中國的強烈回應，高市早苗政府無法退讓，日本社會自然會集體支持本國領導人。這種"外部壓力下的內部凝聚"，是任何社會的本能反應。而中國外交官的失禮舉動，更進一步強化了日本內部的團結。

高市早苗敏銳地利用了這一意外事件，通過提前選舉鞏固了自己的政治權威。

3. 高市舊政府的結束，是兩個偶然的疊加

高市早苗能夠成功重啟一個強勢政府，並不是因為她"做了什麼"，恰恰相反，是因為她"什麼都沒做"；同時，也不是因為她化解了危機，而是因為她充分利用了一個自己失誤製造的危機。

兩個偶然因素的巧合，結束了一個舊時代。但這不是常規的執政方式。

高市早苗新政府的艱難

1. 民意的反覆無常

民主制度下，選民從不反省自己的判斷，只會指責政客無能，即便政客是他們自己選出來的。

無論是當年小布什在伊拉克戰爭期間的支持率，從初期的70%+跌到後期的30%-,  還是川普第二任期初期"氣勢如虹"，一年後的今天被大部分中間選民群體拋棄，都說明一個問題：在民主社會中，最不能依賴的就是如流水一般的民意。

通常的民主政客大多知道，爭取民意只是為了贏得競選，與如何執政關係不大。

2. 新政府不再享有"蜜月期"

與舊政府不同，高市新政府不會再有"蜜月期"的政治奢侈，選民將要求快速的變化；自民黨在下議院的絕對多數，也讓高市失去了"系統與我作對"的藉口，民眾將變得不再寬容。有時，巨大的勝利會成為強有力的敵人。

高市堅持"減稅與擴大開支可以並行"，既能振興經濟，又不會加劇通脹。選舉結果顯示，日本選民接受了這一"童話式"的承諾。 但現實更可能是：

1) 如果政策力度不足：經濟仍停滯，通脹依舊嚴重，

2) 如果政策力度過大：財政惡化、日元貶值、通脹失控，將引起大批幫助高市早苗競選成功的年輕選民失望。

川普第二任期的民意起伏再次說明：選民往往不知道自己當初在選什麼, 日本也不會例外。最終，高市早苗或不得不大幅度調整自己的競選承諾。在這個過程中，她的支持率可能快速下降。

3. 中日關係不會因高市的強勢而緩和

中國不會因為高市早苗的強勢政府而與日本緩和關係。中國這次感到憤怒的理由完全正當，但其粗魯的外交方式削弱了這些理由的正當性。中國官員應向日本學習：用謙和的態度表達堅定的立場。

從高市的角度看，與中國妥協反而可能是必要和無法避免的。她的執政重點是經濟，而惡化的中日關係無疑會給她的經濟議程帶來巨大的阻力。

如果她是個有智慧的政治人物，她應該明白，為了實現執政目的，她必須犧牲一部分民意支持,  而高支持率給了她"背離部分民意、與中國妥協"的政治緩衝。

或說，高民調支持率讓她可以承受這一政治損失。

結論

1
高市早苗的舊政府以一種近乎"表演式"的方式完成了它的使命，為新政府的誕生鋪平了道路。然而，真正的執政需要務實的選擇，這將迫使高市新政府在許多關鍵議題上放棄或調整舊政府的強硬立場。
中國政府不會緩和中日關係。但高市早苗新政府的務實需要，為中國政府要求高市早苗收回言論提供了新的籌碼。而新政府在選舉中獲得的強勢地位，也為高市早苗進行必要的外交妥協提供了政治緩衝。

2
大康批判習近平的一個最常用的說辭是，"習近平不在乎民意"，這就讓他"習近平將如何面對日本的民意"的問題顯得荒誕離奇。如果習近平連中國的民意都不在乎，他怎麼還會在乎日本的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