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帖整理

美國安卓楊競選提出個人均基本收入每月千元的計劃。結果在中國人這裡引起到底應該“授人以魚”還是“授人以漁”的爭論。

說實話，安卓楊的這個提案既沒有做到“授人以漁”也沒有做到“授人以魚”。

無條件撒錢，顯然不是“授人以漁”。而從“授人以魚”的角度來說，其實也不是啥美妙的東西。安卓楊的提案要求給所有18歲以上公民無條件每月發一千的生活費。表面上看，大家的可支配收入一下子多了一千，當然會花出去。問題在於這每月一千（或者每年一萬二）是所有人同時上升的。而事實上並沒有更多的商品生產出來對應這些多出來的錢。也就是說這筆錢其實只會造成商品價格上漲，大家的實際購買力還是和以前一樣。甚至由於打破了平衡，在某些商品領域還會造成價格瘋漲，從而形成惡性通脹。

更不用說美國現在的赤字是1.1萬億，安卓楊的計劃需要每年三萬億的資金，相當於美國現在每年的聯邦稅收總額。他這個3萬億是要加在這個赤字上的。也就是說赤字變成至少4.1萬億才夠。要麼就要每年多征3萬億的稅。如果靠赤字的話，也就每年印3萬億美元的鈔票。美聯儲搞了多年量化寬鬆也就印了這麼多錢罷了。真每年都印3萬億，美元就成了金元卷了。

那麼怎樣授人以漁呢？

無條件發錢只是為通貨膨脹開綠燈。那麼有人說乾脆對富人收高額稅收，然後把這筆錢平均分配給老百姓行不行呢？其實這也是有問題的。2018年美國人均GDP 是$62,853(https://fred.stlouisfed.org/series/A939RC0A052NBEA )。這6萬美元如果只是平均分配到個人頭上其實是會造成購買力出問題的。

舉例來說，現代一部個人電腦也就幾百到幾千美元，六萬美元足可以買很多。但是一旦上升到服務器就至少幾萬了。上升到超算就要論億了。六萬美元是絕對不夠的。

所以，馬克思主義的要點不僅僅是“公平分配”，更重要的是取消生產和消費的盲目性。六萬美元給個人，個人最多買些奢侈品。而對於需要投入更多勞動的產品就無法消費，也沒有意願消費。這時就需要更大的經濟體（公司，國家等等）來進行這個消費和投入。這才能集中使用資金，有效利用資金。

我以前說過，貨幣在現代經濟中的意義不單單是一般等價物，更重要的是對於勞動力的計量單位和勞動成果的分配憑證。調節資本就是調節勞動力的投入。資本集中使用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調動勞動力。而在什麼方向上使用勞動力也就變為馬克思理論里的傳統命題“如何消除資本主義生產的無序性。”

所以，在宏觀上歸根到底的問題還是如何使用資本與向何處投入資本的問題。這就要求一個國家必須有一定的經濟計劃。當然，像前蘇聯那樣搞到生產一塊糖都要計劃也是過猶不及的。如何做到寬嚴有度就是考研執政者的功力了。

那麼是不是做到經濟有計劃就可以了呢？這也是不夠的。經濟的本質是人的勞動。沒有勞動就沒有生產，運輸，交換等等經濟活動。勞動是需要勞動技能的。而勞動技能是需要長期培養的。這一點在現代社會尤其明顯。美國的競爭力之所以下降，技術勞動力的日益缺乏是重大原因之一。好像來美國開玻璃廠的曹總就感嘆過美國已經找不到像樣的產業工人之類。

那麼為什麼美國像樣的產業工人日益減少？說起來，在玻璃廠工作似乎並不需要太高的文化技術。曹總在中國的廠子，工人平均文化水平也就是初中吧。而美國可是實現了全民高中義務教育的。

同樣的問題其實也可以放在中國。中國實現了9年制義務教育，為啥每年還是有那麼多孩子輟學？

歸根到底，義務教育是免費的，但生活不是免費的。不論中外，絕大多數輟學生的輟學原因都是經濟原因。如果連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沒有，孩子早早就得開始工作，甚至會走入邪道。美國的情況比中國更糟糕的一點是從60年代性解放開始，美國的核心家庭開始崩潰。經過60年的演變，到現在美國的單親家庭成為常態。在這種家庭里，往往單親父母是低收入者，而且要打兩份以上的工才能勉強糊口。這種情況下，怎麼能指望其子女安心學習呢？

所以像三德子鼓吹的上大學免費其實並不能完全解決就學問題，尤其是窮人的就學問題。與其給所有人不論貧富一律平等的免費大學，還不如設立這樣一個獎學制度：

所有收入在5萬美元(中位收入）以下家庭的孩子出生就領一份政府生活補助到小學。從小學開始，生活補助和成績掛鈎。成績達標的才能繼續領取補助。如果成績下降到一定程度（例如連續一年掛科），則補助取消。這樣至少可以保證孩子不會因經濟原因輟學。同時也可以引導學生學習某些專業（例如數理化成績好的補貼就更多。）這個補貼到大學畢業取消。

乍一看，這和安卓楊計劃類似，但實際上安卓楊要給美國80%的人口發錢，這個計劃只要照顧不到15%的人口。就算也是每月發一千，也就5千億左右。財政壓力要小得多。

美國能不能實行類似的計劃呢？小的補貼如助學計劃還有可能。但大的方面如計劃經濟就很難了。因為這涉及到了根本的分配和制度。美國在羅斯福時期到冷戰結束前或許還有這個機會。隨着冷戰結束，美國陶醉在當世無敵的美景里，資本的惡性充分釋放，資產階級越來越不願意與勞動人民共享財富，分配越來越傾向於大資本。對於中產和貧民階級收入下降積累的怨氣則用種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來製造和轉移矛盾。在可預計的將來，不論誰上台都是治標不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