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何在明清沒有發生工業革命(注意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工業革命,中國歷代一直都有資本主義,只不過不是大工業機械化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現在的流行說法有幾種: 1. 地理決定論 - 英國地勢狹小,有煤有鐵還集中在一起。開採煤礦要解決排水問題於是促進了蒸汽機的發明和改良。而中國的煤鐵分散,品質低,且遠離經濟發達有需求的江南,古代運輸條件下要虧本。 2. 內卷論 - 明清時期,中國(尤其是江南)面臨着巨大的人口壓力,人均耕地急劇減少。於是產生內卷。人力成本無限降低,任何機器運營成本(尤其是未形成規模時)都遠高於人力成本,因此無法與人力競爭。 3. 地租論 - 在明清時期,中國的地租率普遍較高(常達收穫量的50%左右),土地買賣的“地息率”(相當於資本回報率)往往在10%~20%之間。與之相比,把資本投入到土地買賣、租佃或高利貸中,回報相對穩定且豐厚。如果興辦手工工場或進行工業化機器投資的利潤率低於或無法顯著高於買地收租的收益率,理性的民間資本便缺乏動力去冒險進行長期的、大規模的工業固定資產投資。英國等西歐國家的土地稅率相對較高而地租率相對較低,資本在土地上的回報率不如工商業投資或海外貿易更具吸引力,客觀上促使資本流向技術革新和生產率提升的領域。 這些理論可以綜合在一起來作為除了英國之外的其他國家為何沒有首先爆發工業革命。但對於中國來說,還要考慮三個因素: 1. 當時西方能夠生產的任何物品,其實中國都能生產,而且在沒有技術代差的情況下還能仿製得更好。例如西洋的時鐘就是一個例子。 2. 當時中國的巨量人口和極低的人口成本可以讓中國的資本家通過組織大量的人力分工合作來對抗大機器生產。 3. 現代航運出現前,海運的巨大成本導致任何大宗產品在幾個月甚至一年的漫長航行到達中國後都不具備價格優勢。 光從棉布角度來說,實際上英國直到十九世紀末都未對中國形成優勢。英國的機織布在19世紀中葉面對中國江南的土布時,幾乎毫無優勢: 在蘇伊士運河開通和蒸汽輪船普及前,英國商船需要繞道好望角,經歷數月的航行。高昂的運費、保險費以及漫長賬期帶來的利息成本,極大地抬高了英國棉布在中國的到岸價格。 英國機織布雖然看起來均勻輕薄,但中國北方和內陸的廣大農民需要的是厚實、耐磨、保暖的衣服。中國江南的土布採用手工粗紗織成,極其耐穿,且農家婦女在農閒時織布,其勞動力成本在黃宗智的理論中是“忽略不計”的。 兩次鴉片戰爭後,英國強迫清政府開放了更多通商口岸並降低關稅,但英國商人們驚恐地發現,洋布的銷量並沒有如預期般暴增,反而引發了數次英國對華貿易的金融危機。英國人悲哀地發現,他們只能賣出一些棉紗(供中國農民自己織布),而根本賣不動成品棉布。 所以當時英國要靠在印度種植鴉片販賣到中國來平衡貿易。最具諷刺意味的是中國一旦開放鴉片生產,反而倒逼英國鴉片貿易破產,而且還返銷歐洲,弄到最後英國要和清朝合作禁毒 。 真正打開中國市場的是第二次工業革命後無數中國從來不存在也無法生產的產品。煤油(洋油)徹底取代了中國傳統的菜籽油和豆油,成為全中國照明的絕對主力。合成染料讓中國傳統的植物染料作坊一夜破產。鋼鐵、鐵路、電報、電話、蒸汽輪船、現代槍炮。這些產品中國無法在短時間內通過“模仿”或“疊人頭(內卷)”來生產,它們需要一整套現代科學、冶金、化工體系作為支撐。 西方列強不再僅僅滿足於賣貨,而是通過各種不平等條約獲得特權,直接在中國開設工廠、修築鐵路、設立銀行(如滙豐銀行)。他們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材料,就地生產這些高科技產品,徹底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 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和手工織布業,其對外部衝擊的“抗性”和內卷承載力是極其驚人的。 如果西方僅僅停留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蒸汽和棉布階段,距離和中國龐大的人口紅利確實足以讓中國維持長期的貿易優勢和經濟獨立。中國最終在經濟和軍事上全面潰敗,正是因為錯過了第二次工業革命那場關於電氣、化工和鋼鐵的結構性巨變。 而這一點則要歸結到中國的教育和社會成就獎勵體系了。歐洲國家在文藝復興後開始鑽研理工科。搞理工的人最後也能得到財富、地位和名譽。這就形成正反饋了。而歐洲以外的國家則沒有這個傳統。中國在受到衝擊後也搞了“洋務運動”,但搞理工的仍然只是工匠地位。即使到了民國,大學裡教的也主要是文科。這種情況下歐洲之外的國家就很難自發性產生工業革命,尤其是要求理工科積累的第二次工業革命。 不過,“內卷”並不一定是壞事。中國現代教育其實也是一種“內卷”。以中國巨大的人口基數,即使在當年經濟條件不足的情況下,仍然能夠通過舉國體制培養出大量理工科學生。到經濟條件改善後,大學擴招,理工科畢業生出現井噴。這當然有助於世界工廠的形成。 新中國成立後,第一代決策者展現出了極強的歷史痛感,他們深知中國近代挨打就是輸在“理工科和重工業”上。因此,國家用一種近乎行政命令的方式,徹底砸碎了延續千年的文科崇拜,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完全倒向理工科的社會成就獎勵體系: 知識分子不再是吟詩作賦的文人,而是“工程師”和“科學家”。“向科學進軍”成為國家最高號召,錢學森、鄧稼先等科學家享受到了超越普通官員的崇高國家榮譽。 大量綜合性大學被拆分,取而代之的是像清華大學、八大學院這樣的“純工科大學”。國家需要的是能夠立刻設計鐵路、橋梁、化工廠和核武器的螺絲釘。 “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為席捲全社會的民間共識。對於一個普通家庭的寒門學子來說,考入工科大學、進入國企或科研院所當工程師,成為了最穩妥、最體面的階層躍升路徑。這套體系成功地把中國龐大人口中最聰明的大腦,第一次成規模地引流到了理工科領域。 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隨着經濟條件改善,大學開始大規模擴招。這一時期恰逢中國加入WTO,兩者的結合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的一個奇蹟: “工程師紅利”替代“農民工紅利”: 在過去,中國靠廉價的、洗腳上田的農民工成為了輕工業的世界工廠(這其實是黃宗智“內卷”在現代工廠的延伸);但隨着大學擴招,中國每年畢業數百萬名理工科畢業生,他們組成了全球規模最大的、性價比極高的“工程師大軍”。
技術密集型製造業的崛起: 正是由於這群甘願拿較低薪水、能加班、專業對口的工科畢業生源源不斷地供給,中國才能在短短20年內,從只能組裝芭比娃娃和襯衫,迅速升級到能夠自主攻克高鐵、特高壓輸電、智能手機產業鏈、新能源汽車、鋰電池以及光伏產業。龐大的人口基數 + 嚴苛的應試篩選 + 舉國體制的研發投入,讓中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重工業、電力)和一部分第三次工業革命(電子信息)的補課中,形成了對西方傳統製造強國的規模化碾壓。 我們用現代教育的“內卷”,極其成功地把中國從一個農業國變成了世界第一工業國。但如何從一個“規模最大、擅長內卷的工業國”,蛻變為一個能夠引領未來工業革命的“原始創新國”,依然取決於我們的社會獎勵體系和教育體制,能否完成從“重在篩選和服從的內卷模式”向“容忍失敗、鼓勵多元的創新模式”的下一次驚險跨越。 而這一點恰恰不在於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而在於計劃經濟和舉國體制。 自由市場的風險資本(Venture Capital)其實非常懦弱和急功近利。 風險投資要求的投資回報周期通常只有 3 到 5 年,最多不超過 10 年。而基礎材料(如一種新型超導材料)或高端通用芯片的研發,從實驗室理論到工業化量產,動輒需要 20-30 年的時間,且失敗率高達 99%。沒有任何純粹追求利潤的私人資本能夠承受這種級別的風險和周期。 在技術的“死亡之谷”階段(即最底層的理論、物理基礎、早期原型),只有國家這個不以盈利為終極目標的實體,才有能力也有意願作為“首席風險承擔者”。國家通過計劃把最難、最費錢的底層技術攻克後,硅谷的私人資本和創業者們才一涌而上,進行“應用層的商業化開發”。比如蘋果手機裡最核心的觸摸屏、微型處理器、GPS、互聯網連接、甚至 Siri 語音,其核心技術最初全部來自於美國政府和軍方的計劃投入。 當年的“兩彈一星”是絕對的計劃經濟產物。國家在極度貧困的情況下,集中全國最好的科學家和有限的物資,在封閉的基地里攻克了戰略武器。這種打法的優勢是目標極其明確(“造出原子彈”),但缺點是由於與市場脫節,很難自動轉化為民用民生經濟的競爭力。 面對今天的基礎材料、高端芯片和科學軟件,中國正在嘗試一種“新型舉國體制”。它不再是關起門來單純搞科研,而是國家主導的基礎研究 + 龐大的本土大市場(如中國的新能源車、光伏、5G 產業鏈)進行反哺。國家通過大基金、政策補貼、國家實驗室搭建底座,給本土企業提供試錯空間;企業再通過在市場上賺錢,進行技術迭代。中國在動力電池、大飛機、高鐵等領域的成功,正是這種“國家計劃拉動市場,市場利潤反哺技術”的新型嘗試。 最後順便說個中美 AI 對比笑話: 一個美國人說:我以為AI是能為我掃地煮飯幹活兒,而我能幹畫畫、寫作、拍短視頻這些創造性工作。結果現在我還得掃地煮飯幹活兒,而AI則在畫畫、寫作、拍短視頻。 一個中國人說:AI現在還不能幫我掃地煮飯,但已經把我的活兒都幹了,但老闆要我干更多的活,結果我根本沒時間畫畫、寫作、拍短視頻。只好把這些也交給AI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