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修主席言和語，上海乘風破浪船。

政界傳聞當總理，成都一宴赴黃泉。

話說一九六五年四月十日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節目，播音員以低沉的聲音博播送了一條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訃告：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沉痛地宣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中共上海市市長柯慶施同志患重病治療無效，於一九六五年年4月9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歲。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柯慶施去世消息時，北京正是清晨。收音機的聲音不高，卻在屋子裡停留了很久。播音員念完最後一個字，停頓了一秒，仿佛在等什麼，卻什麼也沒有等到。

當天的《人民日報》頭版刊着柯慶施的遺照。照片裡的他神情嚴肅，領口扣得很緊。有人說，這張照片選得好，也有人只是把報紙折起，塞進抽屜，像放進一件暫時用不着的物品。

十一日中午，骨灰盒由專機從成都運抵北京。木盒不大，兩名工作人員抬着，步伐放得很慢。機場很空，風從水泥地面掠過，沒有留下痕跡。

治喪委員會名單公布後，有人注意到毛澤東的名字排在最前面。這個細節被低聲提起，又很快被忘記。紙上的排列看起來牢靠，卻並不能回答任何問題。

十三日上午，勞動人民文化宮裡坐滿了人。劉少奇站在台上主祭，念稿時幾乎沒有停頓。台下的人聽着，神情各異，卻都保持着同一種姿勢。花圈的香味混着冬天的潮氣，讓人感到輕微的不適。

會後，人群散得很快。沒有人多停留。

同一天，華東六省一市——上海、山東、安徽、江蘇、浙江、江西、福建分別為柯慶施舉行追悼大會。

照理說，事情到這裡應當結束了。

可柯慶施並沒有真正離開。

常言道：“蓋棺論定。”柯慶施雖然早在一九六五病逝，時至今日卻尚未“論定”。柯慶施病逝時，身兼一系列顯赫職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南京軍區第一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他留下的職位太多，名字太重，以至於空出來的地方反而顯得擁擠。人們開始發現，沒有一句正式的評價可以落筆。時間過去了，卻沒有替代品出現。

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內開始審查康生、謝富治的問題，有人提出應審查一下柯慶施的問題。胡耀邦曾就此事專門請示過鄧小平，鄧小平說，現在顧不上這個問題，先審查康生、謝富治的問題，柯慶施的問題以後再解決。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康生問題的審查報告》和《關於謝富治問題的審查報告》，決定把他們的罪行向全黨公布，並撤銷對這兩個人的《悼詞》，開除了黨籍，同時將他們的骨灰遷出八寶山。

後來，依然“顧不上這個問題”。

柯慶施本人在一九四〇年寫過一份自傳，現存於中央檔案館。

因為沒有官方的定論，所以民間的評論分歧很大。柯慶施去世不久，對他的評論基本都是正面的。很多紀念文章稱他為“毛主席的好學生”。“好學生”一詞一時成了柯慶施的代稱。

粉碎四人幫後，對柯慶施的負面評價逐漸多了起來。陳丕顯的兒子陳小津甚至說，倘若柯慶施不是在“文革”前夕死去，那麼“四人幫”將成為“五人幫”。

那麼，柯慶施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呢？

柯慶施，原名柯尚惠，又名思敬、怪君，號立本，生於一九〇二年，安徽歙縣南鄉竹溪村人氏，其父柯日昌的表姐是晚清洋務大臣李鴻章的兒媳婦。李鴻章在位時，柯日昌憑藉其表姐的關係在李鴻章家中擔任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管事。李鴻章失權後，柯日昌回到故鄉創立了一所私立小學，柯慶施就是其第一批學生。

一九二〇年，柯慶施開始與陳獨秀通信。陳獨秀喜歡這位比他小二十多歲的小同鄉。陳獨秀給來信，讓柯慶施來上海。這年經楊明齋、俞秀松介紹，柯慶施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一九二二年一月，柯慶施與張國燾、鄧培前往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受到列寧接見，並同列寧握過手。後來由於其他見過列寧並同列寧握過手的人不是犧牲就是叛黨，柯慶施就成了中國共產黨內唯一同列寧握手的人。

從莫斯科回到上海之後，柯慶施“團轉黨”，由張秋人介紹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柯慶施由林伯渠介紹參加了國民黨。後來柯慶施擔任了一系列重要的職務：一九二七年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一九三〇年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一年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一九三三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前委書記、組織部長，一九三五年與高文華、李大章共同主持中共河北省委工作。

抗戰爆發後，柯前往延安，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延安女子大學副校長。

在延安，他曾蒙受政治和家庭的雙重打擊。

柯慶施十八歲時在安徽老家有過一次包辦婚姻。進入延安之後，與小他二十來歲的李錦結婚。不過，李錦與柯慶施結合不久，便告離婚。

接着，柯慶施在擔任延安女子大學副校長時，與該校政治處女幹部曾淡如（曾化名李蜀君、李淑雲）相愛，於一九四一年結婚。

延安整風期間，柯慶施受到審查，還開了對柯慶施的審查鬥爭會。

曾淡如因所謂“四川紅旗黨”（即外紅內白的假黨）問題而於一九四三年一月在延安跳井自殺。

柯慶施自從妻子自殺於延安之後，一直沒有重組家庭。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石門解放，成為解放軍從國民黨軍隊手中奪取的第一個大城市。柯慶施被任命為石門市市長，十二月石門改稱石家莊。

一九四八年五月柯慶施兩人在石家莊結婚，這是柯慶施的第四次婚姻。當時柯慶施是石家莊市市長，而於文蘭是石家莊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的年輕幹部，新來的大學生。兩人育有三女一子。長女柯六六，次女柯五四，三女柯友寧，兒子柯友京。兒媳是曾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鄒家華的女兒。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人民解放軍進入南京，同時解放軍總部任命劉伯承司令員為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兼南京市市長，任命柯慶施為南京市副市長。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日，柯慶施被任命為南京市市長。八月五日，中央決定任命柯慶施為南京市委書記。

一九五四年九月，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毅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柯慶施接替陳毅出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

一九五八年，柯慶施直接擢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同年還兼任上海市長、華東協作區主任、南京軍區第一政委。

一九六〇年，柯慶施擔任重新組建的華東局第一書記。

一九六四年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升任國務院副總理。

柯慶施到上海以後，把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警備區特務團三營第八連即“南京路上好八連”、獻身邊疆的科學家彭加木、小扁擔不離手的輪船服務員楊懷遠、勤懇工作的紡織女工楊富珍等樹為上海的“十大標兵”。柯慶施從上海這一城市擁有眾多科技人才和雄厚的工業基礎這兩大特點出發，抓上海工業的“新、高、精、尖”。在柯慶施主政上海的十餘年間，上海的工業生產確實得到了相當大的發展。

關於柯慶施有兩個傳聞：第一是要求嚴格，辦事雷厲風行。他平日是個神情嚴肅的人，性格有點急躁，有時候會拍桌子。他手下的幹部，差不多都曾挨過他的批評；第二是艱苦樸素，節儉清廉，總是穿圓口布鞋，衣服也很普通，而且不大喜歡在媒體拋頭露面。

當時在北京周末舞會很普通。可是上海柯慶施以為跳交誼舞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為由禁止舞會，禁止交誼舞。

柯慶施緊跟毛主席。他的辦公桌玻璃板下壓着毛主席語錄，床頭放着毛主席著作，筆記本里寫着“學習毛主席著作計劃”。他說：“要好好地學習毛主席著作，只有用毛主席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堅強可靠的紅色接班人。”

柯慶施的座右銘是四句話：堅定的革命意志，頑強的戰鬥精神；火熱的階級感情，嚴格的科學態度。

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下午，上海文藝會堂，人頭攢動。上海元旦聯歡會，正在那裡舉行。巴金、丁玲、豐子愷、郭紹虞、黃佐臨、張駿祥、沈浮、應雲衛、白楊、上官雲珠等等上海文藝界頭面人物差不多也都到齊了。

柯慶施出席了當天的會議，他在會上發表講話：“最近看了話劇《第二個春天》、電影《李雙雙》，還聽人說過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這些戲寫的都是解放以後十三年來的現代生活，這很好，很值得提倡。”接着，柯慶施進一步闡述道：“解放十三年來的巨大變化是自古以來從未有過的。在這樣偉大的時代、豐富的生活里，文藝工作者應該創作更多更好的反映偉大時代的文學、戲劇、電影、音樂、繪畫和其他各種形式的文藝作品。”

這就是柯慶施提出的“大寫十三年”。

三月八日，劉少奇聽取文化部負責人的匯報，在提到戲曲表現現實生活問題時說：“能表現現實生活的，就演現實生活的戲。不適合表現現實生活的，就演歷史劇。讓大家看看戲，好好休息，也是鼓舞社會主義勞動熱情，也是為政治服務。”

文藝界人士感到北京有些領導的講話，同“大寫十三年”說法相距甚遠。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主席在中宣部編印的《文藝情況匯報》第116號《柯慶施同志抓曲藝工作》上作了批示：

此件可以一看。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着。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着手，認真抓起來。

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這一批示，成為上海文藝界“反覆學習，深刻領會”的文件，成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因此有人就說柯慶施就是“左”，是“左家莊”人士。

一九六五年四月廿五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著名講話。柯慶施非常用心地研究了毛的講話，特別是其中的第二段“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注意到毛主席對沿海工業的新觀點“認為原子彈已經在我們頭上，幾秒鐘就要掉下來，這種形勢估計是不合乎事實的，由此而對沿海工業採取消極態度是不對的。”

柯慶施領會了毛主席的意圖，在上海加以貫徹。政治秘書張春橋又立即領會了柯慶施的意圖，在為柯慶施起草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報告時，把毛主席的那一段話，作為主旋律。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一日，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幕。柯慶施作了長長的報告，題為《調動一切力量，積極發揮上海工業的作用，為加速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而鬥爭》的報告，提出以“充分地利用上海工業潛力，合理地發展上海工業生產”作為上海工業的新方針。

柯慶施不客氣地批評了“前屆市委”：“在方針政策方面……對上海的工業方針，由於對上海具體情況作具體的分析研究不夠，把一些暫時的、局部的困難擴大化，因而在實際工作中，對上海工業從發展方面打算少，維持方面考慮多，這顯然是不妥當的。”所謂“前屆市委”，當然是指以陳毅為首的原中共上海市委。“這顯然是不妥的”，不言而喻在批評陳毅。

當時毛主席正在杭州。聽到從上海傳來的消息，派了秘書田家英前往上海，取來了柯慶施的報告。毛主席看畢，大加讚賞，說了幾句誇獎柯慶施的話。經過毛主席親筆修改，《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柯慶施的報告。

於是，柯慶施聲名鵲起，從此在上海站穩了腳跟。柯慶施也從中深切領會：緊跟毛主席，無往而不勝！

從此，柯慶施特別留神毛主席的言論，特別是毛主席在各種會議上講的，沒有見諸報端的“最新指示”，他總是不斷往本子上記。柯慶施養成一個習慣：剛從毛主席身邊歸來，一下飛機或者火車，便立即召集核心人員開小會。他掏出小本本，傳達來自毛主席那裡的最新信息。

一九五七年暮秋，柯慶施在辦公室里苦苦思索：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報告受到毛主席的表彰，而年底第二次會議即將召開，報告的主題應該是什麼呢?怎樣才能摸准毛的政治脈搏呢？

柯慶施的政治秘書張春橋起草了洋洋數萬言的長篇報告，標題為《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柯慶施在石家莊市當市長的時候，張春橋是石家莊日報社社長後，被提升為石家莊市政府秘書長，同時仍兼任石家莊日報社社長。現在張春橋是解放日報社的總編，同時兼任柯慶施政治秘書，專為柯慶施起草重要文稿。

柯慶施的報告很快就送到了毛主席那裡審閱。當時，毛主席正在杭州，一看標題，就發出了讚賞之聲：“乘風破浪，好！”他還親自動筆，修改了這一報告。

柯慶施的報告又一次打響。一九五八年《人民日報》的元旦社論，便是從柯慶施報告的題目提取的四個字——《乘風破浪》。

一九五八年一月，毛主席在廣西南寧召開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領導人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會議，史稱“南寧會議”。

那時，毛主席正着手發動“大躍進”，所以他在會上猛烈抨擊“反冒進”。毛主席說，“反冒進”使全國人民泄了氣，還說那些主張“反冒進”的同志離右派只有50米了！毛主席所批評的那些主張“反冒進”的同志，是指周恩來和陳雲。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五日，毛主席在會上表揚了《人民日報》元旦社論，以為“乘風破浪”提得好。當天晚上毛主席找胡喬木和《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談話，說：“我們現在是要乘東風壓倒西風，十五年趕上英國。你們辦報的不但要會寫文章，而且要選好題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聞也得有醒目的標題。”

在一月十六日的會議上，毛主席拿着柯慶施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一文，說：“恩來，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不寫得出來？上海有一百萬無產階級，又是資產階級集中的地方，工業總產值占全國五分之一，歷史最久，階級鬥爭最尖銳，這樣的地方才能產生這樣的文章。”

從南寧會議上的這段話，可以看出，毛主席對柯慶施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極為欣賞，他對周恩來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毛澤東還說，“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

在南寧會議的講話中，65歲的毛澤東多次稱56歲的柯慶施為“柯老”。從此上上下下都稱柯慶施為“柯老”。眾所周知，在中共黨內，只有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被毛主席稱為“老”，他們的年齡皆年長於毛主席，而柯慶施是個特例。

南寧會議上，毛主席應該是有以柯慶施代替周恩來為總理的設想的。雖然沒有正式提出來，但是以周恩來的敏銳，當然是感覺到的。總理是由主席提名經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既然自己被認為是錯誤的，周恩來覺得自己可以不再當總理，但如果他直接地提出辭職，容易被誤解為進一步頂抗。因此，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九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委婉地提出說，請考慮自己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出席會議的，有毛主席、劉少奇、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彭真、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會議挽留周恩來繼續擔任總理。會後，鄧小平擬了個會議記錄，寫道：會議認為周恩來“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並把這個記錄報送了毛主席。這樣，周恩來仍然擔任國務院總理不變。

在南寧會議上遭到批評的周恩來，已正式提出“請考慮自己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而毛主席在會上又一而再、再而三表彰柯慶施治理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有方，“以柯代周”之勢呼之欲出。但在毛主席沒開口前，誰都不會捅破這層窗戶紙。

就在柯慶施提出“大寫十三年”之後，引起了“女客人”的注意。

“女客人”，是上海市政府交際處給第一夫人江青的代號。

一九六三年二月下旬，“女客人”又一次南下，來到上海。她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演藝界活躍過一陣子，對上海非常熟悉。她把柯慶施請到了她自己喜歡住的錦江飯店。

“我支持‘大寫十三年’！”江青當面恭維柯慶施，“柯老，我們對文藝界的看法，可以說完全一致！”

“我們的見解一致，是因為我們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為準則。”柯慶施說了一句非常得體的話。

江青說：“我來到上海，覺得非常親切。上海的‘氣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當作‘基地’！”

在柯慶施的支持下，江青在上海建立了“基地”——“大批判”基地和“樣板戲”基地。

後來有人說，這就是柯慶施從此就與“四人幫”勾結的證據，並推理說，如果柯慶施不死，“四人幫”就可能變成“五人幫”。

可是在“四人幫”還沒有形成的時候，柯慶施已經病重了。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日，柯慶施在上海華東醫院做了手術，切除了有癌灶的那一葉肺。當時周恩來專程來上海，柯慶施做手術時在醫院守候了3個小時。

九月，柯慶施由衛生部副部長傅連暲陪同去北戴河養病。

天氣漸冷，十月廿三日起去廣州養病，逐漸復原。一九六五年三月，柯慶施在廣州經過仔細的體檢，確認手術治療是成功的。

就在柯慶施準備回上海主持工作時候，收到了西南局書記李井泉的邀請，於一九六五年年三月廿三日飛往成都，視察三線工作，住在金牛壩招待所。不料半個月後，柯慶施卻在成都病逝了。

那“來勢非常厲害”的病，是什麼病？在當時，不僅柯慶施患肺癌屬於“絕密”，就連死於什麼病，也是“絕密”的。隨着時間的流逝，柯慶施之死漸漸被人們淡忘。

一九六七年夏，一條爆炸性的“新聞”通過傳單、大字報、紅衛兵小報、造反派“戰報”，傳遍了全國。如同火上澆油，使“文革”頓時升溫。驚心動魄的標題：《誰是謀害柯慶施的兇手?》、《揭開柯老被害的內幕》、《柯老被害之謎》……略摘幾段原文，便可以聞見濃烈的火藥味兒：“柯老是被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害死的。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成都、華東等地的革命造反派根據揭發出來的大量事實證明，柯老的死是嚴重的政治陷害。”“初步調查材料完全證明，柯老之死是劉少奇、賀龍、李井泉、彭真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陰謀……在我國進入偉大的文化大革命前夕，劉少奇之流就對柯老下毒手，他們突然‘邀請’柯老，進行暗害，這完全是預謀的反革命事件……”

這一連串“完全證明”、“完全是預謀”，斬釘截鐵一般，毫不含糊。

那麼，柯慶施究竟因何而死的呢？

一九六五年春天，柯慶施在成都。

清明那天的宴席上，燈光很亮，菜擺得滿。四川省委的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人晚上設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董必武、賀龍、聶榮臻、柯慶施。席間，有人提議男賓、女賓分桌，夫人們另開一桌。於是，柯慶施夫人於文蘭坐到女賓桌那邊去了。柯慶施大笑：“今天解放了！”本來，柯慶施有病，只能吃清淡飲食，忌油膩，夫人遵醫囑，很注意“管制”他的飲食。那天，柯慶施一“解放”，盡興而食，從晚六時入宴，至晚九時才回招待所臥室。

柯慶施回屋後，看了些文件。臨睡前又吃了一把炒花生米。夜12點多，柯慶施腹痛，保健醫生胡允平馬上前來診治。

四月六日凌晨2點多，胡允平報告柯慶施的兩位秘書吳雲溥和陳文。吳雲溥當即掛長途電話給上海市委辦公廳，電話是辦公廳副主任舒超接的，報告了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一平；陳文給北京中央辦公廳掛電話，報告了彭真。胡允平打電話給上海高幹醫院華東醫院院長薛邦祺。他們都在電話中通報了柯慶施的病情。當時“女客人”正在上海，王一平通報了“女客人”，“女客人”馬上報告毛主席，毛主席很關心柯慶施的病況。

清晨6時，因柯慶施病情加重，柯慶施秘書打長途電話給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陳丕顯，要求火速派上海醫護小組前來診治，因為柯慶施寧肯相信上海醫生。

當天中午，由市委書記王一平、華東醫院院長薛邦祺率隊的上海醫療小組乘專機抵蓉。醫療小組都是上海第一流的醫生，其中有上海高幹保健醫生方兆麟，以及崔之義、林兆耆、榮獨山、董方中等來自上海各醫院的著名醫師。他們都不知道飛往哪裡，給誰治病。

到達成都之後，醫生們才發現治療對象是“老病號”。上海醫生經過仔細診查，認為：“第一為膽囊炎，第二為胰腺炎。”因為柯慶施在一九六四年曾患膽囊炎，是由他們診治的，當時的症狀跟這一次相似。於是，這一次主要按照膽囊炎來醫治，也慮及胰腺炎。

四月七日下午，於文蘭向上海醫生反映，柯慶施由於連日無法入眠，情緒煩躁不安。上海醫生經過討論，決定注射鎮靜劑。下午3點，麻醉師方兆麟給柯慶施注射鎮靜劑“硫苯妥鈉”之後，薛邦祺守候在柯慶施床前。柯慶施安然入眠，發出輕微鼾聲。一直守候在外間的上海醫生們，輕輕地舒了一口氣。

入夜，柯慶施的病情陡然轉危：呼吸急促，呈喘息狀，立即輸氧，驀地，柯慶施心跳停止。醫生立即做胸外心臟按摩，漸漸地，柯恢復呼吸和心跳。醫生們通宵不眠，不斷為柯慶施做人工呼吸、胸外心臟按摩。

四月八日，仍舊在緊張的搶救中度過。

九日上午，柯慶施病情又轉危。中午，柯慶施心跳停止，醫生和護士們排成一隊，輪流為柯做胸外心臟按摩。柯慶施的心臟已經停止了跳動，而搶救仍在進行。連續不斷的胸外心臟按摩，使柯慶施的肋骨壓斷好幾根。直到下午6時30分，柯慶施已毫無起死回生的希望，搶救工作這才歇手。正在成都的朱德和賀龍也趕來，表示深切悼念。

根據彭真電話指示，對柯慶施遺體要進行解剖，以查明死因。當晚，柯慶施的遺體被運往成都醫學院病理解剖室，做了仔細的解剖。著名泌尿科專家、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吳階平主持了討論。北京、上海、四川的醫生根據柯慶施病症及屍體解剖結果，一致認定：柯慶施死於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但是那一針鎮靜劑是方兆麟打的，注射之後柯慶施病情轉危，為此方兆麟受到嚴厲的審查，在“文革”檔案中有方兆麟當時寫的“交代”，成為記錄柯慶施之死最翔實的歷史文獻。

方兆麟醫師所寫的參加搶救柯慶施的經過：

1965年4月6日上午10點，我正在中山醫院手術室工作。忽然，黨總支來電話，告知有緊急任務，準備好麻醉機、麻醉藥等，隨帶一點風涼衣服後等一會兒就有車子來接，與護士唐子林一起做準備工作。電話未告知去什麼地方，為誰治病。

不久，汽車接我和唐子林到機場。機場上停着一架專機。同去的有上海第一醫學院、上海第二醫學院、華東醫院的醫生、護士。此外還有上海市委書記王一平。

中午，專機起飛。到成都已是傍晚。到達招待所以後，才知為柯慶施治病。柯慶施的保健醫生胡允平作了介紹：柯慶施昨晚赴宴，回來睡前又吃了些花生米，覺腹痛。經過成都和北京的醫生會診後，未見好轉。所以上午來電，請上海醫生來。

次日（4月7日）上午，由四川醫學院麻醉醫師閔龍秋等陪同，一起到四川醫學院附屬醫院看手術室、麻醉機以及手術用具，選擇好一手術室，準備為柯慶施動手術用。從崔子義、董方中處了解到，柯慶施暫不宜手術，目前的診斷第一為膽囊炎，第二為胰腺炎。

下午，大約二時至三時間，我被叫去。與醫生們商量用什麼鎮靜劑可使他安靜下來。我提出用硫苯妥鈉。會診醫生們同意。護士把0.5克硫苯妥鈉用注射用的蒸餾水沖成2.5%濃度的溶液20毫升。之後，我本想請當時在柯慶施身旁的醫生去注射，因為我知道柯慶施不喜歡見到陌生的醫生。當時，華東醫院院長薛邦琪要我去注射。我戴好口罩，帽子，拿着注射器，來到柯慶施床前。

在我動手之前，醫生、護士們作了分工，一部分觀察呼吸、一部分觀察血壓脈搏。由護士幫我，在柯慶施手上進行靜脈注射。我把硫苯妥鈉慢慢推入，自己邊用手指捫住柯的脈搏，推入10毫升藥水之後，柯慶施安靜地睡着。呼吸、脈搏、血壓，都沒有大的變化。

我在床旁繼續等候、觀察5至10分鐘，無變化。薛邦琪叫我離開柯慶施睡的地方，我就離開了。

晚上，薛邦琪又叫我去，於是我第二次進入柯慶施臥室。當時，柯慶施呼吸很不好，呈喘息狀。經醫生討論，決定氣管插管呼吸。插好氣管導管之後，發現呼吸、心跳停止。於是，一面作人工呼吸，一面作胸外心臟按摩，心內注射腎上腺素。

8日，我與四川醫學院閔龍秋輪流為柯慶施作人工呼吸，柯未見好轉，血壓低。開始使用升壓藥，效果尚可，但後來效果不好，不易維持血壓，小便沒有。

這時，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對我說：“這一次，怎麼沒有把尚德延找來？”我回答：“最好把他找來，多一個人好商量商量。”尚德延是北京阜外醫院麻醉醫師。1964年，柯慶施在華東醫院做肺癌切除手術時，是由他和我負責麻醉的。

這天晚上，花了很大力量來維持柯慶施的血壓。醫生分為兩組，分班守候在柯慶施床前。

賀龍參加了討論柯慶施治療方案，指定薛邦琪總負責。參加討論的領導同志還有王一平、錢信忠。

9日上午，柯慶施血壓仍不好，繼續做人工呼吸。情況越來越差。以後心臟又多次停搏。

最後一次停搏之後，大家輪流做胸外心臟按摩……胸外心臟按摩一直做到晚上，陳丕顯、魏文伯趕到，這才決定結束搶救。

中央檔案館裡，那份一九四〇年的自傳依舊安靜。紙張泛黃，文字年輕，結尾沒有預感。

合上檔案時，工作人員把它放回原位，動作很輕。

仿佛稍一用力，這個人就會被真正驚醒，而所有人都還沒有準備好，該如何繼續寫下去。

小史公曰：柯慶施死的時候，儀式是隆重的，話是齊整的，紙面上沒有一句含糊。可等到該下結論的時候，筆卻忽然都沒有了墨。人們於是學會了一種新的辦法：不寫。既不說他是功臣，也不說他是罪人，只讓他的名字在文件之間遊走，像一件無人認領的行李。後來又嫌這種沉默太冷，便有人替他補上了聲音——用傳單，用大字報，用“完全證明”。證明得越充分，事情反倒越不清楚。到頭來，屍體已經解剖過，死因也寫明白了，偏偏活人的良心卻始終拒絕驗明。仿佛一個人活着時不曾真正屬於自己，死了，也只好繼續被人使用。

有詞《梧桐影》讚嘆：

   千頂團，春申印。崇拜偉人留罵名，神奇去世無公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