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入歧途渣滓洞，尊崇江姐认同乡。

刑场枪下留一命，耄耋依然正气扬。

话说一九五一年二月二日，四川省荣县的乡间小学堂里，黄茂才正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一个“人”字。粉笔头短得几乎捏不住了，他的手指有些发抖——不是天冷，是心下莫名地不安。

孩子们跟着他念：“人——人——”

这时候教室的门被推开了。不是推，是撞开的，带着一股外面的冷风。两个穿公安制服的人站在门口，其中一个看了看黄茂才，又看了看手里的纸片，点了点头。

“黄茂才同志，跟我们走一趟。”

黄茂才把粉笔头搁在讲台上，搁得很稳。他回头看了一眼孩子们，孩子们也看着他，眼睛又大又亮。

他没问为什么，直接去了乡政府。

“有人举报你是特务，在渣滓洞迫害过革命同志。”乡政府的土坯房里，办案人员的声音隔着一层烟雾传来。黄茂才张了张嘴，喉咙发紧，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他想解释，却不知道从何说起——那些在渣滓洞的日子，像蒙了灰的旧账本，一页页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细节。后来又转到县公安局，人们问他许多话。问他渣滓洞的事，问他认不认识江竹筠，问他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在什么地方。

黄茂才一一回答了。他说他当过看守，当过管理员，他说他认识江姐，说江姐对他很好，说他也帮江姐做过事。

做笔录的人没有抬头，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

最后一个人对他说：“黄茂才，你被判了死刑。公判大会定在七月二十日。”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念一份与他无关的文件。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日，荣县的太阳毒得厉害。公判大会的台子搭在晒谷场上，周围挤满了人。山民们的脸被太阳晒得通红，眼神里满是痛恨。“枪毙特务！”“为江姐报仇！”的喊声此起彼伏，像浪潮一样拍打着黄茂才的耳膜。他被反绑着双手，跪在台子上，汗水混着尘土往下淌，浸透了衣衫。

黄茂才被押上台的时候，腿有些软。他后来对人说，不是怕死，是那阵势太大了，大得一个人觉着自己小得像一粒灰。

就在行刑的人把他按下去、枪口抵住后脑勺的那一刹那，他忽然喊了出来。那个声音不像是从他嗓子里出来的，像是从胸腔里、从骨头缝里挤出来的，嘶哑得几乎破了：

“我不是杀人凶手！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

周围很静。坝子上几千人忽然都静了。连风都停了。

负责行刑的人皱了皱眉，挥了挥手，把他押了回去。“江姐”这两个字，分量太重了，没人敢冒杀错人的风险。

黄茂才想起一九四六年的那个春天。母亲提着一篮鸡蛋，拉着他去见东家刘重威。母亲哭得浑身发抖，求刘重威带他离开，免得被抓壮丁。刘重威穿着笔挺的军装，身边的卫兵前呼后拥。他看了黄茂才一眼，说：“读过书？那就跟我走吧，做个文书。”那时的黄茂才想不到，这一步会把他拖进怎样的漩涡。

川康绥靖公署的院子很大，青砖铺地，走上去咚咚作响。黄茂才手脚麻利，很快被提拔为少尉司书。半年后，刘重威要推荐人去重庆充实特务力量，把他列了进去。“到了重庆，多听徐处长的话。”刘重威的部下叮嘱他。

徐远举的办公室很暗，烟味呛人。他抬眼看了看黄茂才，问了几个问题，皱着眉说：“不是特务出身，回去吧。”刘重威的部下急忙上前解释，徐远举笑了笑，挥了挥手：“既然是刘副处长看中的人，就留下吧。”就这样，黄茂才成了渣滓洞的看守。

渣滓洞的大门像一张怪兽的嘴，进去就让人喘不过气。所长李磊，也就是他们背后叫的“猩猩”，拍着桌子训话：“这里的人都是罪大恶极，盯紧点，出了事先掉你的脑袋。”管理组组长徐贵林，“猫头鹰”，眼神阴鸷，说话像淬了毒。黄茂才吓得连声应承，心里却直发怵。

监狱里的刑具室是黄茂才最不敢去的地方。老虎凳、辣椒水、带刺的钢鞭，整齐地摆放在那里，散发着阴森的寒气。每次听到刑讯室传来的惨叫声，他都找借口躲得远远的，胸口像被什么东西揪着疼。他慢慢发现，那些被关押的“犯人”，并不像李磊说的那样罪大恶极。他们说话温和，待人有礼，即使在那样的环境里，眼里也有光。反倒是那些看守，说话粗鄙，动辄打骂，浑身透着凶气。

轮到他值日放风时，他就悄悄往远处站，让那些人能有机会说说话。看到他们偷偷传递小纸条，他就转过身，假装看天上的云。他知道这样做危险，但他控制不住自己——那些人的眼神，像极了家乡田埂上，乡亲们期盼收成的眼神。

江竹筠被押进来那天，天阴沉沉的。黄茂才听说过她，听说她受了很多刑，却一句口供都没说。他主动申请押解她去牢房，走到走廊尽头，看周围没人，轻声说：“你是大山铺镇的？我是荣县的，咱们是老乡。有事……可以告诉我。”江竹筠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满是警惕，点了点头，没说话。

后来，曾紫霞找他说话。这个比他小三岁的姑娘，说话轻声细语，却很有力量。“我们是为穷苦百姓奋斗的，你的父母也是穷苦人，你该知道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黄茂才听着，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他想起家乡的田埂，想起父母弯腰劳作的背影，眼眶发热。“我成了助纣为虐的帮凶。”他喃喃地说。

慢慢地，他开始帮他们做事。传递信件，带报纸，送药品。江竹筠给他塞过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小黄，多做对革命有益的事，你就是有功之臣。”他把纸条贴身放着，夜里睡不着觉就拿出来看，字里行间的信任，让他觉得浑身有了力气。

一九四九年正月初一，渣滓洞难得有了点生气。他支走了其他看守，让哨兵放宽警惕，看着江竹筠和同志们走出牢房，互送礼物，唱歌跳舞。那一刻，监狱里的空气好像都鲜活了起来。可就在这时，谢伯衡提前回来了，脸色铁青地把所有人赶回了牢房。第二天，李磊把他骂得狗血淋头，枪口顶着他的胸口：“再敢乱来，毙了你！”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江竹筠给他一封信托他送出。“这是给我儿子和表弟的。”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决绝。黄茂才知道，这可能是她的绝笔信。他郑重地接过，放进怀里：“放心，我一定送到。”十一月十四日，重庆解放前夕，他听到了江竹筠被害的消息，坐在宿舍里，哭了很久。

重庆解放前夕，他因为“不稳定”被遣返回家。临走前，同志们给了他一封介绍信，让他找狱外的同志。可重庆太乱了，他找了几天都没找到，为了安全，只好把信烧了。他以为回到家乡就能安稳度日，却没想到，等待他的是这样的命运。

公安部门查了很久，没查到更多线索，最终判了他无期徒刑。劳改队的日子很苦，他却很安分，干活从不偷懒。后来因为表现好，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又减了二年，一九六四年出了狱。

出狱后，村民们都躲着他，背后指指点点。“特务”“刽子手”的骂声，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他不辩解，只是默默干活，有空就写申诉材料，一封封寄出去，却石沉大海。他相信，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

一九八一年五月，一封来自重庆烈士陵园纪念馆的信，送到了黄茂才手上。信里说，清理档案时发现了他帮助同志的材料，让他去重庆核实。他握着信，手不停地发抖，眼泪掉在信纸上，晕开了字迹。

在成都中医学院的教室门口，他见到了曾紫霞。“曾老师，我是渣滓洞的黄茂才。”他哽咽着说。曾紫霞愣住了，随即抱住他，泪流满面。“小黄，我们找了你好久。”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二日，荣县人民法院撤销了原判，宣告他无罪。后来，他成了荣县政协委员，每月有三十元的生活补助。一九九七年十月，他去了江姐故居，在纪念册上写下：“江竹筠同志真不愧是巾帼英雄，我永远尊重她、爱护她！”

阳光透过故居的窗棂，照在他的字迹上，透着温暖。风从门外吹进来，带着山间的气息，像极了一九四六年那个春天，他离开家乡时，母亲送他的那个清晨。

一九六四年他出来的时候，头上有了白发，走路的时候腰微微弓着，像还在田埂上低头看庄稼。

回到村里，人们不叫他黄茂才，叫他“那个特务”，叫他“劳改释放犯”。小孩子朝他扔石子，他躲，躲不开的就挨着，石子打在身上，闷闷的。

他也不争辩。

每年清明，他都去江姐故居。站在那里，什么话也不说，站一会儿，转身走了。有一年看守故居的人问他：“你是哪个？老看你来。”

他说：“我是荣县的。”就走了。

一九八一年五月，一封信从重庆寄来。信封上的字是钢笔写的，蓝墨水，笔迹很硬。

黄茂才拆信的时候手又抖了。这回不是因为不安，是因为他认得那个落款——重庆烈士陵园纪念馆。

信上说，清理档案的时候发现了一些材料，是当年脱险的人写的，里面提到一个姓黄的看守，做了许多事。请他到重庆去一趟。

黄茂才把这封信看了三遍。然后把信折好，放进上衣口袋里，扣好扣子。

他到重庆的时候是下午。纪念馆的卢馆长在办公室里等他，桌上摊着一些发黄的纸，纸张的边缘脆得像干树叶。

黄茂才坐下来，把帽子放在膝盖上。他说了起来。

他说一九四六年怎么去的渣滓洞，说曾紫霞怎么跟他讲革命的道理，说江姐怎么悄悄把纸条塞进他衣袋里。他说那纸条上的字很小，写得密密麻麻的，他回宿舍看了好几遍，看得眼睛发酸。

他说一九四九年正月初一那天，他把看守们支走，让江姐她们在院子里搞庆祝活动。后来谢伯衡提前回来了，发了脾气，李磊第二天把他骂了一顿，说“老子枪毙你”。

他说这话的时候笑了一下，很轻，像是笑一件很久远的小事。

卢馆长听完了，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去找曾紫霞。她在成都中医学院。”

黄茂才坐了一夜的火车到成都。他在中医学院的教室里找到了曾紫霞。她正在上课，站在讲台上，手里捏着一支粉笔——和他当年在乡下学堂里捏粉笔的姿势一模一样。

他在门口等着。等下课铃响了，等学生们走完了，他走进去。

“曾老师，我是渣滓洞的黄茂才呀。”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哭了。不是那种出声的哭，是眼泪自己淌下来的，顺着脸上的皱纹走，走得弯弯曲曲。

曾紫霞看了他好一会儿，认出来了。她把粉笔放下，走过来，握住他的手。她的手是暖的，干的，微微有些颤抖。

她说：“你还活着。”

他说：“活着。”

曾紫霞找了几个当年的知情者，写了证明材料。那些人也老了，写的字歪歪斜斜的，但每份材料上都盖了章，红红的，圆圆的。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二日，荣县人民法院改判黄茂才无罪。

判决书送到他手上的时候，他正在地里拔草。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接过判决书，看了一眼，然后折好，放进上衣口袋里——和那封信放在一起。

他继续拔草。

后来县政协增补他为委员，每月有三十元生活补助。他拿这钱买了一条烟，给村里每家每户送了一包。人家问他做什么，他说不做什么，就是高兴。

再后来，重庆烈士陵园请他去做顾问，指导渣滓洞的修复工作。他去了，每天在旧址上走来走去，告诉工人们这里原来是什么，那里原来是什么。

有人来参观的时候，他就给人家讲。讲江姐，讲曾紫霞，讲那些信，讲正月初一那天的庆祝活动。他讲得很慢，四川话，有时候讲到一半停下来，像是要想一想。

听他讲的人有的哭了。他不哭，只是说：“她们是真正的勇士。”

二〇一一年七月七日，他八十六岁了，又去了江姐故居。他在纪念册上写了一行字，字写得很用力，纸的背面都凸起来了：

“江竹筠同志真不愧是巾帼英雄，我永远尊重她、爱护他。”

他把“她”写成了“他”，又划掉，在旁边重新写了一个“她”。那个划掉的字留下一个墨团，黑黑的，像一个小小的洞。

他合上纪念册，走出门去。外面的阳光很好，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亮亮的。

故居的管理员看着他走远，觉着他的腰好像比来时直了一些。

也许没有。

小史公曰：乱世之中，人心如烛，微光难明。茂才本为乡野书生，迫于生计入魔窟，然良知未泯，暗助志士，冒死传书，其功不可没。蒙冤三十载，初心不改，终得昭雪。盖天地有正气，虽历经风霜，终不掩其光。江姐等英烈舍生取义，茂才坚守本心，皆为家国。观其一生，可知平凡之人亦有大义，岁月流转，公道自在人心。

有词《梧桐影》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