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号召来鸣放，意见通宵就上墙。

一夜英雄成右派，逃亡蒙古盼还乡。

话说一九五七年的春天，风掠过上海的街道，带着些暖融融的软意，却又藏着几分说不清的躁动。《人民日报》的铅字印得方正，四月二十七日的整风指示，像一粒石子投进平静的水面，城里的知识分子们都动了起来。茶馆里、校园里、报社的编辑部里，到处都是说话的声音，有建议，有牢骚，也有真心实意的期许，人人都觉得，党肯敞开耳朵听意见，肯做自我批评，是件顶天立地的事。

唯有上海第一医学院，静得反常。梧桐树叶落在柏油路上，窸窸窣窣的声响都听得真切，却没有一张大字报贴出来，没有一次热烈的讨论开起来。师生们照旧上课、实验、走路，擦肩而过时的寒暄都简短得很，仿佛那阵 “鸣放” 的风，绕着这所校园打了个转，便飘走了。

这样的冷寂，熬到六月就撑不住了。院党委副书记汪珊坐在大会堂的主席台上，脸沉得像梅雨季的天，扩音器里的声音砸在台下学生党团员干部的心上，嗡嗡作响。她骂大家麻木不仁，骂大家眼里只有书本没有政治，末了，话里带着几分不容置疑的鼓动：“若是真对党有忠诚热烈的感情，回去就行动，我明天，就要看到成效。”

徐洪慈坐在台下，心里的火一下子就烧了起来。他不是普通的学生，一九三三年生的，十四岁就入了地下党，一九五三年见过毛主席，如今是班级党支部宣传委员，调干生的身份，在院里本就有些分量。他信汪珊的话，更信党的号召，觉得自己该带头，该做那个第一个开口的人。

散会后，他回了宿舍，喊来庄德润、徐学仁、周钦宗，还有女友戴安娜，一共十四个同学。一盏昏黄的电灯下，十几个人围着桌子，你一言我一语，草拟起大字报。意见一条一条记下来，有说党内竞选不够民主的，有说肃反有些错案该平反的，也有说学校办学太偏，只认苏联专家，只开俄语课，该添些英语、日语、德语的。前前后后，写了五十一条。

只是周钦宗誊写时，漏了第二十三条，五十一条便成了五十条。徐洪慈没在意，他看着那张写满字的纸，心里满是热忱，觉得这是自己作为党员的本分，是帮着党整风的心意。他万万想不到，这纸上的每一个字，日后都会变成钉在他身上的标签，变成 “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证据。

当校领导指着大字报质问他时，徐洪慈的委屈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他想不通，自己一片真心，怎么就成了罪过？他只能去找戴安娜，那个平日里温柔体贴的姑娘，是他此刻唯一的慰藉。他红着眼眶说，到底是我对，还是他们对，三百年后见分晓。若是在这里待不下去，就出国去，无产阶级革命，本就不分国界。

他说这些话，不过是一时的气话，一时的委屈，像孩子受了委屈找母亲哭诉，没想着藏着掖着。可他忘了，人心不是玻璃，透亮却未必温热。没多久，校领导就找来了，带着他对戴安娜说的每一句话。那些话，像一把把小刀，剜掉了他的党员身份，剜掉了他的学籍，也剜掉了他对这世间的几分天真。

他成了右派，被送到安徽白茅岭农场劳动改造。走之前，学校的人说，好好表现，表现好了，就能把你要回来。这句话，像一根救命的稻草，攥在徐洪慈手里。大半年的日子，他扛着锄头下地，顶着烈日干活，再苦再累，都记着这句话。后来，他偷偷给上海的母亲写了信，让母亲去找校领导，可学校的门，对这位母亲关得死死的。

母亲找到学校，质问那些人：“国民党的时候，我们把儿子培养成共产党员，怎么到了你们手里，反倒成了右派？这是谁的责任？” 没人回答她，办公室的门被关上，隔着一道门，是一位母亲的痛哭，是一个儿子的希望，碎得七零八落。

徐洪慈的希望，也碎了。他想，既然他们不让我回，那我就自己逃回去。在农场，他遇到了储香斋，华东师范大学的俄语高材生，也是因为鸣放成了极右。两个同病相怜的人，一拍即合，决定一起越狱。白茅岭农场没有电网，看守也松，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四日的清晨，天还没亮，两人趁着雾气，溜出了农场，这是徐洪慈第一次逃跑。

他们一路疾走，走到浙江长兴的泗安，坐汽车，转火车，第二天傍晚，就到了上海北站。徐洪慈早想好了后路，要从西藏去印度，再从印度去香港，可这条路，需要钱。母亲拿出了全部的积蓄，五百块，塞到他手里。他不敢回家，也不敢住旅馆，只能躲在火车站的角落里睡觉。可半夜，派出所的警察还是找来了，盘问的声音响起时，他趁人不备，翻窗跑了。

他只是想再看一眼母亲，可刚靠近家门，就被守着的便衣抓了个正着。再次被押回白茅岭，他被关进了禁闭室，民兵轮流守着，有人警告他，再越狱，就当场击毙。那间禁闭室，其实是农场的仓库，堆着数万斤花生，和他一起被关的，还有三个犯人。四个人没事做，就磕花生，聊着天，个个都吃坏了肚子，一趟趟打报告要上厕所，看守被磨得不耐烦，渐渐就松了警惕。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的深夜，徐洪慈又拍着门喊要上厕所，看守迷迷糊糊地开了门，他趁人不注意，转身就窜上了三米高的墙，融进了夜色里。这是他第二次越狱。农场里没有探照灯，没有电网，民兵只能朝黑暗里胡乱放几枪，晃着手电筒，可哪里还有他的影子。

这次，他改了路线，先到芜湖，再回上海拿了钱，原本要去西藏，可听说西藏乱了，便改道去云南，想从云南进缅甸。他走到云南泸水，按着手里民国的地图，觉得离国境线还有两百公里，便放下心来，去理发店理发，去县政府食堂吃饭。他不知道，此时的泸水，早已是边境。一个外地口音、衣衫不整的人，出现在国境线附近，太扎眼了。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日，就在离缅甸只有半步之遥的地方，他被边防警察抓住了。他用了伪造的证件，名字叫李卓丹，泸水的看守所搞不清他的来历，就把他关在了十号监室。那是一栋两层小楼，监室的窗户朝外，能看见高黎贡山，山的那边，就是缅甸。

看着那座山，徐洪慈不想放弃。他想，既然缅甸就在眼前，怎么能甘心被关着？他开始观察监室的墙，是土夯的，墙边嵌着一排木桩，防止犯人掏洞。他用头试了试木桩的缝隙，第二根和第三根之间，竟能伸进脑袋。一个挖洞的念头，在他心里生了根。他怕身份暴露，怕泸水公安局查清 “李卓丹” 是谁，便连夜开始挖，用不锈钢的调羹，一下一下，像土拨鼠一样。土质硬了，就撒点尿泡软，挖出来的土，就推到床底下，塞进通铺的缝隙里。

挖了四天，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的凌晨，墙终于被打通了。他疲惫得很，却又兴奋，伸手就要往外探，可一股彻骨的疼，从手背传到全身 —— 是步枪的刺刀，刺穿了他的手背。警察早就知道了他的心思，守在墙外，等他自投罗网。一顿毒打下来，他浑身是血，这次越狱，连墙都没翻出去，就结束了。

泸水县法院给她加判了六年刑期。法官看着堂下萎靡的他，语气里带着几分遗憾：“你是学医的，水平比我们这里所有医生加起来都强，我们这边境地方，最缺你这样的人。若是你不一次次越狱，我本想轻判的。你的前途，都是被自己毁了。”

徐洪慈听着，心里没什么波澜。一次次的逃跑，让他成了看守所里 “臭名昭著” 的人，管教们都讨厌他，辗转了几个关押地，最后到了大盐农场，他遇到了管教王金如。王金如识才，知道他懂医，就把他调到了医务室帮忙。这份难得的信任，像一缕光，照进了他灰暗的日子。他暗暗发誓，六年就六年，再也不跑了，好好服刑，好好做事。

他真的安下心来，熬过了六年。一九六五年，刑满释放，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回家。可监狱领导说，他态度恶劣，要继续留场。更糟的是，王金如调走了，新的管教是木世勤，总在半夜开着喇叭喊口号，美其名曰思想改造，吵得犯人整夜睡不着。徐洪慈忍无可忍，一次次和他理论，两人的关系，坏到了极点。

一九六六年，文革来了。徐洪慈成了第一批被批斗的人，过去的所有罪状，都被翻了出来，一条条念，一遍遍批。万人大会上，他被五花大绑着游街，有人踢他，有人打他，有人用枪托砸他。最后，他被加刑二十年。六年熬完了，还有二十年，这日子，像一眼望不到头的黑暗。

他被关进了丽江五零七农机厂的重刑犯监狱，四面都是高墙，电网绕着，机枪架着，警犬守着。在这里，他却成了囚犯里的 “智多星”，懂医，识字，脑子活，帮着大家解决些难事，威望越来越高。可这威望，却引来了监狱长李德荣的警觉，李德荣怕他带头闹事，竟起草了一份报告，说他要组织犯人集体暴动越狱。这份报告送上去，徐洪慈必死无疑。

幸好，一个在监狱打杂的犯人，冒着风险把消息告诉了他。徐洪慈知道，不能等死，他要第四次逃跑。他学着画了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的信笺，找了块干硬的肥皂，刻了公章，弄来印泥，做了三张探亲的介绍信。他攒粮票，备干粮，还偷偷做了一架可拆卸的木梯，把零件藏在各处。他观察了很久，发现这监狱夏天用电高峰总停电，八月最多。

一九六九年八月七日的早上，监狱里果然贴出了断电的通知。白天，他把东西转移到钳工间，把木梯零件扔到事先看好的墙角死角。他故意闹情绪，不理人，不吃晚饭，假装早早睡下，晚上点名时，却响亮地答了一声 “到”。点完名，大家都去洗漱，他趁机躲进了花坛。

夜深了，整个监狱都静了下来，他拿出藏着的零件，拼好木梯，走到墙下，却发现梯子不够长。许是老天可怜，墙角竟放着两根扁担，他用短绳把扁担和梯子绑在一起，终于够到了墙头。翻过去的那一刻，他撒腿就往南跑，身后的枪声，远远地响着，却没打中他。

云南的大山，莽莽苍苍，他一路狂奔，用机械表看方位，渴了喝河水，饿了就找昆虫的幼虫、蚯蚓填肚子。生火时，他在树根挖个十字槽，借着穿堂风让树枝烧，烟雾被树冠挡着，散在林子里，没人能发现。遇到民兵盘问，他就拿出那份伪造的介绍信，竟也蒙混过关。走到金沙江时，刚下过大雨，河水咆哮着，浪头一个比一个高，路边的农民劝他，别过，会淹死的。可他怕警犬追来，咬着牙，跳进了河里，水几乎漫过头顶，他凭着一股劲，竟真的渡了过去。

十四天，他走出了云南，到了四川，买了一张火车票，回了上海。母亲见到他，抱着他哭，说：“你是我的儿子，有骨气。” 他不敢久留，拿了母亲塞的一百块钱，又走了。向南的路走不通，他就往北，一个月后，到了中蒙边境的二连浩特。这里戒备森严，可他走近边防站时，亮着的灯光，突然灭了。他贴着岗楼走，那里是雷达的盲区，竟就这么偷越了国境。

蹲在蒙古的土地上，他朝着南方，看了很久，那是祖国的方向，多灾多难的，生他养他的地方。一九七二年九月十日的夜里，他蓬头垢面地走进了蒙古的边防站。若是早来一点，他定会被遣送回国，可巧，蒙古刚颁了新法，越境的人，未经审判，不能送回。

审判时，蒙古的官员同情他的遭遇，却又怀疑他是间谍，让他拿出证据。徐洪慈说，去看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的《人民日报》，上面有批判他的文章，他还能背一段。就这样，他洗清了嫌疑。可法官又让他说些中国的情况，说监狱里是不是饿死人，说中国的经济怎么样，还说，他曾在党内工作，定知道些高层的事。

徐洪慈看着法官，平静地说：“我们好比邻居，我家出了事，投奔你，你却要我把父母的隐私告诉你，这样的邻居，有道义吗？” 法官无话可说，收回了要求，判他去宗哈拉的大森林服刑一年。那地方，夏天牛虻能把人叮得满身是包，冬天冷得能冻掉脚趾，日子苦不堪言。

在祖国，他被磨着性子，在蒙古的大森林里，他却慢慢 “野” 了回来，遇事能动手，就不再费口舌。刑满释放后，他去医院看眼睛，遇到了护士奥永，二十一岁的姑娘，单纯，善良，被他的才华和学识打动，两人走到了一起，成了家，在后杭盖省的蒙古腹地，生了两个孩子。

在蒙古，他的医术没了用武之地，只能干力气活，搬木头，搬石头，养家糊口，家里的家务，一日三餐，也都是他做。第一次领到工资，他就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每天听着，一点点了解国内的消息。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了；一九七九年，他隐约觉得，国内的天，要亮了；一九八一年的冬天，他收到了母亲的信，说上海第一医学院，为他的右派问题平了反。

一九八二年春天，上海市公安局也为他的劳教问题平了反，可云南，却不肯松口。回国的念头，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发了芽，疯长。他给中央的老领导写信，黄辛白，乔石，都是他曾在华东局共事过的人。老领导们做了指示，可云南的法院还是说，右派平反是上海的事，在云南，他的越狱罪，不能赦免。

徐洪慈又写了信，字字恳切：“冤案在前，死亡逼迫在后。若是我不越狱，不自救，今日的平反书，恐怕只能对着我的墓碑朗读。” 这句话，终于传到了中央，中央做了明确指示，直接下发云南。一九八二年六月，被冤枉了二十五年，四次越狱，亡命三万里，流落异国十余年的徐洪慈，终于得到了全面的平反。

这年十月，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来信，告诉他，可以回国了。他欣喜若狂，可蒙古国家安全局却找来了，要他加入蒙古国籍。过去十年，他怕被引渡，一次次申请入籍，都被拒绝，如今要回国了，对方却留他了。徐洪慈只说了一句：“祖国的魅力，就在于永远令人难忘。”

蒙古人不肯轻易放他，扣着他的护照，说他没那么容易走。就在这时，奥永站了出来，这个温柔的蒙古姑娘，穿过一排排卫兵，硬闯了中国大使馆，把护照拿了回来。一九八三年，流亡十一年后，徐洪慈终于踏上了回国的路，带着奥永，带着孩子。

上海的弄堂里，他和母亲相拥而泣，母亲还是那句话：“你真是我的儿子。” 弄堂里的邻居，都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一个个红了眼眶。他回到上海第一医学院，留校的同学见到他，第一句话都是：“你居然还活着？” 同学们为他开了欢迎会，他站在台上，泣不成声。著名病理学专家朱世能拉着他的手，说：“当年你的成绩比我还好，没想到你吃了这么多苦，我们总埋怨命运不公，可命运对你，才是最不公的。”

欢迎会过后，有人提起了戴安娜。那个他曾经深爱过的姑娘，那个把他的话告诉校领导的姑娘，成了他心里一道没愈合的疤。在同学的安排下，他终于见到了戴安娜。多年未见，两人都有些尴尬，沈同学和一位年轻医生识趣地走了，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长久的沉默。

最后，还是徐洪慈先开了口：“你还好吗？” 戴安娜也问他：“你还好吗？你父母还好吗？” 千言万语，都堵在喉咙里，说不出来。后来，戴安娜对安排见面的沈同学说了三句话：“没想到他的妻子比他小二十多岁，做他女儿还嫌小。”“他当时那个处境，不能怪我，我也是走投无路。”“我们现在，都要感谢邓小平。”

徐洪慈听说了这三句话，只是淡淡说：“严格地说，前面两句，总要打点折扣。”

日子终于平静下来，他带着家人在上海安顿，在上海石化总厂教育中心做了高级讲师，奥永依旧做护士，孩子们慢慢长大，一切都像回到了正轨。可那些年的经历，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监狱长李德荣，成了他一生的梦魇。

一九九一年，他终于还是回了云南，他要见李德荣，要解开那个心结。在狱友邓巨卿的安排下，两人见了面。二十多年过去了，李德荣老了，萎靡了，可见到徐洪慈，还是愣了一下，伸出手要握手，徐洪慈看了他一眼，没有伸手。

邓巨卿打破了尴尬，说：“老李，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他当年怎么越狱的吗？当事人就在这，问问吧。”

李德荣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像抓住了救命的稻草，急切地问：“我最想不通的，就是你没有梯子，怎么翻的墙？”

徐洪慈看着他，平静地说：“这是你判断的致命处。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梯子？梯子是可以拆卸的。”

李德荣愣了愣，突然失声大叫：“噢！原来你做了一架可拆卸的梯子，用绳索和木头拼的，翻过去再拆了，让我们永远找不到痕迹！”

徐洪慈笑了笑，点了点头。

那一刻，所有的恩怨，仿佛都烟消云散了。两人相视一笑，一起拍了张合影，照片里，两个老人，并肩站着，背后是云南的天，蓝得透亮。

从云南回来，徐洪慈终于彻底安心了，前尘往事，皆已了结。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四日，上海石化总厂给了他老干部离休证书，组织上早已恢复了他的党籍，从拿到证书的那一刻起，他终于成了一名正式的离休干部。

仿佛是完成了一生的使命，拿到证书的第三天，徐洪慈因癌症引发的呼吸衰竭，走了。三个月后，组织上下发了批复，徐洪慈同志，享受局级待遇。

有人问过他，这一生，值吗？他说，在专业上，在人生抱负上，他一无所成。这一生，唯一的成功，就是在残酷的环境里，守住了自己的人格，守住了一个人的尊严。

按世俗的标准，他不是成功人士，没有发明创造，没有留下多少物质财富。可他的一生，在另一个维度里，活成了一种模样 —— 一种不肯低头，不肯屈服，守住本心的模样。像一株长在石缝里的草，风吹雨打，却始终向着光，拼尽全力，活出了自己的尊严。

小史公曰：洪慈少怀赤心，因言获罪，廿五载蒙冤九死，四度越狱未屈其志。虽术业未展，然守人格、护尊严，精神不屈，斯为大丈夫也。

有词《梧桐影》赞叹：

医学生，流亡命。逃遁但求清罪名，无成一事彰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