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纱硕鼠执官印，面子工程遮视听。

义士上书来举报，蛇虫连手欲加刑。

话说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八日早晨，迁西县笼罩在一层薄薄的灰色雾霭中。马树山坐在自家客厅的旧藤椅上，看着窗外光秃秃的槐树枝。七十五岁的他腰背已经佝偻，但那双眼睛依然保持着一种锐利——那是多年从事农业工作、习惯于观察土地与天气变化的人特有的眼神。

茶几上散落着几张信纸，钢笔斜搁在墨水瓶边。马树山的手指关节粗大，布满老年斑，此刻正轻轻敲击着膝盖。他想起昨天在街上遇见的老张，那位曾在县委大院做门卫三十年的老人，悄悄告诉他：“老马，你那几封信，怕是惹麻烦了。”

马树山只是点点头，什么也没说。他能说什么呢？说那些关于亮化工程的举报信，那些关于人事任用的疑问，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说他已经以五种不同的名义，向省里、市里投递了六封信件？说他昨天又寄出了三十封，给县里每一个主要干部？

门铃响了。

马树山缓缓起身，穿过堆满旧报纸和农业期刊的走廊。门外站着两名警察，年轻的那个表情严肃，年长的那位眼神有些躲闪。

“是马树山吗？”年轻警察问。

“是我。”

“请跟我们走一趟，有些事情需要您配合调查。”

马树山点了点头，仿佛早就预料到这一刻的到来。他转身进屋，取了件外套，又检查了煤气是否关好，然后跟着警察离开了家。他甚至没有锁门——在农村，许多人白天都不锁门的。

看守所里的日子单调而漫长。马树山被关在一个四人间的牢房，同室的是一位醉驾的年轻人和两个小偷。他们好奇地打量着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不明白这样的人怎么会来到这里。

“老爷子，您犯啥事了？”醉驾的年轻人问。

“写信。”马树山简短地回答。

“写信也算犯法？”

马树山没有回答。他靠在冰冷的墙壁上，想起了自己担任农业农村局局长的那些年。那时他也常常写信——向上级申请农业补贴，为受灾农户争取救济，反映水利设施的老化问题。那些信大多石沉大海，偶尔有几封得到回复，就能解决一村人的困难。

而现在，他写的信却把他带到了这里。

律师陈伟第一次会见马树山时，发现老人出奇地平静。

“他们指控您诬告陷害和诽谤。”陈伟说。

“我知道。”

“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马树山沉默了一会儿，说：“城关的亮化工程，花了几千万。去年大旱，西乡的农民连灌溉的水都没有。我算过账，那些灯一年的电费，够打五十口井。”

“但这不是法律问题，是政策问题。”陈伟耐心解释。

“那人事安排呢？郑艳华部长的侄子，高中都没毕业，怎么进的财政局？”

陈伟叹了口气：“这些都需要证据。”

“证据？”马树山苦笑道，“证据都在档案室里，可谁去看呢？谁又敢去看呢？”

庭审的日子定在一月，但马树山没有等到那一天。一月中旬的一个下午，看守所的门突然打开了，狱警通知他可以离开了。

“取保候审？”马树山问。

“检察院撤诉了。”

马树山愣了愣，然后缓缓收拾起自己简单的物品——一条毛巾、一只搪瓷杯、两件换洗衣服。走出看守所时，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社区的工作人员在门口等他，说要送他回家。

车上，工作人员谨慎地说：“马老，这件事...上面很重视。”

马树山望着窗外飞逝的街景，那些他曾举报过的路灯在白天里沉默地站立着，像一排排无言的士兵。他忽然想起契诃夫小说里的一句话：“在乡村里，一个人的死亡不是事件；而在城市，一个人的死亡只是新闻。”

回到家，马树山发现院子里站着几个邻居。他们什么也没说，只是点点头，然后各自散去了。傍晚，老张悄悄过来，塞给他一包烟叶。

“听说了吗？”老张压低声音，“李书记被带走了。”

马树山的手顿了顿，继续卷着烟。

“还有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二十多个人呢。”

马树山点燃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咳嗽起来。他的肺不好，医生早就让他戒烟了。

“老马，你赢了。”老张说。

马树山摇摇头，什么也没说。他望着暮色中渐渐亮起的路灯，那些他曾为之写信、为之入狱的灯，此刻正一盏盏亮起，将街道照得如同白昼。

他想，明天该去西乡看看了，听说那里的井还是没打成。

小史公曰：马树山事，令人唏嘘。退休老者因书陷狱，悲哉！其勇揭时弊，堪比古之直臣，遭遇却堪叹。司法为天下之平，然此案公检法速办，月余成讼，若非舆论与高层干预，冤案必成。李贵富虽被查，实赖媒体曝光，非制度之幸，乃偶然耳。今刑上庶人易，督公卿难。此案虽纠，同类恐非孤例。愿执政者引以为鉴，使举报无惧、执法无私，则天下百姓幸甚。

有词《梧桐影》赞叹：

捅马蜂，遭拘捕。如若舆论无作为，批评判罪蹲囹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