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海星槎渡影頻，扶風金葉證前因。

牡丹燼里雙棲翼，各是紅塵煉骨人。

話說一九七八年冬天，北京長安街上的風像刀子似的，卷着沙土往人臉上割。胡同深處一間出租屋，窗戶紙糊了三層，風還是從縫裡鑽進來，嗚嗚地叫。土炕冰涼，炕席上蜷着個年輕人，穿着件洗得發白的軍褲，膝蓋那兒補了塊顏色不一樣的布。他把手插在褲兜里，摸着那張紙——紙邊已經磨起了毛，軟塌塌的，可他覺得那東西比鐵還沉，墜得他整個人往下陷。

勞教釋放證明。

他叫李春平。三十二歲。以前是昆明空軍工程兵的班長，入了黨，後來轉業到北京電影製片廠當保衛科幹部。那時候他走在街上，腰杆筆直，碰見熟人都沖他點頭。現在他蹲在這間屋裡，聞着從窗縫裡擠進來的鄰居家的飯菜香，胃裡一陣一陣地抽。

他試着找過活計。人家一看見那張紙，臉就變了，話也不肯多說一句，好像他是什麼髒東西。他站在大街上，看着人來人往，覺得自己像個影子——影子沒有分量，踩在地上也沒聲音。

後來有個熟人跟他說：“你往外國人多的地方去。”

這話像根繩子，他抓住了。

每天天不亮他就起來，把那件唯一沒有補丁的中山裝熨平。他熨得很仔細，領口、袖口，一遍遍地來回推。然後揣着那本卷了邊的英語詞典，走到北京飯店的大堂里去。他假裝等人，眼睛卻往那些外國人身上瞟。大堂里暖和，熱風吹得他手心出汗，可他不敢脫外套——那件毛衣的肘部破了兩個洞。

他等了三個月。

一九七九年春天，北京的楊樹剛冒出點毛毛穗兒。一個戴珍珠項鍊的美國女人走到他面前，用生硬的漢語一個字一個字地說：“你——像——我的——故人。”

他愣了一下。他外婆是中法混血，他身上有八分之一外國血統，高鼻梁，卷頭髮。他以前不覺得這有什麼，這會兒才忽然明白，這張臉原來也算個東西。

女人遞給他一張名片。他沒接。

他說：“謝謝，我不需要。”

那時候他心裡還剩下那麼一點點傲氣。那點傲氣像是最後一件乾淨衣裳，他捨不得弄髒。

可等他回到那間出租屋，看見桌上那封信的時候，那點傲氣就碎了。信是懷孕的女友寫的，說她不敢告訴家裡人，孩子的父親是個勞教釋放人員。

他把信紙攥成一團，又展開，又攥上。紙上洇開幾塊水漬，分不清是眼淚還是手心的汗。

後來他去英國打工。沒幹多久就出了車禍，腿壞了，沒錢治，草草包紮了一下，拄着拐杖回了北京。他以為這輩子就這麼着了。可那個美國女人還在找他。

一九八〇年，他捏着她寄來的機票，登上了去洛杉磯的飛機。飛機落地，一輛黑色的勞斯萊斯停在他面前，把他拉到了一座帶泳池的莊園裡。草坪剪得整整齊齊，陽光照在泳池上，亮得晃眼。

女人遞給他一份協議。讓他以“養子”的身份照顧她起居，不得對外透露兩人的關係。他簽了。

每天早上，他要量好早餐的溫度。六十五度，她習慣的那個度數。白天他給她朗讀劇本，有些段落他讀不懂，就硬着頭皮念。晚上給她按摩雙腿，直到她睡着才能走。他不能單獨外出，不能跟異性說話。

他站在窗邊看外面街上的人，覺得那個莊園像個籠子。鍍金的，可還是籠子。

有一回他在書房裡發現一個上鎖的盒子。他找了個鑰匙打開——裡面是一張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年輕男人，跟他有七分像。後來女人告訴他，那是她二戰時犧牲的飛行員初戀。她說話的時候眼睛紅紅的，聲音抖得厲害：“我找了他三十年，直到看見你。”

他沒說話。他忽然什麼都明白了。他不是什麼故人，他是個影子，是別人的替身。

十年。

他看着她站在聚光燈下風光，也見過她一個人對着那張照片掉眼淚。他想過走。每次他剛有這個念頭，她就拿出他家人的照片，輕聲說：“你母親的病，我找了最好的醫生。”

他就走不了了。

一九八八年，查出癌症。一九八九年冬天，她躺在病榻上，瘦得只剩一把骨頭。她的手攥着他的手，力氣大得不像個病人：“我死後，一切留給你。但永遠不要說出我的名字。”

同年十一月，他們結了婚。沒有婚禮，只有兩個人，一張紙。

一九九〇年七月，她死了。遺囑上寫，百分之九十的財產留給他。

他站在空蕩蕩的莊園裡，那些值錢的東西擺了一屋子，他覺得心裡也空蕩蕩的。

一九九一年，他回了北京。十三年前他從這兒灰溜溜地走了，十三年後他坐着汽車回來的。在建國門買了豪宅，一千五百平米，裡頭擺着明朝的花瓶，醇親王用過的柜子。他家門口天天排着要錢的隊，連保鏢都借他的名頭開了公司。他到處撒錢，有人說他揮霍，有人說他慈善，二十年捐了六個多億。

有老朋友私下說：“他發錢是一種發泄。”

他自己也知道。痛快過了，還是空。

二〇一六年，查出阿爾茲海默症。腦子慢慢不管用了。身邊的人開始圍着他的錢打轉。助手帶他去澳門，欠了一個億的賭債。剛來兩個月的保姆帶着他去辦了結婚登記。親妹妹把他告上法庭。還有個給他生過兒子的女人也來爭。最嚇人的是那年十月二十五號深夜，七輛車開到療養院，二十多個人衝進來把他帶走了。二十五小時後警察找到他，他眼神呆滯，只記得自己“簽了很多合同”。

後來他常泡在洗浴中心裡，身邊圍着一群工作人員，沒有一個親人。錢一點一點被掏空。等錢差不多沒了，他被送進醫院。死的時候，身邊連個送終的人都沒有。

從頭到尾，他沒說過她的名字。

有人猜是赫本，有人猜是嘉寶。他在自傳里否認了。他只說她是三四十年代的影星，有過兩次婚姻，財產來自父親和前夫。人們翻來覆去地查，覺得最可能是瑪麗·馬丁——百老匯演《彼得·潘》和《音樂之聲》的那個，第二任丈夫是派拉蒙的製片人，一九九〇年九月死於癌症。年紀、時間、經歷，都對得上。

可這又有什麼要緊呢。

長安街的風還刮着，胡同里的日子還照常過着。再沒有人看見那個揣着英語詞典、站在飯店大堂里假裝等人的年輕人了。

他這輩子，起落浮沉，熱鬧了一場，最後什麼也沒落下。

風一吹，那些事就散了。

小史公曰：李春平的一生，確是一部傳奇戲文，墨跡間卻透着是非的影。你看那浮沉軌跡，說是造化弄人也可，說是自己走的路也通。街談巷議里，有人艷羨那陡然潑天的富貴，嘆一聲“不枉此生”；也有人冷眼覷着他攀附朱門，只道是得失之間，連算盤珠子都撥不響。可怪的是，他竟也懂得從金窟里掏出些良心錢來，灑給那些倒在路旁的——這一筆，倒像是昏黃賬簿上唯一鮮亮的硃批。人生這台戲啊，唱到熱鬧處忽而偃了旗鼓。春平這番遭際，原是世上少有的；至於台下的看客們要如何喝彩或倒彩，便由着他們去罷。

有詞《梧桐影》讚嘆：

鬢染霜，歸程邈。散盡浮名尋故根，餘生只戀長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