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晨雾没青骢，三十年来谜未穷。 莫道星辰归碧落，紫金山月尚悬弓。 话说在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日，一个很平常的早晨。 陈彪院士六点半从家里出来。他住在中科院土壤研究所的院子里，骑着那辆旧自行车，沿着北京东路往南京大学的方向去。这条路他太熟了，三公里，骑车一刻钟，闭着眼睛都能走到。 他爱人郝文英说，他走的时候带着资料，像往常一样，没多说什么。 会议那边等了很久，不见他来。打电话到家里，郝文英说，他早就走了。于是众人开始找。沿着北京东路找，没有。在校园里找，没有。报警，警方来了，学校来了，群众也来了，像梳子一样把那条路篦了几遍，什么都没有。 一个七十岁的人，一辆自行车，一沓会议资料，就这么从南京的早晨里消失了。 陈彪是福建螺洲人。螺洲陈氏，世代名门，祖上出过陈若霖、陈宝琛。他从小跟着父亲到处走，小学毕业在杭州，高中念过福州和成都，大学先读土木，又转电机，因病休学一年，最后在金陵大学物理系落脚。毕业后教过书，后来进了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进南京之前，天文研究所跟着国民政府迁走了九个人，带走了七十五箱东西。陈彪没走，还有五个人也没走。他们留在紫金山上，看见国民党军队往山下退，担心山上仪器受损，就给城里的解放军打了个电话。第二天，解放军来了，把天文台保护起来。 他后来一直在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太阳。一九八〇年当了学部委员，也就是后来的院士。一九九三年年初还去云南开过日震学会。那年他正好七十岁。 有人说，陈院士会不会是提前在家里出了事？他爱人郝文英比他小五岁，土壤微生物学家。组织上调查过，家里也彻底翻了一遍，什么异常都没有。她没理由瞒什么，也瞒不住。 有人说，他会不会已经进了南大校园，在校园里出了事？那天早上六点半出发，六点五十准能到。那个点的校园，即便人不多，也不会空荡荡。一辆自行车，一个大活人，总有人看见。可是没有人看见。 那么只剩北京东路了。 那条路今天还在，闹市区，三公里长。两边有房子，有店铺，有早起的行人和偶尔经过的车。就是在那条路上，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头不见了。 人们猜了很多年。 有人说是车祸。车撞了他，慌了，把人搬上车，把自行车也搬上车，然后开走。但这是早晨的闹市区，想不被人看见，难。而且既已撞了人，为什么要搬走自行车？多此一举。肇事者又不是在做家务，慌慌张张的，哪来的心思收拾得这么干净。 有人说是陈院士自己走的。七十岁的院士，精心准备了会议材料，骑上车去开会，半路上忽然决定不干了，消失了。那个年代的科学家，忠诚、奉献、讲原则，这种事情不像他们做得出来的。况且他为什么要在那天做？他有什么理由？ 有人说是路边小饭馆的事。他起得早，可能没吃早饭。路过一家馆子，被老板招呼进去了，或者被什么动静吸引了进去，然后出了事。这种猜测没有什么证据，只是人们在脑子里替那条路添了一家小饭馆，替那个早晨添了一个弯。 有人说是熟人带走的。会议提前几天就公布了消息，很多人知道他要来。校方会不会派了车去接？如果他知道有车来接，就不会骑自行车出门了。这是一个硬伤。 有人说是被劫走的。几个人开着轿车，一个接他上车，另一个骑走他的自行车。人和车，悄无声息地分成两路消失。这是需要计划的，需要知道他今天要走这条路，需要知道大概的时间，需要准备好一辆车和一个人。在北京东路上做这样的事，不是不可能，但要有胆量，也要有理由。 有人说是敌特干的。暗杀、抢资料、劫持人。暗杀不必带走尸体，抢资料不必带走自行车。至于劫持，如果真有敌特，为什么只盯上他？紫金山天文台和土壤研究所里那么多科学家，别人都好好的。而且他们大可不必挑这一天，也不必把自行车也弄走。 所有这些猜测，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它们都在替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找理由。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先假设它发生了，然后替它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但合理的解释往往不是真的解释，只是让我们好受一点的说法。 生活往往就是这样，它从不负责给出一个圆满的答案。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科技手段尚不足以照亮每一个黑暗的角落，这起案件终究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 如今，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官方名录里，陈彪先生的名字依然静静地躺在那里。在他的生卒介绍中，既没有写“逝世”，也没有写“失踪”。人们只是用了一句极具天文学浪漫色彩的注解来概括他最后的去向：“他大步走向了太阳。” 是啊，他大步走向了太阳。对于一个一辈子都在仰望星空、追逐光芒的人来说，这或许是我们在无力的现实面前，所能给予他的，最体面、也最温柔的定义。 小史公曰：陈彪，闽之望族后也。其治太阳物理，于空白处开天地，建台购镜，育才无数，可谓国之重器。然七旬赴会途中，一朝消失于金陵晨雾之中，竟三十年不知所踪。夫彭加木没于大漠，尚留谜团于世；此公人间蒸发，连车马亦无寻处。紫金山观星台前，至今犹悬“他大步走向太阳”一语——呜呼，科学家之鞠躬尽瘁，死而不已，竟至此境乎？ 有词《梧桐影》赞叹： 寒露凝，秋风冷。孤骑赴会人未归，长空望断寻无影。
|
